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1517年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开始 我想了解伊丽莎白时期大概16世纪欧洲明确以新教为国教的国家有哪些
楼主，首先说明的是英国并非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开始信奉新教，而是在她的父亲-----亨利八世时期。而且时间比北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改革要略迟。同时，自西欧，德意志北部，尼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罗马对那些区域的影响一直都是微乎其微的。
路德宗方面的情况，自1517年马丁路德在萨克森发表《九十五条论纲》以后，又陆续发表过几篇重要的文章，到了1520年，已经有不少德意志东北部的封建主起誓要保护马丁路德本人，马丁路德受神圣罗马皇帝传召去参加大会，也在赴会中途得到了支持者的保护而逃离了亲神圣罗马帝国的区域。到1530年奥格斯堡召开的会议上，已有多位北日耳曼公国领主签名支持马丁路德，斯堪的纳维亚的丹麦和瑞典国王也在稍早的时候归信路德宗，（北欧第一大国瑞典是最早实行宗教改革的国家，时间是在1523年瑞典独立古斯塔夫一世称王的时候。1531年“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建立，已经决定了新教在德意志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的事实，“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全部领土，比神圣罗马皇帝下辖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巴伐利亚，巴登等天主教公国的领土还要辽阔。到1555年，双方爆发的战争结束以后，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事实上和罗马教皇有矛盾的情况，所以会产生《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路德宗在德意志获得了合法地位，也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三十年战争”延迟到17世纪前叶。
英国的情况和日耳曼北部事实上很不同。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在他作为英格兰国王初期，主要采取的是亲西班牙亲罗马教廷，反法国的政策，同时也长期对法国在不列颠岛的传统盟友-----苏格兰进行经常是胜利的战争。1521年，亨利八世在对英国下层平民（主要是非路德宗的“异端”）进行屠杀后，发表过《保卫七种圣礼》文章，明确支持罗马教廷，反对北日尔曼封建主支持的马丁路德。并在1522年作为西班牙盟友，以加莱为基地对法国本土进行攻击，（属于同期西班牙和法国进行的争夺意大利战争的一部分）。战争的结果是西班牙获利较多，但作为这反法国同盟的主导方，战后西班牙忽视了英格兰的利益，英格兰也因长期的战争民不聊生，让亨利八世和英格兰内部很多人大为不满。为后来那宗因离婚案产生的宗教改革埋下伏笔。
如果说在欧洲大陆北部的宗教改革，是基于北部的王公贵族反对教会和神圣罗马皇帝的理由的话，那么在英国，是相反的情况，是英国国王为了追求专制王权而客观形成的理由，罗马教皇因为恪守他们的传统，加上西班牙新国王查理五世（此人是牛人，因为联姻关系身兼了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国王）对罗马教皇的绝对控制，自然也拒绝亨利八世的离婚诉求，向来性格冲动的亨利八世就毅然启用一些和他本人意见不合的中产人士，比如说托马斯.克伦威尔等人，加入了王室内阁的要职。并取缔了原来亲天主教和西班牙的那批官僚和高级教士。后来又杀死了盘踞在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的大批亲天主教旧贵族，没收了天主教修道院的大量财产，亨利八世立刻变得富有。
由于法国和西班牙，神圣罗马和北日耳曼的尖锐矛盾，在西班牙，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这批原来的盟友急剧反目成仇的情况下，英格兰在很多问题上却得到了法国方面的支持，北日耳曼和北欧的路德宗国家和英国的贸易也迅速开展。故言之，在亨利八世在位后期（1530年代开始），法国和英国是达成了明显的和解，而原来的盟友则全部成为了仇敌。
同时值得一提的就是，英格兰建立的“圣公会”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宗教改革，因为它和天主教没有任何理论原则的分歧，只是不承认教皇的权威，以英王代替而已。而圣公会的大主教与教皇的名称相同，都是叫POPE，教会的英文名称亦相同，都是Catholic Church，只是为了与天主教分开，改为英国公教 - Anglo-Catholic Church。这意味着英格兰和北欧，北德意志和不久后的尼德兰的新教，没有任何宗教上的联系。楼主说的真正意义的“新教同盟”，也自然没有英格兰的份。
同时，在1530年代被亨利八世提拔上去的克伦威尔等人，因为倡导广泛发行英文圣经，在礼拜仪式中采用了一些新教教义。破除了偶像、神龛、朝圣等迷信。也很快被亨利八世恐惧，1539年，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六信条法”，规定三位一体，化体说、弥撒、忏悔、教士独身等天主教主要教义和仪式必须遵行，违者罪至处死。1540年在反改革派挑唆下，亨利八世将克伦威尔处死，大肆烧杀、迫害改革派，还下令禁止一般平民阅读英文圣经。1543年制定的“国王书”，更进一步肯定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和所有圣礼。但是，不同于“圣公会”的新教思想，仍然在英格兰内部广泛流传。在以后的100多年直到17世纪后期的光荣革命，英格兰事实一直都在这样的矛盾中斗争和妥协。
再说说亨利八世的后来的几个继任人的情况，都是他的子女。
爱德华六世（幼子）1547-1553年在位：此人虽然一直体弱多病，但少年老成，诡计多端，并且狂热地信仰新教，希望把英格兰建成类似于瑞典或勃兰登堡那种绝对的君主制路德宗国家。所以他对其父亲创立圣公会进行改革，模版是路德宗的教义。但是此人18岁不到就死了，他希望继任的女王-----简.格雷，也很快被其大姐玛丽女王推翻。
玛丽女王（长女）1553-1558年在位，自幼受到冷落其生母的父亲之冷遇，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结婚，上任后成立天主教GOV，大量屠杀新教教士和贵族。
伊丽莎白女王（次女）1558-1603年在位。
由于1588年防御西班牙海军来袭的加莱海战英国大获全胜，这让伊丽莎白一世在以后被很多英国人神话，事实上伊丽莎白女王还是有很多失败和不足之处，尤其是也正是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在法兰西地区最后一片领土------加莱地区也被法国攻陷，英军在爱尔兰的军事行动也陷入了严谨的僵局。当然，由于谨慎和理智，伊丽莎白一世仍然是一个出色的君主。在经历了玛丽女王时代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反攻倒算以后，作为新教徒的伊丽莎白女王在即位后不久就通过了“至高权力与同一性法案”（1559年），确立英国圣公教为正式的英国宗教。这使温和的英国国教徒感到满意，然而清教徒想要进行一场更激进的改革。但是伊丽莎白在其整个统治期间使1559年的折中法案得到了坚决的贯彻执行。
此时和《奥格斯堡和约》签订时代不同，欧洲大陆也出现了一股新的宗教力量，法国人加尔文创立的加尔文派，这种基督教派别在英国经常被成为“清教”（区别于英国国教圣公会），尽管在法国本土，得到法国南部贵族支持的加尔文教派和法兰西中北部的天主教实力长期战争，前者尽管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最主要盟友（英格兰向他们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派遣雇佣军），但胡格诺教徒总体上是陷入被动。但毕竟牵制了北法兰西亲天主教和西班牙的势力。法国吉斯家族等天主教势力即使有心重建和西班牙的同盟关系，但都因为内战制约，无力真正对英国本土进行军事行动。
在德意志西北部的自由市，还有争取从西班牙独立的尼德兰，加尔文派这种融合了当时新兴城市资产阶级诉求的基督教派别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英国东南部城市密集的区域，也出现了大量的加尔文派的信徒。和同时期法国胡格诺教徒和天主教徒长期的流血战争不同，在英格兰，清教徒和圣公会甚至天主教徒的关系都处于很不错的和解状态。
至于在16世纪后期对抗西班牙霸权地位的，事实上正是日耳曼低地区域的荷兰人，他们和控制尼德兰南部的西班牙当局进行长期游击战争，在独立战争开始之初的1570年代，荷兰人曾经邀请过伊丽莎白一世就任国王，但被拒绝。因为当时英格兰还不希望和西班牙发生战争。而是继续和当时处于和天主教势力暂时和解中的北德意志城市和北欧国家进行贸易。在西班牙腓力二世时代，对葡萄牙的统治比较宽松，葡萄牙当地商人也可以和英国按他们的传统进行较自由的贸易。同时在东欧，新兴不久但比较落后的俄罗斯和英格兰关系不错。
真正英国直接支持欧洲大陆的新教国家的行动，是在17世纪初期伊丽莎白一世死后，当时是詹姆士一世执政，他迎娶了丹麦公主，并且出兵到捷克和提利伯爵的天主教军队作战，但是以失败告终。
B. 宗教(新教)改革运动的历史原因
16世纪初，罗马教庭欲在梵蒂冈建圣彼得大教堂，为了筹集资金，教庭向西欧各国的教会出售赎罪券，并宣称买赎罪券的信徒的罪才能够被上帝赦免。此行动和教义在德国受到修士马丁·路德的置疑，他认为信徒只要相信耶稣，就可蒙神赦罪，因为耶稣已在十字架上担当信徒们的罪，人只要向他祷告，认罪，相信他，人的罪就可被上帝赦免，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购买赎罪券称义。教皇得知此事后，下令叫马丁·路德认罪，并收回己见，遭到马丁·路德拒绝。教皇开除路德的教籍，路德于是脱离教廷，与他的支持者们（其中有一些德国的诸侯）一起在德国建立了一个独立于教廷的新的教会，也是新教的第一个教会（即教派或宗派），称为路德宗（或信义会，因为强调因信称义）。这一行动史称“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强调以下三点：
1）信徒因信称义，不因买赎罪券称义； 2）圣经为教会的最高权威，教皇或教会大公会议（即普世主教会议）都不是教会的最高权威； 3）一般信徒都可以向神祷告，与神沟通，通过祷告，读圣经领受神的启示和带领，通过向神认罪，获得神的赦免，不需要以神职人员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介。
后来，加尔文受马丁·路德的影响，在瑞士从事宗教改革，使瑞士教会脱离教廷统治，建立了归正会（即加尔文宗）。加尔文创立了长老制的教会组织体制，由一个教会的全体信徒选举该教会的长老，再由长老选举或聘请牧师共同管理教会，牧师主要负责宗教事务；再经过地区教会和一国教会的分层选举，组成地区的教会和一国的教会。加尔文的长老制为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英国国王为了加强王权，也宣布英国教会脱离教廷而独立，建立圣公会（即安立甘宗）。实行主教制，由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管理全英国的圣公会。后来，从以上教会中又出现新的宗教改革，产生了许多新的教派。在英国，这类新的教派多为清教徒，常常受到英国政府和英国圣公会的迫害。清教徒为了逃避迫害，远渡大西洋，到北美大陆谋生。英国政府在北美设立了殖民政府，对殖民地人民征收大量苛捐杂税，引发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战争，最终以殖民地人民取得战争胜利而告终，美国由此诞生。
C. 指出了路易十四在政治上的统治有何特点 这种统治对法国社会的思想领域有何影响
一，政治上
强调君权神授，扩大君主的世俗权力，并且打击反叛贵族和其他势力。
派驻司法、警察、财政监督官至各地，加强中央集权。
建造凡尔赛宫，将各地贵族王亲招至其中，侍奉王室，客观上加强了统治集权。
颁布诸多法律，如民法、商法、刑法等。
二，经济上
重商主义的继续推行，保证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同时为战争和奢华生活提供了基础。
三，其他方面
宗教方面：统一法国人的信仰一致信奉天主教；大力打压新教徒及其势力；宣布王权至上，抵制罗马教会，规定法国主教由国外授职；
军事方面：扩充兵员、引进新式武器、新技术；掌控地方军队势力；对外扩张和打击新教徒国家；
四，影响
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期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对欧洲时局、阵营产生影响。
路易十四耗费了大量金钱，负债累累，并且三级制度、打击新教、税收制度上的种种措施，都对法国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3. 可以说路易十四的封建集权在欧洲达到极致，使得大革命前后时期各路思想家风起云涌，特别是直接影响世人的启蒙思潮的反封建、反专制、反教会精神统治等精神得以快速传播、发展。
4. 欧洲大陆国家安全问题得到了新的思路，即反对单一强权控制欧洲大陆，产生了大国均势平衡这一长期影响欧洲的策略。
5. 具有创新精神和拥有特殊技术的新教徒被迫留居在英国、荷兰、德意志等地，使得法国在后期发展中处于劣势，客观上加强了上述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资产阶级的崛起。
D. 新教改革运动对欧洲的影响
本文对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作了分析与探讨，认为它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场运动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另外由其所产生的新的宗教思想也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由于各国对不同新教思想的不同态度，使得各国在这次政治变迁中的步伐也不相同。可见，发生于思想理论领域内的革命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也起着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宗教改革 欧洲政治格局变迁 影响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Reformation exercise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s structure of Europe. Because of the Reformation, the European feudalism began to crumbl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formed or Protestant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bourgeoisie. Because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show the different attitude to the new religious belief, the politics change of European countries is in different steps. All of this illustrate that the revolution of ideology can also exercises a great influence on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the Reformed the politics change of Europe influence
十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出现的教会革新运动，也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旗帜下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反对西欧当时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即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并导致基督教新教会的诞生，形成路德的信义宗，加尔文和兹温利的归正宗，英国的安立甘宗及欧洲各国出现民族教会的新局面，由此促进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之风在近代欧洲流行。长久以来，史学界对这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着墨较重，而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的探讨则论述较少，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些浅析。
（一）
十六世纪的西欧，到处呈现出许多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明显表征，资本主义萌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由简单的手工协作进入到手工工场的新阶段，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然要求挣脱为封建经济服务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则正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场以宗教为形式的社会变革，它给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十五世纪下半叶，在欧洲，英国、法国、西班牙，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东欧的波兰、俄国都已普遍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仅在德国和意大利还未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但整个欧洲制度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封建制度又不同于东方的封建制度。
东方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一元一体”制的，封建皇权自始至终都是高高在上的，宗教势力长期臣服于皇权，虽偶尔能弄潮一时，却从未在政治、经济、思想诸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世俗王权是封建制度的唯一总代表；西方的封建制度则可以说是“二元一体”制的，这多出的“一元”就是教会封建主义，这样欧洲封建制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大体就由世俗封建主义和教会封建主义两部分构成。二者势均力敌，彼此交替消长，既相互区别排斥而自成体系，又相互交融渗透。在西欧，提到封建主义就不能不提到教会封建主义，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封建主义其实主要是指罗马天主教会，称其为封建主义是因为罗马天主教会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封建主义形态。
首先，在政治上，罗马教廷实行以教皇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教皇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决定教区的划分；教皇还通过教职任命在建立了大主教、主教、神甫等组成的封建教阶等级制，遍布欧洲各国的大小教区，实际是听命于教皇的封建行政区；教廷拥有法庭、监狱，可以更改国家法的判决，同时也不断粗暴干涉各国的内政；其次，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罗马的教廷及其教会更是欧洲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因而也是最大的封建主，天主教会至少拥有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教会土地上的农民不但要受名目众多的赋税徭役的剥削，而且还受到什一税和高利贷的盘剥；最后教会神学思想更是封建统治思想的主体，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E.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徒与法兰西缔结i同盟，而教皇保罗三世也秘密加入了这个同盟，是什么原因
发生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打破了欧洲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一统的局面，削弱了天主教会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导致了人们在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变化，进一步砸碎了天主教会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使人获得了较多的自由，使人的个性得到了较高程度的解放，从而使人焕发了创新精神和生活热情。所以在宗教改革比较彻底的国家，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获得了显着的发展，为西方向近代化文明的过渡奠定了思想基础。
宗教改革的发展，使天主教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对此，天主教会从16世纪40年代起，采取了许多措施，开展了一场反宗教改革的运动，以加强自己的权威。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年）对天主教会本身进行了整顿。他专门成立了一个“九人委员会”，从天主教组织上着手整治，惩办贪污腐化、渎职和严重违反教规的神职人员。
反宗教改革是16世纪下半叶，天主教会联合封建势力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各项活动。由于西欧宗教改革运动迅猛发展，1543年，教皇保罗三世命令建立查禁书刊的专门机构，以此来加强异端裁判所的权力。
1545年，教皇保罗三世(1534年至1549年在位)与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商定，在特兰托举行宗教会议。这次会议一直延续到1563年。
最后，教皇庇护四世(1559年至1565年在位)在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1556年一1598年在位)的支持下，做出以下决议：宣布所有新教都是异端，罗马教会的教条和仪式是正确无误的，必须严格遵守;在组织上，继续坚持教皇是教会的最高首脑，照常出售赎罪券;继续镇压或破坏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加强镇压异端，重申1515年教皇利奥十世(1513年至1521年在位) 的诏令：未经教廷或各地主教批准，不得出版任何书刊。1559年，开始颁布禁书目录。
此外，这次会议还决定加强对海外的传教活动，向拉丁美洲和东方一些国家大举派遣传教士。
F. 中世纪西欧宗教势力为什么特别强大，教权甚至高于王权，政教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政教矛盾和冲突贯穿了整个西欧中世纪，对西欧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于教会权与王权之间的这场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斗争，本文试从中古西欧历史入手，分三个阶段来分析，以期能了解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和对西欧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中世纪 西欧 教权 王权
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中，政教矛盾一直存在，政权与教权一直是此消彼长，处于激烈的斗争中。开始，罗马教皇和神职人员总是从属于世俗的君主或领主的。但到十一世纪末，其地位大大改观。教会利用世俗封建主的相互格斗和厮拼而有力的增强了经济和政治力量，希求确立对整个欧洲的统治。不过世俗的皇帝和君主们是不甘心充当教会走卒的。他们对教会的支持与合作，说到底，无非是个利用。所以，一旦他们感到教会势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时候，便要采取断然措施相抗衡，以至于不惜诉诸武力，总之，在中世纪，教会权（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是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二者之间的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是五至八世纪的酝酿期；第二阶段是九到十三世纪，教权高涨，与政权形成对垒之势，期间教权达到颠峰状态，随后便开始由胜转衰；第三阶段是随着君主国家的形成和各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萌发，王权逐步得到加强，教权节节败退，王权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一、酝酿时期
中世纪伊始，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国家二者，只不过被当作统一社会的两种基本的职能机构而已，它们只有分工的差别，并无不同社会性质的对立。它们并没有料到嗣后彼此之间会发生多大的冲突。尽管如此，在某些神职人员的思想理论中，已显露了夸张神权的苗头。盖拉西（492——496年为教皇），是最早提倡教政二元主义的理论家之一，他提出所谓的“双剑”论。他说，在基督那里，本来是君主、教主合为一体的；但基督深知人的弱点，便在尘世中将这两种职能分开，将两把剑一给君主，一给教主，并令他们互相提携。盖拉西说：“治理现世有两大系统，一为教士的神权，一为人主的君权。在‘最后判决’中，就是君主也必须由教主代向天主负责。就此点而论，则这两种权力中，教士权力的分量较重。”又说：“耶稣·基督在规范这两权各得其所的方法和尊严中，又区别彼此的职务……既：为使来世的永生，信教皇帝应需用教士，而教士应用皇法也是为了尘俗事务的缘故。”⑴由以上可以看出，在中古初期，神权开始觊觎世俗权力，并为以后染指世俗权力寻求理论上的依据。
在公元六七世纪时，罗马主教趁拜占廷皇帝对意大利的控制削弱之机，首先统治了罗马，继之又在意大利中部占据了大片土地，在格列高一世（590 ——604年）任罗马主教时，对西欧教会开始有了较强的影响，此后罗马主教逐渐独占了教皇的名号。在751年，教皇与西欧新兴封建主法兰克国王结盟，支持法兰克王丕平篡夺王位后，后者在754年战胜意大利北部伦巴德人时，强迫伦巴德人把侵占的意大利中部的一片领土交给教皇，教皇从756年起，在这片领地上形成了一个世俗国家，俗称“教皇国”。这样，教皇在宗教权力之外，又获得了相当大的世俗权力，这为盖拉西“双剑论”的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以后神权与王权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二、教权与王权的对垒
随着十一世纪欧洲经济的增长，教会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逐渐想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表现为这个时期兴起的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改革者要求严格教会管理，反对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操纵。克吕尼运动加强了教会的组织力量，最后由改革者与教廷建立起联系，而打破了数世纪以来，政教之间虽有矛盾，但相安无事的局面。1073年，克吕尼修道院修士希尔得布兰德当选为教皇，即教皇格里戈利七世，由此开始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皇帝作为世俗封建主的首领，教皇作为教会封建主的首领；一方主张教权至上，一方主张皇权至上，形成了二者对垒的局面。
导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教会要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但是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和教皇政策中的“世界主义”倾向，即双方都想确立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教皇认为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理应控制和指导世俗君主，教皇以开除教籍和褫夺教权为武器，来操纵世俗政权，实现其帝国野心。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四处干涉，以俗界领袖自居。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主教叙任权和对意大利的控制权。这两点对教皇和皇帝推行他们的 “世界帝国”政策至关重要。首先，教皇视主教叙任权为摆脱世俗政权、培植教廷的驯服仆从的工具，皇帝则一向通过任命主教来控制教会，并把自己控制的教会看作是帝国的重要支柱；其次，教皇要通过控制意大利来捍卫罗马，皇帝则想通过控制意大利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教皇格里戈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开始的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最终以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与教皇签订妥协的《沃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而告终。按照协定，皇帝放弃主教叙任权，主教由教士选举产生，但皇帝有权出席选举，并在有争议时作出最后的决定，教皇则将授予新主教权标，以象征领地和行政权力的重要特权让与皇帝。从表面上看，教会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废止世俗君主的主教叙任权，但实际上皇帝对教会仍有较大的控制权。教皇要控制整个基督世界的企图尚未实现，因此，从十二世纪后期起，教皇又与皇帝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结果，皇帝菲特烈一世于1176年林雅诺惨败，而几乎放弃了在意大利的一切要求，教皇权威终于在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达到了极盛。⑵英诺森三世在中部意大利建立教皇国以拱卫罗马；他任命皇帝，英国向他屈服，法国与他结盟；他镇压了南法阿尔比异端，提倡新僧团的福音等等。而且在那个时代，任何不符合神学正统的思想学说，都被斥责为“异端”而受到禁止和迫害。总之，那时“基督教使西欧封建社会各个方面都染上了宗教色彩。”⑶英诺森之后教皇势力由盛转衰。后来神圣罗马帝国霍享斯陶芬王朝的灭亡，教皇受控于法王，宣告了皇帝和教皇的“世界帝国”幻梦的破灭。
三、王权加强教权衰退
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到十四世纪西欧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消除封建割据，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王权，统一国家。
另外，在皇帝和教皇的争霸过程中，教皇插手世俗事务，削弱了教皇作为西欧精神领袖的地位，日益等同于一个世俗君主。为适应插手世俗事务的需要，在教会管理上，教廷被迫借助于世俗的方式，尤其是一整套税收和财政体系。并且，既然教廷没有一个教会税收体系，因而教廷不得不像世俗国家那样，运用它的司法权力作为一项税收来源，这就必然造成对世俗法权的干涉。教廷的世俗化，它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对国家司法的干涉，以及它苛重的税收，都必然加深教皇与普通基督教徒之间的鸿沟，引起西欧各国王权的不满，所以只有彻底摆脱教皇的控制，西欧国家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各国国王便以宗教宗主权为武器来加强王权。所以西欧王权加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与教皇的斗争。
王权逐步加强教权节节失利，这个过程在法国的历史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在路易九世时期（1226——1230年），国王实行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促进了经济统一与中央政府权力的加强。到腓力四世时期（1285——1314年），王权继续加强。腓力四世为夺取附属的城市伊兰得尔，推行战争政策，经常感到财政困难，他便向法国教士征收捐税，因此和教廷发生冲突。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政教斗争激烈时死去，新教皇克力门五世是在法国国王直接压力下当选的。教廷从这时候迁到了法国阿维农城，总共住了七十年（1308——1378年），史称“阿维农之囚”。⑷腓力四世继续和教皇作斗争，于1307年没收神庙骑士团财产。1312年教皇正式宣布解散神庙骑士团。腓力四世得到完全胜利，教权受到了重大打击。“阿维农之囚”事件充分的表明了教权在这一时期衰落的趋势。
王权能最终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十二、十三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十五、十六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总之，教权与王权的冲突，以王权的最终胜利而告终。教皇作为西欧最高效忠对象的地位消失，各国王权成为各国臣民最高的效忠对象。王权的加强，民族意识的萌动，是西欧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参考书目：
⑴谷春德吕世伦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⑵谷春德吕世伦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
⑶严存生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第2版，第58页。
⑷(美)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北京三联书店 1981年版，第376页。
G. 新教文化是如何产生、形成和发展的
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天主教会，随着西欧主要封建国家王权的增强而日趋衰落。它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主张神权高于王权，己不适应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它急需变革和改造。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公元14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威克里夫宗教改革运动蓬勃兴起。威克里夫（公元1302—1384年）是位神学教授，他主张建立一个属于国王管理下的英国民族教会，摆脱罗马教徒对英国教会的控制；《圣经》是教义的唯一来源，人们与上帝直接沟通，无需以教皇为首的罗马夭主教会这个中间人；王权来自上帝，与教皇无关等。威克里夫的这些宗教思想，同罗马天主教会的神权思想是格格不人的，但却迎合了王权思想的需要。教皇格利哥里十一世（公元137—1378年）曾发出五道训谕，谴责威克里夫的宗教思想，曾几次想审判他。但威克里夫的宗教思想符合时代的需要，不仅未能阻止这种新教文化思想的传播，而且更有力地促进了人文主义文化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
意大利是罗马教徒的所在地，没有赶上西欧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潮流，然而在局部范围内，各个王国和城市国家也出现了集权的趋势，政权与教权的矛盾更加尖锐和错综复杂。不过，罗马教徒由于掌握着天国钥匙，从天主教世界敛集大量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意大利的繁荣，许多意大利商人也借助汇兑罗马教廷的钱款而发家致富。为了不引起意大利的贫困化，不丧失西方世界的金融中心地位，因此，意大利的异端是纯粹精神上的异端，即采取复兴古典文化、从外部批判天主教会的所谓“文艺复兴”的形式。因而，没有酿成教会的分裂，也未引起任何脱离天主教会的民众性运动。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把人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文主义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得以迅速扩展。但文艺复兴运动也引出两个不良后果：一是由于个人主义的膨胀，造成社会道德的伦丧。旧道德已不为人尊重，而新道德又没建立起来。城邦主大都是通过变节背叛获得地位，靠无情的残酷手段来维持统治的。枢机主教应邀参加教皇加冕礼晏会时，他们唯恐酒中放毒，而自带酒和酒童。二是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文化，在初期是生机勃勃和颇有创造性的，但后来变成了对古代进行盲目和空洞的模仿和照搬。人文主义沦为枯燥的“西塞罗主义。”可见，人文主义思想文化运动有待改进和深化。
正基于此点，当15世纪末人文主义思想传播到意大利北方各国时，文艺复兴运动便与宗教改革动动结合，人文主义思想运动由外部批判罗马天主教会，转人从内部变革罗马天主教会。
宗教改革的新高潮首先在德国掀起。宗教改革的首领是路德（公元1483—1546年），他希望通过宗教改革建立民族宗教的形式，来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实现：德国的统一。1517年10月31日，他利用德国人民对教皇利奥十世出售赎罪卷的不满情绪，首先向罗马教会发难，在威登堡教堂大门口贴出讨伐罗马天主教会的檄文——《九十五条论纲》，点燃了德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熊熊烈火。路德发动和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没有最终完成统一德国的任务，但他创建了一个基督教的新教派即路德教。在公元1529年召开的斯拜尔帝国会议上路德教与罗马天主教会公开分裂，这是继基督教在1054年第一次分裂（分裂为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后，又一次大分裂，从而形成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三足鼎立的局面。路德教不仅为德国人民所接受，而且还越出国界，在1519年被丹麦和瑞典所接受，并确立为国教。挪威也紧随其后，子1539年建立了路德教。路德教的建立和传播，标志着新教文化的形成。
路德教建立之后，宗教改革运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西欧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着。英国在16世纪三十年代，国王享利八世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进行宗教改革，建立了英国的民族宗教，与罗马天主教会断绝关系，国王成为教会首脑。
加尔文（公元1509—1564年）几乎在英国宗教改革的同时，也在瑞士的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活动。他不仅建立了一个基督教新教派即加尔文教，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由于加尔文的宗教思想比较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比较早和发展比较快的尼德兰和英国迅速地传播开来。后来，加尔文教成为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这说明，新教文化到了这个时代，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从14世纪到法国启蒙运动前夕，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色依然是宗教性质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虽然无情地批判了罗马天主教会，但他们并未全盘否定宗教。马基雅维里认为教会是必要的，因为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易于确立军事纪律，易于维持秩序。人文主义者本人也未叛教，而且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例如着名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他坚决反对教皇权威，在1439年公开揭露《君士坦丁赠赐》是伪造品。然而，他并不否定宗教神学，甚至强调神学高于哲学。他还忠心耿耿地为教皇尼古拉五世服务，充任教皇秘书。
宗教改革家们所创立的新教，在宗教性质上与旧教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强调信仰在个人，上帝和圣经是唯一权威，反对教会专制，主张国家至上。宗教改革的三个目标是：“第一，整顿由于有人滥用罗马会议，由于许多僧侣生活放荡而遭到破坏的教律。第二，按照先前遭到镇压的某些运动的方针改革教义，并返回原始的质朴状态。第三，放松教义控制，准许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根据圣经作出自己的判断。”新教在迫害自由思想人士方面并不亚于罗马天主教的异端法庭。加尔文教在西欧各国家实行封建的神权统治，反对一切异端思想，并设立宗教裁判所屠杀科学家和异教徒。例如，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
既然新教如此残酷无情，那么，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还把加尔文教作为反封建专制的革命旗帜呢？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一切领域仍处在神学的支配下，广大群众都沉浸在宗教意识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组织和发动任何形式的革命群众运动，都必须打着宗教的旗帜，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二是资产阶级还不十分强大。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斗争时，资本主义生产仍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经济实力还不雄厚。在思想意识上还未形成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等等的完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只能借用适合自己口味的新教思想。
17世纪是科学开始起飞的时代。这时期，科学不仅挣脱了神学的束缚，获得独立发展的权利，而且在大多数新教国家，都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尽管如此，由于当时整个社会仍处在宗教的氛围之中，科学未能彻底消除神学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宗教神秘主义的烙印。例如，刻卜勒（公元1571—1630年）把太阳看成神父，把恒星看成圣子，把居于其间的以太看成圣灵。甚至最着名的科学家牛顿也神秘地提出，“行星起初是靠神的手抛出去的。但当神做罢这事，又宣布了万有引力定律，一切就自己进行，不需要神明再插手”
从14世纪到法国启蒙运动前夕，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西欧各国政治、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基督教的性质也发生相应的变革，逐渐由封建阶段的宗教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宗教。新教文化也伴随着基督教的阶级属性的演变而逐渐过渡为资产阶级的文化。
H. 新教对法国的影响有哪些
亨利四世通过1598年的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在担任公职方面享有同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5月，西班牙同法国议和。胡格诺战争自此结束。
胡格诺战争的结束，使法国王权得到振兴。战争期间，巴黎和外省的高等法院经常抵制王命，各地贵族不同程度地恢复了“自由”特权，如征税和募兵。内战的结束和亨利四世的胜利，有助于重振王权，为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亨利四世在首相苏利的协助下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使工商业和农业迅速繁荣起来，国库由空虚变为充盈。亨利死后，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彻底铲除了贵族的独立势力，建立了以王权为核心的地方管理体系，实现了中央对地方较为严格的控制。
“南特敕令”虽然保留了胡格诺教派的一些特权，但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教皇克莱芒八世曾谴责“南特敕令极为可憎，它给予每个人以信仰自由，而这是世间最有害的事情”。这从反面表明了“南特敕令”对于解放人的思想、打破天主教一统天下的局面具有“开天辟地”的影响。
I.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历史作用
宗教改革是德意志的运动，代表文明较低的民族对意大利的精神统治的反抗。这反抗也是政治性的、神学上的反抗：教皇的威信被否定，他原来凭“天国钥匙权”获得的那份贡赋不再缴纳。按哲学讲，宗教改革开始以后的一个世纪是个不毛的世纪。路德和加尔文又返回圣奥古斯丁，不过只保存他的教义中讲灵魂与神的关系那一部分，不保留关于教会的部分。他们的神学是一种削弱教会权力的神学。炼狱中的亡者灵魂能靠弥撒祭拯救出来，他们废弃了炼狱。教皇收入有一大部分仰赖免罪说，他们否定这一说。根据豫定说，把死后灵魂的宿命讲得与祭司的举措完全无关。这种种革新虽然在对教皇的斗争上起了助力，却阻碍各新教教会在新教国家做到像旧教教会在旧教国家那样有势力。新教牧师（至少在起初）也和旧教神学家一样偏狂执拗，但是他们的势力较小，所以为害也较少。几乎从刚一开始，新教徒中间关于国家在宗教事务中的权限问题就有了分歧。不管哪国君主，只要他奉新教，路德就愿意承认他是本国的宗教首脑。在英国，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极力坚持自己有这方面的权力；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叛离西班牙后的）荷兰的新教君主们，也都采取同样态度。这加速了既有的王权扩张趋势。但是对宗教改革的个人主义各方面认真看待的新教徒们，不愿意屈从教皇，也同样不甘心顺服国王。德意志的再洗礼派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派的教义传播到荷兰和英国。克伦威尔与长期国会的争斗有许多方面；在神学方面，这争斗一部分是国家在宗教事务中应有裁决权这个意见的反对者与赞同者之间的争斗。逐渐，由于宗教战争闹得人疲惫倦怠，宗教宽容信念滋长起来，这信念是发展成为十八、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那派运动的一个源泉。（英--罗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