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宪政是什么意思

⑴ 什么是宪政国家

宪法学家们也给宪政下了许多定义。这些定义侧重的角度不同，其表述或简或繁，但从中仍能归纳出宪政的基本的内涵。 日本学者阿部照哉教授认为：“宪政是依据宪法而进行政治的原理。” 韩国学者权宁星教授则主张：“宪政是依据保障人权、确立权力分立的宪法而进行统治的政治原理。” 我国着名宪法学家张友渔对宪政作了详尽的表述：“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有应有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式” 。[2]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或者说是宪法政治。 我们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作为政治活动根本准则的一种政治体制，是政治的法治化。由于宪法的基本内涵是决定“最高治权组织”的法律，即最高层次的政治规则，因此宪政意味着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组织和运行是依据宪法进行的。 宪政与非宪政国家的区别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政治体制进行多种分类。 根据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是否依照宪法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将政治体制分为宪政和非宪政两种政治体制。宪政体制可以是君主制，例如英国，也可以是共和制，例如美国和法国。非宪政体制主要是专制体制。专制可以存在于君主制国家，即君主专制。君主专制是古代社会中最普遍的一种政治体制。现代世界各国都有宪法，但并不都是宪政国家。现代的专制体制可以存在于君主制国家，例如约旦；但更多的专制体制存在于共和制国家，例如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和印度尼西亚苏哈托32年的专制体制。在这些国家中都有宪法，但从根本上说这些国家的宪法没有起作用或其宪法缺乏近现代宪法的基本精神。因此这些国家不是宪政国家。与传统的君主专制国家相比，现代共和制国家的专制体制更加有害。其原因在于，传统君主专制国家通常有比较规范的世袭继承制度解决权力的交接问题，而在现代，由于人们已经普遍摒弃了世袭制度，专制国家的权力更迭通常伴随着暴力和阴谋，甚至有可能因此演变成连年的战争。非洲的许多国家就是陷入了这样一种灾难之中。此外，现代专制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更加严密，有的专制国家完全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进而控制其国民的生活来源，这样其推行专制统治的危害就有可能比传统君主专制国家更加广泛而深刻，比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宪政国家的最基本标准就看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否在宪法的规范之下：最高权力在宪法规范下的国家是宪政国家；否则就是非宪政国家。这些国家宪法的许多内容可能在实践中实施了，但它的最高权力没有在宪法的规范下，因此不是宪政国家。 中国对于宪政的概念： 所谓宪政，就是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国家政治形态。 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是美国。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宪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宪政国家。美国的宪法是13个州代表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讨价还价的基础上相互妥协的结果。此外附有很多修正案，但是两百年来没有修改过宪法一个字。宪法确定了国家的组织形式和权利分配，美国宪法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组织结构，相互分权和制约，以保证没有专制。 此后，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制定了宪法，但是很多国家并没有按照宪法办事，宪法只是一种摆设。有的完全违背宪法，有的则是隔三差五的进行修改，宪法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看一个国家是否是宪政国家，要看它是否真的以宪法为根本，实际是否与宪法一致。

⑵ 什么是宪政宪政是什么意思

宪政又称立宪主义，是西方政治学和法学中的一个概念，至少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指导宪法制定或推动宪法实施的实践；

第二层含义是建立并推动特定类型政治制度的实践，这类制度一般包含了有限政府、权力分立、代议民主、司法独立等政治原理。

“宪政”只是一个名词，资本主义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既然资本主义有宪政，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宪政。

(2)法国宪政是什么意思扩展阅读

中国之所以不能搞西方宪政，有着充分的理由。首先，是基于西方宪政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暴露出的问题。它本质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社会政治机器的运转，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西方发达国家搞了几百年，其政治制度模式依然弊端丛生、沉疴难除。

甚至一些西方有识之士也承认，近年来西方制度正面临深刻危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当前陷入一种恶性均衡，由于传统制衡制度不断根深蒂固且越来越僵化，有很多政治制度日渐衰败。

英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阻碍了国家治理。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西方民主正在经历艰难时世，民主常常与债台高筑、运作失灵等联系在一起，金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

其次，是基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移植西方宪政的惨痛教训。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国家的策动下，都曾试图通过西式民主之路来实现繁荣发展，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非但没有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陷入了无休止的动荡与混乱。

⑶ "法国总理可副署总统的部分文件等."请问此"副署"是什么意思啊

这关系到法国宪政体制的问题。

法国，也就是现在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既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也不是英国式的议会制。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的“双元首制”，也叫做“两头制”。

具体而言，就是说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的同时，也享有一定的行政权，主要是关系到原则性国策方面的，诸如外交、国防、重大内政。
但是，这并不是说总统就拥有了完全的绝对的行政权，即使是在外交、国防方面。总统所受的重大限制就是总理的“副署权”。也就是说，总统的政令要想生效，必须要有总理的签名，也就是“副署”。总理有权副署，也有权拒绝副署。如果未经总理副署，总统的政令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总统就要受到总理的极大限制。因为，作为总统，要想控制总理更简单——随时罢免他。

⑷ 从法国宪法发展和产生分析法国宪政历史进程总结及特点

综观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制宪运动，不难发现其基本特点和运行轨迹。法国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制度是在革命运动中逐渐建立和完善的，但它经历了相当长时间激烈动荡和频繁更迭的历史过程。总起来看，理论上的先导性和超前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之一。法国宪法先理论后实践的特点，客观上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它既导致法国制宪运动有章可循，有源可溯，又使新宪法往往超越时代，结果激进的宪法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难于付诸实现，甚至有流产的危险。
法国制宪运动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宪法理论流派众多，主张各异，这使宪法的原则精神和严肃性受到削弱，因而人们可以时常看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各利益集团、各阶级阶层恣意践踏宪法的混乱状态。同时，1789年大革命胜利伊始，就暴露出各阶级宪法观的严重分歧。有的宪法理论家崇尚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有的主张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原则为立宪之本。譬如，孔多塞就极力倡导法国政治制度的最高目标是保障天赋人权，宪法的核心内容应是一个人权宣言；法国宪法学界泰斗西哀耶斯，则主张法国宪法理论应把三权分立学说，社会契约论综合地体现于一部系统完整的宪法之中；西哀耶斯穷毕生精力于法国制宪运动，先后参与了八、九部宪法的制定，其影响超过孔多塞而盛名远播。

⑸ 论宪法和宪政的联系与区别

在人文社科话语体系中，宪政指涉的是一种关于国家权力良性运作的政治思想、状态或者过程，追求一些崇高的价值。我们在研究这一课题时，面临二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是宪政发源于西方，——因此只要我们用宪政这一话语来讨论问题，就无法回避西方学者对这一术语的认知和研究成果；二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是为中国宪政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宪政——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讨论宪政，我们必然面临这样一些问题：“社会主义与宪政是否兼容？”“宪政的普适性价值何在？”“究竟什幺是社会主义宪政？”“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
在中国的历史上，宪政曾被视为西方的腐朽产物而受到敌视和排斥。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们的线性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但却引出两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发源于西方的宪政是否能同样适用于东方的中国？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宪政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从逻辑上讲，研究社会主义宪政首先面对的就是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宪政的研究密度反映了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但这样的疑问依旧存在，不容回避。事实上，从法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这一问题看法不一。就法律的本源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模式。一种认为法律是制定的，人们可以根据时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论和对公共政策直觉的感悟，学习法律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法律来引导社会发展；另一种则认为法律是发现的，只能扎根于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之中。在我们国家这两种观点表现为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论争。移植论者认为后发达国家可以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来加速本国法律的发展。如何勤华教授最近撰文认为，“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规律之一”，是“世界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现象”，“没有一百年来对外国法律的移植，也就没有近代中国法”。[1]法律本土论者向来就不少。如孟德斯鸠就曾说过，“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2]自孟氏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镜子”理论，认为法律的每一方面均是由经济和社会所铸就，深深扎根于各个特定的社会。故法律移植实属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3]在我们国家，朱苏力被视为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中，苏力先生指出：“关于法律移植，我确实认为法律移植不大可能”。[4]
但是，当今社会的现实似乎证明了法律移植论的主张。自从近代宪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以来，各国就纷纷模仿。各国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很大，但几乎都具有如下的特征：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修改程序异于普通法律，主要规定国家的根本组织，内容划为三块，一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二是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权限及其相互关系，三是宪法的修改。[5]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具有极强地域性的西方宪法的观念和形式覆盖了全世界。西方宪政虽具独特性，但许多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对法治和宪政的不同需求。因此，尽管现代社会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各异，但只要采取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效率导向的市场经济，非人格化的官僚管理体制，奉行利益导向的形式理性价值观念，就必将选择法治和宪政。在我们看来，宪政与社会主义有极强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没有成功的宪政建设，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立以实质正义为价值导向的宪政。
（一）宪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
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或者理想，还是一种制度或者运动形态，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宪政则是人类在千百次试错和纠错之后所创造的文明中的少数几颗璀璨明珠之一。从国家权力行使入手并试图让人类在国家权力的关照之下一步步走向全面解放，正是宪政存在的现实意义。显然，这构成了以解放人类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从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来看，宪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首先，只有建设宪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宪政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下文将详细论述这一问题），社会主义同样十分关注人权的实现和保障。从人权产生的目的来看，人们对人权的推崇，实际上是对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财产权的保障等权利的渴求。历史上的一切进步运动，都致力于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充分享有各种权利，建立一个“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从人权的内容看，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者反对政治权力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恣意剥夺，追求自由、平等和财产权，也是社会主义运动者的目标。在本质上，社会主义与以往的一切进步运动一样，以实现和保障人权为价值追求，其区别只在于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入手，找到了使这一梦想成为现实的路径。
尽管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和存在的目的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但客观条件决定了在社会主义阶段全民不可能直接行使权力，必须存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分离。从人性的角度看，如果少数权力行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行，时刻牢记为公民服务的宗旨，那幺就不必担心他们滥用职权，对他们的限制就成为多余。但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哲学王的幻想只有破灭的命运。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眼中，人性是邪恶的。这从诸多学者的论述中就可以见得。社会主义学者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认为人的属性是多方面的，在总体上表现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属性内部的冲突，构成了人性的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前者表现为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与社会关系有序化之间的矛盾，后者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人性在其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具体人性存在着一种与社会发展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可能，这对于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人来说都是如此。[7] 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权力运行不符合权力所有者意志和授权目的，甚至反过来侵犯权力所有者权利的事实。宪政作为防止这一现象出现的成功政治实践，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
其次，宪政是标识社会主义特征，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政治文明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论述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时曾提到，但并未详细论述。[8]《中国大网络全书·政治学卷》认为，政治文明是由国家构成的社会活动的产物，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和平、解放的实现程度。政治文明的内容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中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轨道，在随后的历史中，我们不断地变奏着这一主题，政治文明的转型则是其核心内容。[9]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法律和民主制度等的综合体，其核心因素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政治文明史显示，始终困扰人们难以回答和解决的难题在于，政治文明在不断推进的历程中始终表现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对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所以，尽管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层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出现由于政治文明演进中的量的积累所最终导致的质的变化”。[10]
显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超越以往任何政治文明的一次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要建设的政治文明，无论从内容还是类型上讲，都具有超越以往任何历史类型的实质区别，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她要抛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建立一种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当现代化被确定为我国的奋斗目标，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扩展到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层面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便处于排头兵的地位。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新型的政治文明，必须使国家权力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运行，宪政正是这样一种制度选择。宪政作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行使违背人民的意志，追求少数人利益的一种政治构架和实践，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家权力的运行，是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当然评价指标。社会主义宪政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是中国政治文明转型建设获至成功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志。
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处于共同的历史阶段和时代环境，决定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建设宪政。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测，资本主义后的共产主义分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但在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则必须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十五大报告的论述，这一阶段“不是泛指所有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前途是进入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顺利发展的下一站也是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11]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是共时态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间的过渡社会形态。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处于共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共同的时代背景，肩负着发展生产力的历史重任。“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建设的区别，仅在于建设的方向、道路和领导力量方面，而不表现在建设的具体任务或内容上。”[12]
资本主义国家长达几百年的兴盛历史，充分证明宪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18世纪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差距产生的根源在于二者制度上的差别。当时在英法都存在资本主义，但英国在1688年以后就形成了宪政制度，法国则处于专制统治之下。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使英国的资本主义是“好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当时的英国建立了一种共和宪政制度，存在分权制衡，这种制度限制了当权者的机会主义。而在大革命以前，法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坏资本主义”，经济上有自由，但政治上是人治，是一种垄断政治。政治垄断使机会主义盛行，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质次价高，还与商人勾结获得大量垄断利润，产生的收入分配既无效率又不公平，限制了市场的容量，有害于经济发展。只有在宪政制度下，垄断政治和政府的机会主义才会消除，分配才会尽可能公平，进而增强民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发展后来居上，也证明了这一点。[13]尽管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本质上讲能够更好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我们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经济自由，会面临种种实践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吸取英美法的历史经验，积极利用宪政这一文明财富，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追赶民主、文明的时代潮流，促使社会主义顺利地迈向共产主义。
最后，在社会主义中国，宪政建设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在一个具有两千余年封建传统的地域上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中国长期的超稳定的封建统治，形成了一套封建官僚政治。“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僚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枯荣，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14]所以在封建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似成定律。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传统的种种阻力，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跳出传统的周期率问题。记得1945年在延安时，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他说，我们找到了能够跳出这一周期率的办法，那就是民主。[15]所谓跳出周期率，是指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腐化导致国家分裂动乱。为此，从建国到现在，中国共产党都在摸索如何使国家权力执掌者遵从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在毛泽东时代，整党整风、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外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监督等种种措施多管齐下；邓小平则在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强调民主法制建设。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摒弃了运动式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逐步走上诉求制度和法律的道路。从总体上讲，尽管我们在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将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控制在最低程度。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宪政建设在目前是相对较好的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尝试。对于有着悠久权力本位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讲，宪政不失为真正跳出“周期率”的就近良策。
（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立实质宪政
宪政与宪法关系密切，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宪法与法治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人类历史上，法治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原则和制度要求，但主要体现为一种价值追求。宪法作为体现和塑造一国客观价值秩序的首要文件，引导着一国法治的主要价值追求。法治与人治的区别在于坚持法的权威至上。在现代国家中，宪法统帅着一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放任宪法被践踏而得不到遵守，法的统治将沦为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法治首先是宪治，宪政是法治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奉行什幺样的法治理念，践行什幺样的法治模式，就有什幺样的宪政实践。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法治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及制度安排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事情。现代法治是人类告别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价值密切相关联”，是现代西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模式，并为非西方国家所效仿。[16]尽管西方各国的法治理念和模式有所区别，但现代法治产生的西方背景以及构成这一背景的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的相似性，使之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和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历史演变。我国学者高鸿钧在《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与整合》一文中的研究显示，[17]形式法治是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由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来，戴雪是始作俑者，而法律实证主义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持，其后的学者如拉兹、哈耶克、富勒和芬尼斯的有关论述强化了形式法治的特征。从总体上讲，尽管思想家的观点在细节上极具智能，但总体含义基本一致。形式法治作为西方法治的第一站，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理论上的缺陷十分明显，并受到实践的强力挑战。、[18]在20世纪初期，实质法治在学者对形式法治的一片讨伐声中登堂入室，其始点是1919年的魏玛宪法和1918年苏俄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实质法治是对形式法治造成的社会贫富不均、失序冲击秩序的挑战的回应。自此以后，现代法治的理论和实践在内容和价值上发生了根本变化，1959年的《德里宣言》是个明显的标志。这种变化随之波及民法、刑法等领域。[19]我们同样可以在马克斯·韦伯、纽曼、莫尔、沃克，特别是罗尔斯、德沃金等学者的论着中找到实质法治的思想渊源。与形式法治相比，实质法治主张以实在法之外的正义、道德来衡量和检测法律，要求法律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并从制度安排上来弥补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不平等。
宪政主要关注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并通过一序列制度构架来限制政治权力的行使。宪政将这一价值追求诉诸于法律的统治，宪法则担当起总体制度构架的重任，如1787年美国宪法通篇只规定国家权力。自法治在西方国家确立以来，体现在制度层面和实践维度的宪政便同时出现，法治建设的历程也是宪政建设的历史。与法治的历史流变相关，宪政也经历了从追求形式正义到追求实质正义的阶段性变化。但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时序上，形式法治是西方法治的第一站，随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转向垄断经济，法律工具导向的形式法治转向了价值导向的实质法治。但是，实质法治并没有代替形式法治，形式法治还是法治的主体，实质法治只是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内对之加以补充和修正。“在现代民族国家，只要利益导向的市场经济、科层制的官僚政治和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形式法治就会继续成为主导型法治形式，实质法治只能处于一种补偏救弊的地位。”[20]同样，与形式法治相适应的形式宪政在当代民族国家居于主导地位，而建立一个完全的实质宪政尚待时日。在我们看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立实质宪政。
事实上，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很早就看到了形式宪政的局限和弊端，他们从现代化的高度剖析了形式宪政的弊端，为社会主义超越形式宪政建立实质宪政开出了一副革命性的良方妙药。马克思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一部分的形式宪政有其光辉的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资产阶级高度的赞扬：“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他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他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行行色色的封建羁绊。”[21]但马克思认为现代性并非是和谐的整体，矛盾、二律背反贯穿其中。“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具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穷的根源……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2]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转向的根本动因在于经济的发展。前者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后者则以社会市场经济为支撑。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社会市场经济一统天下时，实质宪政却并没有随之取代形式宪政，其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卢梭在论述不平等的起源时就揭露出不平等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出现的唯一基础上；他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一种灾祸。[23]马克思同样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根底，因此他号召说：“哲学家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认为只有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实质宪政的实现创造经济和政治上的条件。
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将为实质宪政的实现提供先决条件。这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为经济上的平等提供了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是生产条件（既包括他所耕种的土地，也包括他用来劳动的工具）的非所有者”[24]，“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劳动者不能占有他自己的产品”，这种状况仅仅“是法律上的合理存在，而不是经济上的合理存在”。[25]这种“法律上的合理存在”必将导致形式宪政的出现，而作为经济上的不合理存在，则必然阻止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的转化。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狭隘性，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如果土地所有权归人民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使劳动条件变成一个独立于工人之外并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的基础，就不再存在了。”[26]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将使资产阶级失去剥削的工具，为经济上的平等创造条件，进而为形式宪政向实质宪政的转变扫清了障碍
另外，社会主义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民主制度，使人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体现。从奴隶社会始，国家权力经历了从所有权与行使权合一到逐渐分离、国家权力所有者从单个主体到多数主体乃至属于全体国民的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国家权力同时向社会成员权利转化和回归，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在宪法中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公民享有种种政治权利。[27]在现代国家，要保证主权属于人民，只能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所以列宁说：“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幺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28]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充分地阐释了人民主权的真实含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发展前途是“专政的对象日益减少，民主的主体日益增多。这种发展趋势的最终结果总有一天是专政对象完全消逝，全体国民都成为民主的主体”。[29]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正是这一新型民主的体现，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基本的形式。民主主体范围的扩充，使人们可以参与协商形成作为共识的法律，所有的人都成为自己的立法者，在法律中体现自己的意志。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惟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30]显然当人民为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得到实施时，一种体现实质正义的宪政就会出现。
二、宪政的普适性价值
人类发展到近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人们惊叹西方的繁荣时，更为其精密有序的政治秩序所折服。面对西方现代化的诱惑，反观本国的积弱积贫，我们坚信走宪政之路，是社会发展使然。将滥殇于西半球并具有极强地域性的宪政视为社会发展必经之路，其预设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宪政具有普适性，它所追求的价值，不仅适用于西方，而且应为所有的国家所追求。我们研究宪政这一主题，应该首先明确宪政自身的价值追求。宪政发端于西方，厘析宪政体现的价值追求，自然无法拒绝西方语境下的宪政含义指涉。
在经历过中世纪极端专制和残酷的统治后，创立一套使公民免受政府侵犯的政治制度是人们的最高政治追求。在传统上，西方宪政思想的突出主题是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古典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犯，同时将政府侵犯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在现代政治学和宪政理论中，学者在论述宪政时，关注的依旧是有限政府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是与约束国家及其官员相关。”[31]斯蒂·M·格里芬则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32]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雅施·盖伊（Yash Ghai）理解的宪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的权力由宪法界定和限制，宪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拥有通过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来实施这些限制的权威，这种司法审查可以经由任何感到其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为的侵犯的当事人的请求而开始。”[33]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凯茨博士则认为，“任何有意义的宪政概念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国家权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和‘同意’（人民对政府及其行为的承认和赞同）。”[34]
西方学者对宪政的这一认识，来源于他们的自然法思想。在古典自然法学者眼中，在前政治社会时期，人们享有天赋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但这一社会有其致命的缺陷，没有一套明文规定的法律为大家所接受，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裁判一切争执的公正法官，也没有强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于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只得“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恐惧和危险的状况”，相约进入政治社会。人们放弃一个自由的社会并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形成政治权力，只是为了形成一个自由而和平的生活状态，“政治权利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权而制定法律，以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的侵害的权利”。自然权利的让渡，通过人们之间的契约行动来实现，宪法就是这一契约的书面形式。政府在行使政治权力时必须按宪法行动，“除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外，就不能再有别的目的和尺度”。[35]洛克在强调政府必须按宪法行动的同时，也注意到权力分立对防止政治权力侵犯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它的这一分权思想最终由孟德斯鸠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在孟德斯鸠看来，只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并由不同的机关行使，才能逃脱专制的危险。“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统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⑹ 宪政的定义

法学家格哈德卡斯珀在论文《宪政》（Constitutionalism）中提到：“宪政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两个内涵。描述性内涵是说它被用来指代历史上，人们为逐求各项权利、自由等的制度性承认的奋斗；规范性内涵的意思是它包括了美国宪法中政府的必要特征。” 美国宪法规定：（1）立法权由国会行使，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2）行政权由一任美国总统行使；（3）司法权归属于最高法院和各下级法院，下级法院可由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
周叶中主编的法学教材《宪法》中，给出的说明是：“宪政（constitutionalism）也称“立宪政体”、“立宪主义”。近现代意义的宪政的含义有多种，不过可归纳为两类（如右图）。宪政作为专制政体的对应物，其基本内涵就是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这种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权利，它一般应包含三个基本的要素：民主、法治和人权。其中，民主和法治都服务于相同的价值——保障人权，只是在宪政中角色不同罢了。”
中文含义：民主的自由政治。见1983年版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250页，（1992年2月北京124次印刷）。
中文“宪政”一词来源于日文汉字，中国首次提起并予以介绍者是晚清着名学者黄遵宪。黄遵宪1887年在其《日本国志》一书中有介绍（“立宪政体”），梁启超读后为该书写了《后序》发表。正是由于梁启超的推崇使用，以及他在文中对“立宪政体”即“宪政”的明确解释，使得这个词所代表的政治思想逐渐为中国人所认知。
“宪政”又称“立宪主义”，英语中相对应的词是Constitutionalism，发源于英美，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中文词“宪政”对应的英文原词constitutionalism ，其本义主要对应着一般中文的“制度”主义、“架构”主义、“法治”主义、“立宪”主义等多层意思，也是这些中文意义的总合。
我国从近代以来开始受“宪政”观念影响。早期主要受英国“立宪政体”的影响，把宪政理解为民权与君权的结合，所谓“君民共主”。后期倡导“民权主义”，强调政权和治权分离。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五权宪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宪政主张的集中体现。我党第一代领导人在同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也使用过“宪政”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我党开始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
19世纪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本杰明·柯蒂斯曾经写道：“法庭不能基于政治考虑而做出司法判决……根据法律解释的固定规则，当抛弃宪法的严格解释而允许每个人持有自己的理论观点时，我们就不再拥有一部宪法。我们将陷入某些个人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统治中，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眼下认为正确的观点来宣布宪法的含义”。

⑺ 宪政啥意思

宪政又称立宪主义，是一种主张国家权力来自并被一部宪法约束、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或理念 。宪政的要义有两点：第一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第二是限制公共权力，一切公共权力的权威与合法性来自于宪法。

⑻ 宪政是什么

宪政：又称立宪主义，是西方政治学和法学中的一个概念，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导宪法制定或推动宪法实施的实践；第二层含义是建立并推动特定类型政治制度的实践，这类制度一般包含了有限政府、权力分立、代议民主、司法独立等政治原理。

⑼ 法国宪政形成演变的特点和历史影响

特点：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彰显了协商民主和求同存异的精神，在斗争和妥协中产生，体现了法国的民情。
影响：促进了法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⑽ [转载]什么是宪政宪政是什么意思

宪政是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宪政”（Constitutionalism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与“宪法”（Constitution or Constitutional Law）一样，均是舶来品。从英文词源上看，宪政与宪法有不解之缘。从历史渊源上考察，古希腊最博学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交替运用宪法、宪政、政体等语词，在他那里，宪政与宪法的含义并无二致。他主张用宪法的形式限制整个国家的结构，规限城邦“最高统治机构政权的安排”。到了近代，宪政与宪法的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且，就其科学内涵而言，近现代宪法与宪政的概念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宪法、宪政均有实质上的不同。西方学者的宪政概念：他们都回避对宪政阶级实质的分析，且大都是从某一角度来阐释宪政，因而不够全面。若撇开他们以西方宪政为理想参照系所带来的偏见不论，他们的不少观点对我们界定宪政概念还是有借鉴意义的：（1）宪政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2）宪政意味着对于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它保障公民权利并制约政府权力；（3）宪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4）宪政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中国学者的宪政概念：既包含了西方学者宪政定义中的合理成分，又有自己的突出优点，一是比较全面，二是大都强调了宪政的动态意义和实践色彩。但也有若干不足，如张友渔教授的定义中并没有强调“宪政”的民主政治要义，以至难以说明一些国家制定了宪法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宪政的例证。杜钢建副教授的观点颇为新颖独特，有一种更为务实的特点。但他将民主排斥出宪政的要义范围而把自由推崇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不可取。自由是宪政的低度目标，民主才是宪政的关键要旨。总结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主张把宪政简单地定义为：宪政是以宪法（立宪）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宪政和宪法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宪政确立与否，不仅仅取决于拥有一部有形的宪法，而更重要的在于与宪政的基本要求相统一的宪法的从价值基础、政权结构及其保障机制等实质内容。在形式上，宪政有赖于宪法；而在理念上，宪法形式也脱离不了人们对宪政所追求的理想价值成分。宪法一旦颁行就成为实施宪政的依据，指导宪政建设的运行。而宪政所负的使命是，既要实施宪法，又要完善发展宪法。这里，宪法和宪政具有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宪政对于宪法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是防止列宁所说的“虚假宪法”产生的唯一手段。列宁指出：“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宪政是宪法的支柱、动力和灵魂，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便失去其真实性、有效性；其次，宪政是验证宪法“正当性”的问题：什么是宪政？宪政是什么意思？ 关键环节。宪法的“正当性”特指宪法内蕴的应然价值取向，宪法规范应体现公认的立宪主义的宪法观念和精神，表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企图用根本法的形式把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巩固起来，因而即便它在现实中得到实施，也不会有“宪政”可言。而就中国1975年宪法而言，若严格实施，也不会带来人民所渴求的“宪政”。可见，宪政是验证宪法“正当性”本质所在，宪政运作既是体现宪法“正当性”的实践环节，又是验证宪法“正当性”的手段，并不断推动其“正当性”的手段，并不断推动其“正当性”的动力源泉。总之，实行宪政在正常的条件下，固然是以正当性的宪法为前提，无宪法即无宪政，正当性的宪法是宪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宪政又是宪法的灵魂所在。没有宪政动作，宪法就徒有其名，虚有其表。宪法是依赖宪政来得以实施、维护和发展完善的。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的实施、完善和发展是寓于宪政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