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败后如何对待甲级战犯的

Ⅰ 二战德国甲级战犯判死刑投票结果

反正印度和菲律宾反对死刑.....，但是最后甲级战犯被处死，推荐你去看一部电影叫做东京审判，就是说这些的

Ⅱ 德国和日本战败后如何道歉

战后，联邦德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对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真诚忏悔和谢罪。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更为可贵的是，德国政府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战争纪念和历史教育等实际问题上也显示了极大的诚意：几十年来认真履行赔偿义务，向受害国及受害者个人支付了巨额赔偿；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严禁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并对新纳粹分子进行严厉追究；近十几年来，每年都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墓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以警示世人；在教育方面，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行为的内容，教师必须对有关纳粹专制特别是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历史进行充分讲解。 日本方面，尽管也有不少二战老兵对当年的罪行进行深深的忏悔，但日本政府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日本教育部门一再修改历史教科书，不愿承认也不愿反思当年侵略东亚各国的史实；日本法院一再判决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东亚各国受害者败诉；日本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并为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七个甲级战犯树立“七士之碑”。

Ⅲ 战胜国在二战德国战败之后，是怎么报仇的

众所周知，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场战争，因为仅仅是一场二战下来被卷入战争的人类就高达20亿，别的暂且不用多说什么，试问20亿人类是一个什么概念？

很显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肯定也就是无法想象的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战争也毕竟是战争，自然二战作为战争肯定也就是会有战胜国和战败国的，那么说起二战的战败国德国来，那还真就是罪有应得了，因为二战就是德国引起了，如果没有德国的话，虽然咱们不能保证二战就不会爆发，但是最起码可以保证二战是不会爆发这么早的了。

然而，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战胜国又是如何报复德国的呢？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下，只能说德国人民太无辜了吧。

这就如同，苏联人民看到德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免费干活一样，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苏联人民的内心又会是何种的感想了。很有可能都会无比的开心了。

Ⅳ 二战后的德国甲级战犯是哪些

二战后的德国甲级战犯如下：

1、戈林

戈林是纳粹德国的一位政军领袖，与“元首”希特勒的关系极为亲密，在纳粹党内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力。

2、里宾特洛甫

希特勒政府时曾任驻英国大使和外交部长等职务，对促成德日意三国同盟起过重要的作用，此外，里宾特洛甫直接参与了闪击波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战争。

3、凯特尔

曾任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资历最老的指挥官之一。

4、卡尔滕布鲁纳

奥地利党卫队领袖，奥地利公安国务秘书，第二任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

5、罗森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中的一名重要成员，为纳粹党党内的思想领袖，是纳粹党最早的成员之一。

6、弗兰克

德国驻波兰占领区总督，纳粹首要战犯。1923年加入纳粹党。1939年被任命为德国驻波兰辖区最高行政长官，在任期间，参与大肆屠杀和残酷奴役波兰人，并积极推行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7、弗利克

纳粹官员，曾任第三帝国的内政部长。

8、施特莱歇尔

纳粹头目之一，反犹刊物《先锋报》主编。

9、约德尔

纳粹德国陆军大将，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犯。

10、绍克尔

于1923 年加入纳粹党。1927 年担任图林根大区领袖。1927 年至1933年曾为图林根邦议会议员。1932 年他被任命为图林根地方长官。1933 年5 月出任图林根财政部长和图林根邦政府总理。还获得冲锋队和党卫队副总指挥的头衔。

11、英夸特

驻奥地利总督，德国驻荷兰占领区长官，希特勒死后任德国外交部长，原为奥地利律师。

12、鲍曼

纳粹“二号战犯”，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掌握着纳粹党的钱袋子，人称“元首的影子”。在希特勒政权垂死挣扎的最后日子里，鲍曼成了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重要人物，纳粹党总部主任。

13、赫斯

于战时搭乘飞机私奔英国，被部份历史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攸关战争“发动与结束”最大之谜，英国当局至今并未公布档案。

14、雷德尔

德国军事家，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

15、冯克

1912年起当编辑，1913年做了一年的志愿兵，1914年起在某轻步兵团服役，1916年7月在《柏林证券报》编辑部工作，1920年起当责任编辑，1922至1930年当总编。

16、席腊赫

全德青年领导人，驻维也纳总督。席腊赫1925年加入纳粹党。1929年为民族社会主义全国青年指导人。1933年后为全德青年领导人。1940年被任命为驻维也纳总督。

17、施佩尔

着名的建筑工程师，德意志第三帝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希特勒的好友。

18、牛赖特

是职业外交家。1930年至1932 年曾为德国驻英国大使。1932 年6 月2 日，巴本内阁曾任命他为外交部长，在施莱歇尔和希特勒的内阁中他仍留任此职。

19、邓尼茨

二战期间德国的着名将领。德国总统 、国防军最高统帅 、海军元帅 。邓尼茨于1891年9月16日出生在柏林 。

20、博尔曼

参加过一战，战后曾参加过德国右翼组织“志愿兵团”。

21、罗森贝格

1893年1月13日出生，1940 年，希特勒以保护文物为名，委派罗森贝格设立“罗森贝格特别工作处”，负责征收法国和其它占领国的艺术珍品。

(4)德国战败后如何对待甲级战犯的扩展阅读

战犯分类：

1、甲级战犯

详细控罪指：“作为领袖、组织者、鼓动者或从犯；策划、执行计划或秘密计划；发动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之战争。”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受审的甲级战犯全都被控以上罪名，另加其他对个别国家发动战争的罪名。甲级战犯主要为掌握决策权力的军队或政府中之高层。

2、乙级战犯

一般指控包括“下令、准许或容许虐待战俘或平民”或“故意或鲁莽疏忽责任，未有阻止暴行”。部份甲级战犯同时有被控以此“战争罪行”。

3、丙级战犯

多数指控实际执行杀害或虐待者。

Ⅳ 二战后，是怎样处理德国和日本的

二战以后对德国、日本法西斯的处理

由于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人类反对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更痛恨发动侵略战争的战争元兇。同盟国在波茨坦等历次会议及其宣言中，都明确表示将对战争罪犯加以严厉的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分别在德国和日本开设法庭，审讯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战犯。对德国法西斯的审判从1945年开始，1946年结束；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开始于1946年，结束于1948年。
在成立法庭前，苏联对审判方式提出意见，认为抓到的战犯反正都是罪行累累，枪毙或绞死了事，何必再为他们花费时间，劳民伤财?美英法西方三盟国则认为，他们如今只是囚禁中的被告，是不是战犯以及怎样程度的战犯还有待审理；而审理过程中，不但应充分给予被告自我辩护的机会，并由他们自选律师，而费用由法院支付。当时四个盟国之间，苏联是绝对少数，因此，莫斯科速审速决的主张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德国投降后，以各种罪名被控的前纳粹分子共350万人，经过各地的预审，最后只关了9600名，其中属于头号战犯，像前纳粹空军头目戈林的，只有20名左右。国际法庭设在纽伦堡的司法大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分两个法庭进行。横滨军事法庭负责审理乙、丙级战犯，东京军事法庭负责审理甲级战犯。法庭以破坏和平罪、违反战规罪、违反人道罪及共谋罪，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
那些为德国纳粹被告辩护的律师，来自美国、英国甚至德国，所有日本被告都有美国籍辩护律师和日本籍辩护律师作代表。
德国战犯的辩护律师们出于职业本能，咬文嚼字、想方设法为被告开脱。审讯方总能及时地提出人证物证，把被告和律师的狡辩驳倒。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尽量列举罪证，被告及其律师(背后还有其提供有利资料的被告家属)也尽量狡辩，然而，检察官则再用更多更有力的证据加以反驳，反复较量。被告最终能不能定为罪犯，取决于审判过程中的反复较量。纽伦堡审判结果是，被告22名主犯中，12名判处死刑，2名判处终身监禁，2名监禁20年，1名15年．还有2名无罪释放。审判战犯的过程，也正是更彻底地揭发其罪行的过程。纽伦堡审判当时是西方头号新闻，而每天读者都可从报上刊载的法庭上揭发―狡辩―反狡辩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更多的集中营内部的残酷事实。这既教育了群众，也是对历史负责，因为审判不仅面向当代人，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时纽伦堡法庭特别在郊区租下两所别墅，专门用来接待被害者的家属及可以提供纳粹罪行旁证的人士。旁听那样的审讯是痛苦的，天天听纳粹种种灭绝人性的暴行的揭露，特务头子希姆菜怎样分批把三十几万华沙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等等。
对日本战犯审判中，检察官按所分担的部分分别陈述，所列举战犯的罪状共55条，主要包括发动对美国、中国等国的侵略战争；阴谋控制整个中国；违反国际公法和战争惯例，对被侵略国家无抵抗力之民众及已解除武装之军人，大肆残杀、虐待、强奸、劫掠、施以酷刑及其他残暴手段，如在中国的南京杀害平民数十万人，在广州、衡阳、柳州、平顶山等地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战区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整个起诉期间，检察方面向法庭出示了大量的人证、物证，以证明所有被告确实犯下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如为了证实日寇侵略占领中国东北的罪行，法庭传讯了当时被关押在苏联俘虏营中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有日本人出庭作证的，如曾任陆军兵务局长的田中隆吉少将，证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系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策划，由日军工兵第二十大队士兵执行，并证明这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阴谋的组成部分。法庭所获得的另外两个重大证据是木户日记和《西圆寺・原田回忆录》。木户日记包括了从1930年到1945年期间，他任职内大臣的秘书、国务大臣，以及后来任职内大臣时，以天皇机要顾问的地位，与重要人物交涉时的记录。而《西圆寺・原田回忆录》是由原田口述，并经西圆寺校订了的回忆录原本。西圆寺公爵是日本最后的“元老”，原田长期担任为“元老”自政府方面及陆海军最高机构取得情报的特殊任务。他们为法庭提供了有用、可靠的证据。
日本律师清濑一郎为全体被告辩护。他提出“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乃是基于仁爱公正之“皇道”，决不是侵略他国；日本土瘠人众，故不得不在中国东北取得特殊利益等。个人辩护阶段，多数罪犯或企图狡赖，或互相推诿，以图减轻罪责。在中国犯有累累罪行的战犯坂垣征四郎，尽管在法庭上百般抵赖，但中国检察官根据重要文件证据，严予盘诘，使坂垣窘态百出，哑口无言。对南京大屠杀的主谋、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审判，法庭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指出，自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到1938年2月初，“在这六、七个星期中，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奸，10万以上的人被屠杀，无数的财产被盗劫与焚毁。”“他(注，松井)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后来法庭根据罪状第五十五项“怠于防止违约行为”判处松井石根绞刑。
关于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过程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日本天皇为战时日本政治、军事上的最高统治者，当时不仅中国舆论界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国际舆论以至日本国内一些人士也认为日皇应是这次战争的最高责任者。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利用莫斯科协议赋予的权力，为日皇网开一面。在讨论、准备起诉书之初，首席检察官季南即宣布，盟总方面的意见是，决不将日皇作为战犯审判。故日皇究竟应否负战争责任，已不是法律问题，而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起草起诉书过程中，季南利用其首席检察官的身份，多次阻止对日皇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在对被告的审问中，甚至暗示被告人为日皇开脱罪责。对于日本天皇未被定罪，舆论界反应十分强烈；中国《大公报》指出：“最令人不满者是开脱了日皇的侵略责任。……裕仁明明是天字第一号的战犯，为何不追究？进一层来讲，这不仅是日皇个人的事，由于赦免日皇而确保了天皇制，保存了日本对外侵略的精神基础，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应进一步按判决书之迹嫌追究侵略之最高责任，提出公审日皇，以示法律的无私与平等。”《申报》也评论道：“日本二十年来的战争责任，其主导者为裕仁及其内府重臣，从理论上说，裕仁及内府重臣是不能卸辞破坏和平战责的。”
1948年11月，历时两年半之久的东京审判终于降下了帷幕。法庭做出判决：判处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7人绞刑；判处荒木贞夫、梅津美治郎等16人无期徒刑；判处重光葵有期徒刑7年，东乡茂德有期徒刑20年。

Ⅵ 二战德国甲级战犯有无判绞刑当时投票表决结果

1945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审判在柏林举行，自194 5年11月20日移至德国纽伦堡城。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结束。法庭对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H.戈林、M.博尔曼、H.弗兰克、W.弗里克、A.约德尔、E.卡尔滕布龙纳、W.凯特尔、J.von里宾特洛甫、A.罗森贝格、F.绍克尔、A.赛斯-英夸特、J.施特赖歇尔等12人被处绞刑。其中10人被执行（戈林刑前自杀，博尔曼被缺席审判）。W.冯克、R.赫斯、E.雷德尔等3人被判无期徒刑，B.von希拉赫、A.施佩尔、K.邓尼茨、K.F.von纽赖特等4人被判10～20年徒刑，H.弗里切、F.von巴本、H.G.H.沙赫特等3人被释放。
H.弗里切,他仅仅是一位广播评论员,因为声音酷似戈培尔被误抓到纽伦堡接受审判,很显然他是无罪的,当庭就被开释了.
巴本和沙赫特因为几乎没有参与纳粹政治而被当庭释放,牛赖特被判处十五年徒刑,邓尼茨被判处十年徒刑,雷德尔和丰克被判处无期徒刑(雷德尔很快就被释放),其他人一律处以绞刑.

Ⅶ 关于二战后,日本与德国对待斗争罪行的做法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宣告结束。在战争硝烟逐渐散去的六十年中，同为战争发动者的日本和德国在许多方面走过相似的道路，但在反思战争罪责问题上，两国政府却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不同。

战后，联邦德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对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真诚忏悔和谢罪。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更为可贵的是，德国政府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战争纪念和历史教育等实际问题上也显示了极大的诚意：几十年来认真履行赔偿义务，向受害国及受害者个人支付了巨额赔偿；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严禁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并对新纳粹分子进行严厉追究；近十几年来，每年都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墓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以警示世人；在教育方面，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行为的内容，教师必须对有关纳粹专制特别是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历史进行充分讲解。

日本方面，尽管也有不少二战老兵对当年的罪行进行深深的忏悔，但日本政府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日本教育部门一再修改历史教科书，不愿承认也不愿反思当年侵略东亚各国的史实；日本法院一再判决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东亚各国受害者败诉；日本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并为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七个甲级战犯树立“七士之碑”。

日本和德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挑起者，也都承受过战败国家的经济和精神上的痛苦，但为什么在反思战争方面却表现出如此鲜明的态度对比呢？

首先，战后对两国法西斯的清算程度不同。战后初期，德国被美、苏、英、法四国实行分区占领。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再起，四大国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召开纽伦堡审判，对纳粹战犯进行严惩；大规模清洗纳粹分子，取缔纳粹领导机构和秘密警察、党卫队等特务机构；重新划分德国疆界；强制德国偿付巨额战争赔款。1949年，又将其分裂成两个国家。四大国的武装占领，领土面积的减少，巨额的赔款负担，国家的长期分裂，迫使德国不得不反思发动战争的沉重代价。而日本则是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有条件投降的。控制日本的美国虽然主持了对法西斯分子的审判和制裁，但并不彻底，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天皇根本没被起诉，许多重要战犯因“罪证不足”被释放。在战争赔偿方面，美国拟订的赔款数额与受害国所遭受的损失和所要求的数额相差甚远。后来，出于反共的战略考虑，美国更加放松了对日本的惩处。天皇制政体被保留，大批战犯免于惩罚，只偿付象征性的战争赔款，这种处理使日本无法感受到德国所承受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战争痛苦。

其次，战后两国政权建立的基础不同。德国战败后，纳粹元兇希特勒自杀身亡，纳粹德国的政府机构和武装力量全部解散。无论是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政府，都与纳粹势力没有直接联系，许多政府首脑甚至就是纳粹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在对待战争责任等问题上，能够比较超脱、客观地进行反省。而在日本，作为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象征的天皇没有被推翻，政权长期控制在被释放的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手中，让这样的政府来反省战争罪责，无异于缘木求鱼。

再次，两国所处的地缘环境不同。在欧洲，受德国侵略的周边国家如英、法、苏、波、比等在战后经济发展很快，且占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上对德国形成了巨大威慑。德国要谋求发展，就必须改善与周围国家的关系，要想实现这种和解，就要求它必须和以前的纳粹势力一刀两断，对以前的战争罪行进行彻底谢罪，树立崭新的国家形象。与此同时，深受纳粹迫害的犹太民族紧盯德国政治动态，组织专门机构长期从事对纳粹罪行的调查取证和起诉活动，不断将纳粹残杀犹太人的罪行公布于众。德国政府面对来自强势邻邦的监督和舆论压力，也需要深刻反省战争。而在远东地区，受到日本侵略的大都是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本身国内问题纷杂，经济实力不强，故对日本的监督和威慑相对较弱。同时，出于各种原因，各受害国之间没有精诚团结，共同谴责日本的战争罪行，而是分别对日本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政策。这种宽容不但没使日本心存感激，反而助长了其傲慢自大的意识。

最后，两国的宗教和文化不同。从宗教方面来说，德国人多信奉基督教，内心中存在较深的 “罪感意识”，故能够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行。而日本人大都信奉神道教，缺乏基督教的“罪过文化”，也没有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故在反思历史方面较为迟钝。从文化渊源方面来说，尽管德国具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一度助长和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从根本上说，德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与欧洲文化相一致的自由、理性和科学精神。这些精神有助于德国克服法西斯主义，认识到前人犯下的严重错误。而日本人大都崇尚武士道精神，崇尚绝对忠诚、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对强者恭顺，对弱者强硬，不服输，不认罪。“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这种宗教和文化的倾向，将日本不认罪、不忏悔的态度推向了极端。

事实上，对二战德军的讨论要正面得多，鲜有对二战日军的纯军事讨论，我认为原因有

1、最重要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是，德国已经从法理上彻底认罪，德国已经获得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原谅；反观日本，发动战争的天皇得以善终，至今日本仍然对二战的罪行不承认。

2、30年代的德国已经是工业化的强国，相比之下，处于亚洲的日本的工业化刚刚起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德国的对手，从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来看，无一不是工业国家，因此欧洲战场更多地具有了机械化、工业化的特征。知道今日，整个世界尚且仍然处于机械化向信息化过渡的阶段，二战欧洲战场的机械化战争经验至今仍然有借鉴价值。而亚洲战场，战争更多地表现为步兵战斗、游击战、丛林战等形式，而且日本的对手，无论中国还是美英在亚洲的驻军都比较弱小，因此战争形式几乎表现为一面倒的格局。这种一方占有绝对优势的战争，相比欧洲那种势均力敌的战争，可借鉴的较少

3、二战日军是狂热的、种族主义的皇家私人军队，日军从上到下，都必须为种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罪行负责，而不仅仅是少数高级军官。即使没有高级军官的教唆，从日军的本质来看，南京大屠杀仍然会发生，就像当年的旅顺大屠杀一样。这是日本对中国的仇视本质决定的。反观德军，除了盖世太保这样的特务机构，当年的德军是纯粹的职业军人，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这就决定了德军的战斗是纯粹的战斗，而不是像日军那样的种族屠杀。至于集中营，那是特务机构的所为，和国防军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很多的资料都披露了，大量的德军将领都是极端反感种族屠杀的。要知道，德军的大多数将领，都是深受普鲁士传统影响，从小在军校成长起来的。他们就是纯粹的职业军人。也因为这样，德军更多地被对手所尊重，无论巴顿对隆美尔的惺惺相惜还是苏军对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的推崇，都表明，真正的军人搏杀在战场，而不是对弱者的屠杀。

因此，今天，无论是欧美还是国内，还在谈论二战德军的种种，谈论一些经典战役、战斗，那是军人对军人的尊重。但是日军，就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Ⅷ 德国后来是如何对待二战将领的

绝大部分，没有什么战争罪行的，日后日子都过得不错
很多人日后进入了国防军，比如隆美尔的参谋长，日后当了德国国防军的高层
还有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人，也都当上了国防军的顾问
但如果手上不那么干净的，日后只能靠边

Ⅸ 二战德国战败，为什么接受审判的战犯只有21个，而日本，甲级，乙级，丙级战犯有几千个

在战败之后，战犯可能必须接受战胜国为首组成的审判单位或其他国际组织， ... 战犯：二战后审判乙丙级战犯费时1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日本的许多重要战犯，由于美国的包庇而未受到应有的惩处。

Ⅹ 二战结束后,各国如何处理战犯

二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惨痛的记忆，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一次灾难，而发动这场灾难的就是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最痛恨的东条英机。
第一个被挫骨扬灰的就是希特勒，因为他对于欧洲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魔鬼，同时他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只要日耳曼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低劣的民族，不配与日耳曼共享地球上的资源，所以他首先就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其中用来屠杀和做人体试验的集中营更是臭名昭着。

在德国战败后希特勒自知难逃一死，于是便命令手下将自己的尸体烧毁后再掩埋，但还是被苏联的士兵发现了，接下来的十多年希特勒的遗体就没得到安生过，先后被苏联人挖出来鉴定又埋进去达到八次之多，最后终于在1970年4月，希特勒的遗体最后一次被挖出，然后被放在了盒子里进行彻底摧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挫骨扬灰”，之后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德国的河流中，彻底将他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了。
第二个骨灰被盗的就是东条英机，这个恶魔我们再也清楚不过了，是他亲手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使我们饱受14年的战乱之苦，同时他也是我们最希望被挫骨扬灰的一个人，但偏偏事与愿违，在美军准备将他和其余六个甲级战犯的骨灰撒进太平洋的关键时刻，他的骨灰被日本右翼分子偷去了一小部分。

这一小部分骨灰还被他们分别安葬在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日本的伊豆山，并树了一个“七士之碑”，第二个地方在三根山，被偷偷立了一个“殉国七士墓”。
由此也可以看来这些日本右翼分子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居然还敢明目张胆的立起墓碑，简直就是令人发指，所以我们也不要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必须时刻防备着。
而第三个被鲜花长伴的就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说到意大利就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欢脱的民族，因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其实在二战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而且还总是在战场上战败闹笑话，希特勒就为此说过，如果灭掉意大利我只需要三个师，但保护意大利我却要用六个师，可见意大利不但没帮上德国什么忙，还总给德国添麻烦。

不过这个墨索里尼始终是三大战犯之一，为什么意大利的人们却对墨索里尼这么仁慈呢？这时因为墨索里尼虽然是一个独裁主义者，但在位期间还是把国家建设的很好，并且深得民心，而他做的唯一一个错误决定就是在二战时选错了队伍。
直到现在，墨索里尼也还安静地躺在一个宁静的海边小镇，每年都还有一些人过来祭奠，而且从意大利的一个谚语“不管你怎么样评价墨索里尼，但他起码能让火车准时发车。”中就能看出，现在的意大利人民还是非常怀念他的，而墨索里尼也可以说是二战战犯中下场最好的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