❶ 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怎麼被歐洲排斥
●在俄羅斯的社會發展進程中，「西化」成為歷史長河的主流。可以說，「西化」是俄羅斯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俄羅斯一直在追求與西歐的融合」
●與俄羅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並未把俄羅斯視為自己的同宗兄弟。從古至今，西方人始終對俄羅斯抱有一種深深的歧視
●在蔑視俄羅斯文明的同時，西方又對俄羅斯「坐大」懷有強烈的恐懼。這種復雜的情感導致了西方對俄羅斯政策的搖擺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想把俄羅斯作為「小兄弟」納入自己的體系，但更多的則是對俄羅斯的排斥與遏制
7月18日，《環球時報》刊登了鄭羽先生的文章《俄羅斯能融入西方嗎》，文章從俄羅斯國際角色的自我定位和國家安全基本理念的角度論證了俄羅斯不會徹底融入西方的觀點。筆者十分贊同鄭羽先生的意見，但同時認為，與現實的戰略因素相比，傳統的歷史文化因素在更深的層面和更長的歷史時段上制約著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互動，盡管融入西方是俄羅斯長期的歷史追求，但斯拉夫文明的特性以及西方文明對斯拉夫文明的「歧視」，決定了俄羅斯不可能徹底融入西方。
融入西方：俄羅斯長期的歷史追求
從出現國家的那一天起，俄羅斯大致經過了基輔羅斯、韃靼人統治下的羅斯、莫斯科公國、沙皇俄國、蘇維埃俄國和當代俄羅斯六個歷史階段。其間，俄羅斯經歷了五次主要的社會文化轉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韃靼文化的楔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以及當代俄羅斯對社會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可以說，「西化」是俄羅斯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俄羅斯一直在追求與西歐的融合」。
俄羅斯19世紀的哲學家、西歐派的代表人物恰達耶夫曾說，「我們從來不曾屬於東方。東方有東方的歷史，其歷史與我們的歷史毫無共同之處」。他甚至坦言：「俄羅斯會因與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會因西方遷就地同意將我們納入其行列而感到驕傲。」對西方的強烈嚮往使西歐派對本土文化持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強調俄羅斯只有放棄東正教信仰，吸收基督教的精神，沿著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前進，才能實現社會進步。
在俄羅斯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同程度的「西化」成為歷史長河的主流。古羅斯在與拜占庭的交往中受益匪淺。基輔羅斯經「羅斯受洗」而皈依東正教，從而間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在擺脫蒙古人的統治後，俄羅斯在彼得大帝的推動下「西化」強國。19世紀初，亞歷山大一世在軍事上戰勝了拿破崙，而後者卻成為思想和制度上的贏家。20世紀末，推崇「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的戈爾巴喬夫再次表現出了對西方的渴望，葉利欽則一度把俄國政治思想中從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推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普京上台後，也多次強調斯拉夫文明與歐洲文明同根同源，表示融入西方是俄羅斯的歷史選擇。普京的助手亞斯特任布斯甚至宣稱，「俄羅斯哲學界和政治界理解的歐亞主義，沒有給俄羅斯帶來任何好處。只有選擇歐洲道路，俄羅斯才能盡快進入正常生活國家和社會的圈子。」
歐洲對俄羅斯：文明的歧視
與俄羅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並未把俄羅斯視為自己的同宗兄弟。從古至今，西方人始終對俄羅斯抱有一種深深的歧視。
對不同文明的態度首先取決於對不同文明的界定。西方人認為：「歐洲的個性是在中世紀時以基督教的形式確定的……東歐的宗教後來是由拜占庭而不是羅馬傳過去的，從此，西歐與東歐的發展方向就不同了。」塞繆爾·亨廷頓把歐洲文明的界線限定在「基督教的范圍結束、伊斯蘭教和東正教的范圍開始的地方」，不僅將其視為「歐洲文化的邊界」，還視為「冷戰後歐洲和西方政治經濟的邊界」。
西方人認為俄羅斯文明與歐洲文明有著明顯差異。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中談道，「俄國位於歐洲的邊緣，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大塊緩沖地帶構成。由於這一位置的緣故，俄羅斯人的歷史經歷完全不同於其他歐洲人，他們所發展起來的文化也相應地不同。」亨廷頓強調，俄羅斯沒有或很少經歷過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歷史現象，「西方文明八個特徵之中的七個———宗教、語言、政教分離、法治、社會多元化、代議制機構、個人主義—幾乎完全與俄羅斯的經歷無緣」，「俄羅斯文明是基輔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強大影響和蒙古長期統治的產物，這些影響造成一種社會和文化，它們與西歐社會和文化幾乎沒有共同之處。」
由於「在20世紀之前，歐洲對俄國的影響比俄國對歐洲的影響大得多」，因而西方人在俄羅斯人面前有了一種天生的優越感，就連俄羅斯的「西化」改革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一個醜陋的「怪胎」。在西方人看來，彼得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國開創了現代化和西方化，但另一方面又鞏固了專制體制、強化了俄羅斯的「亞洲特性」。西方還認為葉卡捷琳娜二世、亞歷山大二世，乃至蘇聯領導人都遵循著彼得的模式，在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俄國西方化和現代化的同時加強獨裁權力。《歐洲的沒落》一書的作者霍洛勃恩·哈傑甚至稱「西方與俄國的文化差異並沒有因『俄國的西化』而消除。」
冷戰後俄羅斯所推行的西化政策也沒有贏得西方的信任。撒切爾夫人在剛剛出版的新著《國家戰略：應對變化中的世界》中強調，「盡管許多年後俄可能最終成為一個穩定、繁榮、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但它由地理、種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決定的，既屬歐洲又屬亞洲、既屬東方也屬西方的特性不會改變，俄羅斯決不可能完全成為西方國家。」
歐洲「恐俄症」與遏制俄羅斯
西方人對俄國的歧視並沒有阻礙俄羅斯登上歐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並且驚人地迅速取得顯著地位。這使西方人對俄國的認識更增添了復雜因素：在蔑視俄羅斯文明的同時，他們又對俄羅斯「做大」懷有強烈的恐懼。這種復雜的情感導致了西方對俄羅斯政策的搖擺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想把俄羅斯作為「小兄弟」納入自己的體系，但更多的則是對俄羅斯的排斥與遏制。
在西方人眼裡，對俄羅斯崛起的擔心與恐懼首先表現在對俄羅斯擴張野心的誇大，似乎俄羅斯是歐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這種恐懼導致了西方人對俄羅斯歷史的誤讀、對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先入之見。一些西方人甚至說，「我們只能把俄國人的過去看作是一條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亂七八糟的掛毯，在它的圖案中，成功與失利、勝利與慘敗、佔領者的盛日與流血割地的痛楚，錯雜地交織在一起……這些事實使俄國人不會相信世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質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認為沖突是家常便飯，秩序是不穩定的」。
西方對斯拉夫文明的歧視和對俄羅斯崛起的恐懼決定了他們遏制俄羅斯的必然政策。用基辛格的話講，「俄羅斯是一支龐大可怕的力量———神聖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須以合作或對抗來加以遏制」。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英國聯合其他西方強國，竭力限制俄羅斯勢力的膨脹。1871年法國革命後，亞歷山大二世取得了1877—1878年對土耳其戰爭的勝利，但是《聖斯特法諾條約》所取得的戰果再次遭到西方列強外交家的巧取豪奪。一戰結束之後，西歐經歷了一個短暫的和平時期，但俄羅斯（蘇聯）卻並未得到應有的喘息，外國軍隊的干涉、在外國鼓動下的少數民族獨立使蘇聯始終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二戰前，納粹德國在歐洲勢力的膨脹不僅沒有引起英法等國的警醒，反而使後者得意於終於可以借他人之手削弱俄羅斯於無形，因而無論是慕尼黑陰謀，還是拖延建立中歐集體安全體系，都成為西方「禍水東引」的組成部分。二戰後，西方對蘇聯的恐懼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喬治·凱南強調「不能靠零零星星的舉措而只能靠睿智的長期政策對蘇聯予以有效反擊」。於是，就有了丘吉爾的「富爾敦演說」，有了「艾森豪威爾主義」，有了冷戰的爆發。
直到今天，西方也沒有放鬆對俄羅斯的擔憂，基辛格建議美國要警惕俄羅斯這一「式微中的帝國企圖在周邊鄰國重振權勢雄風」的野心。布熱津斯基宣揚應促進一個「民族和民主的俄羅斯」的出現，以消除其對西方的「威脅」。而其必要條件是：第一，俄要「明確、公開地拋棄俄帝國的過去，也就是接受在前蘇聯范圍內已形成氣候的地緣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政治和安全關系不表示異議」，無權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體的歐洲民主國家排斥在外」。
冷戰結束以來，西方並沒有放棄遏制俄羅斯的政策。無論如何粉飾，北約東擴的重要目標就是防範俄羅斯的崛起。就是在進入所謂「後冷戰時代」的今天，俄羅斯也沒有完全獲得西方的信任。與支持俄羅斯的經濟復興相比，西方更關心的是拔除俄羅斯的「利齒」，在今年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西方不惜大慷其慨，拿出200億美元要俄銷毀核武器、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
總之，盡管「融入西方」是俄羅斯主觀上強烈嚮往的歷史夙願，但俄羅斯文明的特質和西方對俄羅斯文明的歧視只能使俄羅斯處於一種「東西兩難」的尷尬境地，「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
❷ 為什麼西方國家這么厭惡俄羅斯
一:首先是在宗教方面的認同差異。公元988年時，當時東斯拉人建立的」基輔斯國」在地理位置上屬於傳統意義上的歐洲國家。基輔斯國的統治者」弗拉基米爾大公「同拜占庭皇帝的妹妹聯因，將基督教引入俄羅斯，並定為國教。但是西方世界的主流觀點認為，俄羅斯人信奉的基督教是從拜占庭引進的，而不是從基督教的正宗源頭羅馬引進。所以，西方世界對俄羅斯人在宗教問題上，就建立起來一種無與倫比性的先天優越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西方世界的主流觀點就對俄羅斯人有種，「先天生出一種本能抵觸情緒，雖同淵源，同種族，但本能的偏見，始終把俄羅斯人視為異端，感覺無法接觸。」
二:種族文化價值觀。
馬克思曾評論俄羅斯:「它不是諾曼時期的野蠻光榮，而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形成了莫斯科公園的搖籃，近代俄羅斯不過是莫斯科公國的變種而己。
蒙古人在羅斯公國建立金帳汗國以後，由於同信奉伊斯蘭教的埃及王朝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使金帳汗國的蒙古牧游統治者認為，伊斯蘭教的文明要比基督教或是東正教的文明要高，開始接受並信仰伊斯蘭教，並把它定為國教。雖然蒙古牧游政權對宗教採取包容共存的政策，但是在主觀上還是對基督教和東正教的發展起到了抑製作用，如金帳汗國的二代統治者別兒哥處罰撒馬爾罕的基督教徒等。
金帳汗國對羅斯人200年的統治中，雖然羅斯人也在不斷地反抗蒙古牧游者的統治，後來並擺脫了蒙古牧游者的統治，但是在蒙古牧游的長時間統治過程中，羅斯人在長期的潛移默化中，接受了蒙古人的擴張思想和侵略成性的屬性。再加上蒙古人西征時，給西方主流世界留下的那種恐怖記憶，以及俄羅斯在此後，所進行的侵略歐亞，和不斷的擴張過程中所形成成的獨特歐亞文化特點。正是由於因為歷史原因而產生的價值觀的沖突，使西方主流世界對俄羅斯人，在認同感上拉開了一定距離。
三:意識形態的原因。
由於西方國家對共產主義的極端偏見和仇視的原因，以及冷戰思想觀念深深植入西方主流世界，更是加深了西方世界對俄羅斯人的敵意與偏見。這也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與西方的政治對立，不僅沒有緩和反而趨於緊張的主要原因。
基辛格建議美國要警惕「俄羅斯這一式微帝國企圖在周邊鄰國重振權勢雄風的野心」。正是由於這些存在的現實情況和過去的歷史原因，以及價值觀念的差距，使西方世界的主流觀點始終堅持認為，不論是葉卡捷林娜女王，亞歷山大二世，還是近代的共產主義蘇聯以及葉利欽，都是在遵循著彼得大帝時那種專政體制模式。雖然在用不同的方法，使俄羅斯在西方化和現代化的同時，但是，也在不斷用各各種方法加強著獨裁的權力。所以，「不論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重建歐洲家園的計劃，還是葉利欽的大西洋主義，以及普京融入歐洲計劃在實行中，不斷失敗的主要原因。」
❸ 「回歸歐洲」：俄羅斯有幾道難過的關
一、普京為俄羅斯定位
四年前普京剛剛上任不久，一次在回答記者提問「我們要不要為俄羅斯重新尋找一條 特殊的道路」時，普京堅定地回答說：「什麼都不需要尋找，一切都已經找到。……俄 羅斯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但我們是西歐文化的一部分。這實際上就是我們的價值。 無論我們的人在哪裡生活，無論是在遠東，還是在南方，我們都是歐洲人。」普京特別 強調：「我們將積極保持在我們的地理和精神存在的地方，如果有人要把我們從那裡排 擠出來，我們將尋找盟友來強化自己。否則怎麼辦?這是必需的。」(註： )
後來普京又多次明確表示，俄羅斯「是歐洲文明的一部分」，「我們始終是歐洲人」 ，「我們的理念是歐洲的」，「從地理、文化和經濟統一的觀點來說，俄羅斯與以往一 樣是歐洲的一員。」尤其是在2002年1月出訪之前，普京在接受波蘭記者采訪時又一次 明確表示，就地理角度而言，俄羅斯是個歐亞國家，「但從文明角度而言，俄羅斯是一 個擁有歐洲文明的國家」。他就此認為，界定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的屬性， 文明是首要因素。「盡管俄羅斯東西部之間物質生活水平不盡相同，但俄羅斯人民是同 一文化下的人民。從這種意義上講，俄羅斯是一個歐洲國家，因為它具有歐洲特徵，這 是毫無疑問的。」(註：夏亮：「普京和西方說理」，載《環球時報》2002年1月21日。 )2002年普京在國情咨文中再次強調：「我們的重點絕對是歐洲。」年底的一次民意調 查結果顯示，有52%的俄羅斯人認為俄羅斯最終應該加入歐盟。俄羅斯這種加速「回歸 歐洲」，形成統一「大歐洲」的願望在「9·11」之後，隨著2003年4月波蘭、匈牙利、 捷克等10個中東歐國家簽約，並於2004年5月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國後而日趨強烈。
二、伊拉克戰爭為俄羅斯提供機遇
「9·11」事件發生後，俄羅斯與歐洲的合作也加快了步伐，伊拉克戰爭的爆發更加推 動了這一進程。這一進程顯示了以下幾個特點：
1.合作領域不斷擴大
俄羅斯在與美國密切合作的同時，把擴大發展與歐洲的關系作為主要戰略目標，與德 、法、英之間的關系迅速升溫，與義大利的關系進一步加強，尤其是與法國的關系有了 明顯改善。面對北約和歐盟的快速東擴，俄羅斯一反激烈對抗的態度，採取了積極合作 的姿態，從而在許多場合占據了主動。
在俄羅斯的積極倡導下，2003年5月底，歐盟和俄羅斯首腦在聖彼得堡首次聚會，討論 了建立歐洲共同經濟區和創建所謂「無裂痕」的大歐洲問題。在這次會上，雙方還簽署 了一個《聯合聲明》，提出為了提高雙邊合作的有效性，決定將現有的雙邊「合作委員 會」改建為俄歐「常設夥伴關系委員會」。
另一個明顯的標志，就是在2003年11月份普京在義大利羅馬會晤了歐盟現任輪值主席 國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和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雙方領導人簽署了一個《聯合聲明 》和關於在科技領域如何促進歐洲刑警組織與俄羅斯警方合作的重要協議，決定致力於 實現在經濟、安全和文化等領域內的「全球戰略」。普京在會晤後表示，歐盟與俄羅斯 將加強「戰略性夥伴關系」，以實現歐洲大陸的穩定、安全和繁榮。普京特別強調，歐 盟與俄羅斯必須在各個層次上進行「實質性的、靈活性的、有效的對話」，以解決一些 妨礙雙邊合作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繼續加強合作。(註：《解放 日報》2003年11月8日。)
顯而易見，俄羅斯對目前回歸歐洲的速度和現狀是不滿意的。但這並沒有妨礙俄歐之 間進一步加強發展經濟往來，擴大合作領域。近年來雙邊的貿易額逐步擴大，歐盟對俄 的投資不斷增加，俄對歐的能源出口也日愈增多。除此以外，俄羅斯與歐洲合作還表現 在軍事層面：高層互訪頻繁，聯合軍事演習大幅度增加，軍事技術合作加強。(註：200 2年9月25日，俄與北約軍隊在莫斯科以東的一個軍事基地舉行了為期3天的聯合軍事演 習，俄、北約及歐洲—大西洋夥伴關系委員會的30多個國家的1200多名軍人和觀察員參 加了演習；2003年6月，俄羅斯首次派軍艦參加了北約代號為「波羅的海行動——2003 」的海軍聯合演習；7月，俄還第一次派兵參加了北約在烏克蘭境內舉行的「和平盾牌 —2003」多國軍事演習；8月，俄在遠東地區和太平洋海域舉行了大規模軍事演習。據 報道，2004年，俄羅斯和北約軍隊還將舉行21次戰術聯合演習，其中在俄羅斯境內8次 ，在北約國家境內13次。如此頻繁的軍事演習，自蘇聯解體以來還是第一次。)
2.「20國機制」逐步完善
「20國機制」的建立標志著俄羅斯與北約的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002年5月的羅 馬峰會取代了1997年成立的俄羅斯—北約常設聯合理事會，該機制的建立使俄羅斯和北 約在打擊恐怖主義、防止核擴散、軍備控制、處理地區危機、海上救護以及參加國際維 和行動等9個領域均可以平等的身份進行合作。伊拉克戰爭剛剛開打不久，普京就任命 了經驗豐富、威望較高的大將銜高層專家康·托茨基為常駐北約代表，足見俄羅斯對加 強與北約關系的重視程度。俄羅斯的目的是，通過改善與北約的關系，提升自己在國際 舞台，尤其是在歐洲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力圖首先通過靠近北約來達到吸引歐洲國家 對俄的經濟援助，早日實現回歸歐洲的夢想。
3.歐盟態度積極、主動
普羅迪在與普京會晤時明確表示，歐盟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歐洲其他國家加強合作愈 顯重要。歐洲的一體化進程正在逐步對整個歐洲的政治和經濟產生影響。因此普羅迪在 解釋歐盟2002年底提交的題為《塑造一個新歐洲》的工作報告時表示：「一體化是新領 域，是司法和內政、共同物價和安全政策、防務合作和基本政治價值等關鍵問題。這些 問題涉及國家主權的核心，需要比80年代、90年代更高的政治協調。」(註：參閱邵進 ：「從中東看歐盟東擴的前途」，載《世界形勢研究》2003年10月15日。)
歐盟要與美國競爭和抗衡，強化司法、安全等領域，沒有俄羅斯的支持與合作終究是 難圓的夢。無論是從地緣、政治、經濟還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不僅中東歐國家，而且 西歐國家也都同俄羅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歐盟要順利實現東擴，繞不開俄羅斯的利 益。因此只有在同俄進行戰略合作，雙方都做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才能達到雙贏的目 的。歐洲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穩定的俄羅斯。
4.法國與俄羅斯的關系得到改善
法國與俄羅斯在車臣問題上一直齟齬不斷。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里，很長時間沒能理 順同希拉克的關系，因車臣問題兩國爭吵得相當激烈。直到後來普京在日本與希拉克會 見過後，兩國關系才有所改善。但在2002年初普京和希拉克又發生了一場面對面的「論 戰」，使兩國關系罩上了一層陰影。美國執意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為兩國改善關系提供了 機遇，戰爭初期，法、德、俄三國並沒有聯合意向，直到法國威脅要使用否決權。先是 三國外長發表了聯合聲明，然後三國元首又聚會彼得堡，進一步協調了立場。雖然三國 投了對美國的贊成票，但發出的信號才是更加重要的，即今後在其他重大國際問題上， 法國、德國和俄羅斯仍將共同磋商，協調立場。從此，法國與俄羅斯的關系有了一個巨大的進展，有學者樂觀地把它概括為「巴黎—柏林—莫斯科軸心」，法國將起核心作 用。(註：參閱郭京花：「獨立務實的法國外交」，載《世界形勢研究》2003年7月9日 。)
三、俄羅斯回歸歐洲的幾道難關
歐盟和俄羅斯的積極合作絕不表明俄羅斯已經得到歐洲的認同，而是恰恰相反，有幾 道難關：
1.難關之一：難以屈人之下
首先，「回歸歐洲」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除了涵蓋西方化的內容外，還包括在國際 行為以及一系列全球和地區重大問題上以西方集團的利益為重點，與歐洲國家保持統一 ，至少是沒有原則性的分歧。如果在這一意義上用「回歸歐洲」的概念來衡量，俄羅斯 不僅現在沒有回歸歐洲或者西方，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不可能做到「回歸」。
俄羅斯所追求的「回歸」，主要是指地緣政治以及文明、文化的歐洲定位。自從出現 國家的那一天起，俄羅斯大致經過了基輔羅斯、韃靼人統治下的羅斯、莫斯科公國、沙 皇俄國、蘇維埃俄國和當代俄羅斯六個歷史階段。其間，俄羅斯經歷了五次主要的社會 文化轉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韃靼文化的鍥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傳 入以及當代俄羅斯對社會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可以說「西化」一直是俄羅斯社會發展的 一條主線，「俄羅斯一直在追求與西歐的融合。」(註：馮玉軍：「西方威嚇排斥俄羅 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
從俄羅斯獨立後十幾年來所經歷的變化看，俄羅斯政府在政治和經濟制度轉軌的基本 取向上是一直以西化為目標的，但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特別是作為這種關系標志的俄 美關系卻一直處於動盪狀態，甚至在科索沃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處於僵化的狀態。因 此，決定俄羅斯是否能夠成為西方的一員，關鍵因素並不在於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 態是否西方化，也不是東正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差異。最主要的問題是，俄羅斯根本 就不願意放棄在國際政治權力體系中大國的自我定位，不願意屈人之下。
其次要解決的是俄羅斯自古以來長期形成的安全觀。俄羅斯民族國家在長期對外交往 的歷史中，形成了一個較為獨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國的國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在 周邊地區是否存在著安全緩沖地帶或對該國友好的國家群。美國一位歷史學家在談到這 一思想的來源時曾經認為：「既然莫斯科國沒有防禦的天然疆界使它能夠得到合理的安 全，既然莫斯科國同它的鄰國有不能和解的緊張狀態，那麼，它在為政治生存而斗爭的 少數選擇中，就選定了在它和它的敵人之間保持盡量大的距離。」為了尋求安全，「莫 斯科國向南擴張，伸張到捷斯納河和上頓涅茨新月形一帶，結果在伊凡三世統治結束時 ，莫斯科國的版圖伸展到具有戰略意義的草原，使它比較容易地防禦來自克里米亞的攻 擊。」(註：[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羅斯帝國主義》，三聯書店，1978年8月，第 232頁。)從那時起，尋找天然疆界以抵禦外部進襲的安全理念，就成為歷代沙皇瘋狂對 外領土擴張的重要動機之一。這種安全理念在近現代民族國家基本形成，國家疆界基本 固定的條件下，進一步衍化為在鄰國扶植對本國友好的政府和建立安全帶的思想。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認為蘇俄政權面臨的安全形勢「最主要特徵是 孤立無援」，指望喚起和推動世界革命以確保本國安全。斯大林執政時，蘇德簽訂互不 侵犯條約，蘇聯趁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之機，迅速出兵波蘭，然後又相繼出兵羅 馬尼亞、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建立了圍繞整個西部邊界的安全帶。根據這一安全理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先後在東歐建立了共產黨情報局和華沙條約組織以對抗 西方。
俄羅斯反對北約東擴的核心思想，就是在歐安組織的框架下，由俄羅斯和北約共同維 護中東歐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使該地區成為屏障和緩沖帶。因而，在2002年5月14日建 立俄羅斯—北約「20國機制」的會議上，俄外長仍然表示反對北約東擴。俄羅斯仍將北 約視為潛在的安全威脅，也是這種思想的反映。此外，在對等裁軍和核安全觀念上，俄 羅斯與歐洲國家的差別也很大。
2.難關之二：歐洲不認同俄羅斯
俄羅斯人始終難以理解的是，自從戈爾巴喬夫主動拉開「鐵幕」以來，至今已經過去 十幾個年頭，為什麼歐洲的大門不但沒有朝烏拉爾的方向打開，反而偏向了安卡拉。
對於普京總統提出的俄羅斯加入歐盟的問題，歐委會主席普羅迪的回答常常是含含糊 糊的，要麼說「對於我們來說你們太龐大了」，或者是直接了當地加以拒絕。在一次記 者招待會上他毫不客氣地說：「認為自己是歐洲人的人很多，如亞美尼亞或者紐西蘭， 但這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吸收進歐盟的理由。」(註：，俄羅斯《新時代》雜 志2002年12月29日，第16頁。)由此可見，俄羅斯國家的大小並非是被排斥在歐盟之外 的正當理由。那麼問題出在哪裡?
歐洲人不但根本就沒有把俄羅斯劃入西方文明之列(盡管俄羅斯主動結束了冷戰並不斷 加快西化的速度)，而且還認為俄羅斯的所謂回歸根本是不可能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 夫人在不久前剛剛出版的新作《國家戰略：應對變化中的世界》中就徹底否定了這種可 能。她認為：「盡管許多年後俄可能最終成為一個穩定、繁榮、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但 它由地理、種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決定的，既屬歐洲又屬亞洲、既屬東方也屬西方 的特性決不會改變，俄羅斯決不可能完全成為西方國家。」(註：轉引自馮玉軍：《西 方為何排斥俄羅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這位鐵娘子的話反映了歐洲人 的心理。
俄羅斯不為西方所認同的主要原因應該從歷史和文化的根源上尋找，主要有三個因素 ：
第一，歐洲自古以來就有排斥俄羅斯的情結。對不同文明的認同與否首先取決於對不 同文明的界定。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雖然同意「俄羅斯人是歐洲的一個民族」 的說法，然而他對俄羅斯文化的歐洲定位卻持反對意見。他認為：「俄國位於歐洲的邊 緣，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大塊緩沖地帶構成。由於這一位置的緣故，俄羅斯人的歷史 經歷完全不同於其它歐洲人，他們所發展起來的文化也相應地不同。」(註：[美]斯塔 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 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頁。)塞繆爾·亨廷頓則是毫不客氣地把俄羅斯排斥在西方文 明的門檻之外。他認為，俄羅斯沒有或很少經歷過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歷史現象，「西 方文明八個特徵之中的七個——宗教、語言、政教分離、法治、社會多元化、代議制機 構、個人主義——幾乎完全與俄羅斯的經歷無緣」，他據此斷定：「俄羅斯文明是基輔 羅斯和莫斯科公國本土的根，加上拜占庭的強大影響及蒙古長期統治的產物。」(註：[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 年3月，第184頁。)這些影響造成一種社會和文化，它們與西歐社會和文化幾乎沒有共 同之處。(註：[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羅斯帝國主義》，三聯書店，1978年8月， 第4頁。)
可見，西方人不僅僅對俄羅斯文化持否定態度，從未把俄羅斯視為自己的同宗兄弟， 而且從古至今在骨子裡對俄羅斯抱有一種深深的歧視。顯然，地理因素和文化、歷史發 展的不同是西方排斥俄羅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歐洲在文化上有超過俄羅斯的優越感。在18世紀以前，歐洲無論是在經濟上還 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俄羅斯先進得多，歐洲對俄羅斯的影響也遠比俄羅斯對歐洲的 影響大得多。因而歐洲人在俄羅斯人面前一直有著一種天生的優越感，俄羅斯的所謂「 西化」也被歐洲人視為是一個「怪胎」。在西方人看來，彼得一世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國 開創了現代化和西方化，但是另一方面又鞏固了專制體制、強化了俄羅斯的「亞洲特性 」。不僅如此，西方人還認為，無論是葉卡捷琳娜二世還是亞歷山大二世，乃至蘇聯的 歷代領導人遵循的都是彼得一世的模式：在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俄國西方化和現代化的 同時，也在加強自己的獨裁權力。《歐洲的沒落》一書的作者霍洛伯恩·哈傑甚至認為 「西方與俄國的文化差異並沒有因『俄國的西化』而消除。」(註：參閱馮玉軍：「西 方為何排斥俄羅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
這種差異隨著俄羅斯向西方的不斷靠近能否最終消除，現在還是未知數。從蘇聯解體 十幾年以來俄羅斯發展的情況來看，也許根本就不可能消除。
第三，歐洲人對俄羅斯在心理上存有恐懼感。對俄羅斯崛起的擔心與恐懼首先表現於 對俄羅斯擴張野心的誇大，似乎俄羅斯不折不扣地就是歐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這種心理偏向源於西方人對俄羅斯歷史的恐懼。的確，且不談沙皇俄國侵略擴張的歷 史老賬，僅僅翻開20世紀的世界史，俄羅斯幾乎與周邊所有的近鄰都打過仗，盡管有幾 次是被動的。
從俄羅斯的鄰國由西向東算起：俄羅斯與芬蘭發生過2次戰爭；1940年蘇聯紅軍佔領了 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托維亞；和波蘭的第一次沖突發生在1920年，但那時蘇聯紅軍並 沒有佔領波蘭。20年過後，蘇聯和第三帝國一起瓜分了它的領土；後來德國重復了1914 年的歷史，成為蘇聯的近鄰，然後又轉變成敵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羅斯和當時 的奧匈帝國以及土耳其都打過仗；和捷克之間雖然沒有發生過戰爭，但在1968年蘇聯卻 派兵佔領了這個國家，並更換了它的黨政領導人；1941年斯洛伐克加入了納粹聯盟並向 蘇聯宣戰；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和匈牙利、羅馬尼亞以及保加利亞都打過仗，盡管 蘇聯和保加利亞對陣時沒有放過一槍。
再往東看，蘇聯和伊朗之間並沒有開過戰，但是與英國一起曾經在1914年佔領過它； 與下一個鄰國阿富汗似乎並未打過仗，但在1979年到1988年期間蘇聯在其領土上採取過 不少軍事行動；中國在1901年「義和團」短暫的起義期間曾與沙皇俄國打過仗；1929年 蘇聯和中國在遠東鐵路問題上又發生沖突。40年之後的1969年在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再 次大動干戈；蘇聯和朝鮮之間倒是從未有過齟齬，僅僅是在1950—1953年間在它的領土 上與美國人打過一仗；和日本之間則是沖突不斷；1904—1905年的俄日戰爭，1938年在 哈桑湖上再次交手，1939年在哈拉哈河開仗；1945年在滿洲里又一次打仗；……。總之 ，俄羅斯與鄰國幾乎都是不打不成交。在20世紀的對外戰爭中俄蘇共損失了950多萬人 。(註：資料來源：[俄]《事實與論據報》2002年6月，第26期。)
由於這些歷史原因，一些西方人毫不掩飾地說：「我們只能把俄國人的過去看作是一 條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亂七八糟的掛毯，在它的圖案中，成功與失敗、勝利與慘敗、 佔領者的勝利與流血割地的痛楚，錯雜地交織在一起……這些事實使俄國人不會相信世 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質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認為沖突是家常便飯，秩序是不穩定的。」 (註：轉引自馮玉軍：「西方為何排斥俄羅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
西方對俄羅斯的恐懼在二戰後達到頂點，喬治·凱南強調「不能靠零零星星的舉措而 只能靠睿智的長期政策對蘇聯予以有效反擊。」(註：轉引自馮玉軍：「西方為何排斥 俄羅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丘吉爾的「富爾敦演說」，所謂「杜魯門 主義」，乃至冷戰的爆發，可以說，都是懼怕俄羅斯的產物。由此西方得出的結論是： 對俄羅斯必須採取遏制的政策。
西方對斯拉夫文明的歧視和對俄羅斯崛起的恐懼感，決定了他們必然要採取遏制政策 來對待俄羅斯。基辛格絲毫沒有掩飾這種情感：「俄羅斯是一支龐大可怕的力量——神 聖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須以合作或對抗來加以遏制。」即使是在冷戰結束， 蘇聯解體之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這種擔憂也沒有消失。基辛格甚至建議美國要警惕 俄羅斯這一「式微中的帝國企圖在周邊國家鄰國重振權勢雄風」的野心。布熱津斯基則 大肆宣揚應當促進一個「民族和民主的俄羅斯」的出現，以消除對西方的「威脅」。而 其必要和公開的條件是：第一，俄羅斯要「明確、公開地拋棄俄帝國的過去，也就是接 受在前蘇聯范圍內已形成氣候的地緣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 政治和安全關系不表示異議」，無權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體的歐洲民主國家排除在 外。」(註：轉引自馮玉軍：「西方為何排斥俄羅斯」，載《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 。)
既使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對俄羅斯的這種擔心仍然難以消除。不久前丹麥一位研究 俄羅斯問題的學者坦陳說：「冷戰時我們非常擔心蘇聯人，因為他們有華約，丹麥與蘇 聯只有一海之隔。冷戰結束了，我們還是擔心俄羅斯，因為俄羅斯的軍力全球第二。今 後俄羅斯走向何方，我們心中沒底。」一位前東歐國家的外交官說得更加直截了當：「 讓我們完全相信俄羅斯人恐怕還需要時間。」(註：南北：「歐俄互相不滿意」，載《 環球時報》2004年2月27日。)
3.難關之三：俄羅斯文化自身的矛盾性
俄羅斯社會發展的這種矛盾性早在彼得大帝時代就明顯地表露出來。彼得一世的改革 既是俄羅斯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同時也是分化最嚴重的時期。 開頭只是表現為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後來逐步擴大到社會生活的其它領域並成為俄羅斯 社會發展的鮮明特點。俄國作家弗羅洛夫斯基曾經這樣描述道：「打從一個金屬的騎士 催馬沖向涅瓦河邊的芬蘭花崗石上那個不尋常的時刻起，俄羅斯就分化成兩半了，國家 的命運也分化成兩半。俄羅斯一直充滿了痛苦和悲傷。俄羅斯就像這匹烈馬，在黑暗中 空提起兩只前腿，兩只後蹄卻緊緊地抓住了花崗石的地基。」(註：)有一位學 者把這種欲行又止的俄羅斯解讀為矛盾的兩難抉擇。因為它既想學習西方，同時更想征 服西方，超越西方。
這種矛盾性通過它的雙頭鷹國徽也可以表現出來——顧左右不知所以。如果說，俄羅 斯的雙頭鷹國徽表示的是俄羅斯雄居歐亞大陸的地理特徵，或者是表示俄羅斯同時兼顧 東方和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戰略的話，那麼，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把雙頭鷹解讀為左顧右 盼不知所以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因為「在俄羅斯的歷史過程中有十分明顯的區別於西 歐各國歷史過程並使人想起偉大的東方專制制度的特點」，(註：[俄]德拉奇：「俄國 的文化學理論」，載《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7年第12期。)所以，俄羅斯幾 百年來一直「彷彿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搖擺」不定，同時兼容了國家制度和無政府主義— —專制政治和自由性、殘忍和善良、尋神和咄咄逼人的無神論這一「高度兩極化的民族 」(註：[俄]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三聯書店，1995年8月，第198頁。)特點， 使世界歷史的兩大主流——東方和西方在俄國發生沖撞和互動，由此派生出來的俄羅斯 文化產生出巨大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從而具有了既不是純歐洲的，但也不是亞洲的，而 是結合了兩個世界的俄羅斯文化，是「巨大的東方—西方」。(註：[俄]德拉奇：「俄 國的文化學理論」，載《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7年第12期。)十年前俄羅斯 發生文明和文化的失落，除了國家解體等其他原因以外，俄羅斯文化的這種矛盾性也是 其中的原因之一。歐亞主義其實也是俄羅斯文化矛盾性的一種反映。
綜上所述，盡管回歸西方是俄羅斯主觀上強烈嚮往的夙願，但俄羅斯文明的特質和西 方文化對俄羅斯文明的歧視只能使俄羅斯處於一種「東西兩難」的境地，東方和西方這 兩種因素在俄羅斯的精神中還將長久相互角力。因此，回歸歐洲對於俄羅斯而言，將是 一條十分漫長的道路，也許永遠只是一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