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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牧首如何产生

发布时间:2022-06-30 05:39:06

㈠ 俄罗斯信什么教

你好.朋友.俄罗斯有300个民族.各族的宗教是不同的.
俄罗斯族.91%是信奉东正教的.而少数民族.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这些中亚的民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还有的民族,像鞑靼族,他们是信萨满教的而犹太族.信奉犹太教 雅库特族,信奉萨满教.日耳曼族,信奉天主教在那里的国人(华族).还信佛教,
因为俄罗斯地跨亚欧.国土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不能笼统的说都信奉xx宗教.只能说大部分人信奉xx宗教.这是科学的说法.楼下的说的很笼统.
最后.祝你新年快乐要.给分哦!

㈡ 俄罗斯总理是怎么选举产生的

当然是由国家的选举机构选举出来的,在俄罗斯则是有国家杜马也就是下议院选举出来的。由于俄罗斯处于一种比较微妙的状态,国家几乎就是由普大帝说了算,而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给下议院太多的权力,使得解体以后现有的几个总理几乎都是由总统提名,再由下议院集体选举通过的。


而这次普大帝提名了以治理经济出名的米舒斯京为总理,而下议院也是多票选举同意了普大帝的提名。而这位以财经头脑出名的米舒斯京很明显就很符合现在俄罗斯的国家情况,军队实力绝对不输任何一个国家(核武器),而在经济上甚至不如韩国,这就是俄罗斯在下一个阶段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米舒斯京则是最好的人选,所以现在普大帝就在为他铺路,逐渐让他管理国家,为以后的执掌大权积攒人气和威望。

㈢ 宗主教的东方正教会的牧首

巴尔多禄茂一世,君士坦丁堡,新罗马大主教和普世牧首(Bartholomew I, Arch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New Rome and Ecumenical Patriarch)
参见:东正教
并非全部15个东正教自主教会的领袖的称号都是牧首。实际上使用这一称号的自主教会领袖有9个,其他自主教会领袖的称号是都主教或大主教。
使用牧首称号的东正教自主教会领袖实际上都是独立、平权的,然而按照“历史荣誉”排序如下(名称为当前正教中文全称): 君士坦丁堡,新罗马大主教和普世牧首 亚历山大和全非洲牧首 大安提阿和全东方希腊教会牧首 耶路撒冷圣城和全巴勒斯坦牧首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 全格鲁吉亚大公牧首 塞尔维亚牧首 卡帕多细亚—恺撒城的继承者,翁格罗—弗拉克人的都主教,布加勒斯特的大主教,全罗马尼亚牧首 全保加利亚牧首 这9个牧首中,有4个是古代传流下来,而另外5个是晚近才确认的: 古代宗主教区(最初也包括罗马宗主教区): 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东正教中文译名: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领导君士坦丁堡正教会Orthodox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并且是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y)精神领袖) 亚历山大和全非洲宗主教(Patriarch of Alexandria and All Africa)(东正教中文译名:亚历山大和全非洲牧首)(领导亚历山大希腊正教会Greek Orthodox Church of Alexandria) 安提阿宗主教(Patriarch of Antioch)(东正教中文译名:安提阿牧首)(领导在近东的安提阿和全东方希腊正教会) 耶路撒冷宗主教(Patriarch of Jerusalem)(东正教中文译名:耶路撒冷牧首)(领导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全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和圣锡安希腊正教会) 在五大宗主教区建立之后的五个晚出的牧首区,根据其被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确认为宗主教区的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全保加利亚牧首(Patriarch of All Bulgaria)(领导保加利亚的保加利亚正教会Bulgarian Orthodox Church),927年被确认为牧首区。 全格鲁吉亚大公牧首(Catholicos-Patriarch of All Georgia)(领导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正教会),1008年被确认为Catholicosate(即Patriarchate,牧首区) 塞尔维亚牧首(Patriarch of Serbia)(领导塞尔维亚(以及原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正教会Serbian Orthodox Church),1375年被确认为牧首区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Patriarch of Moscow and All Russia)(领导俄罗斯的俄罗斯正教会),1589年被确认为牧首区 全罗马尼亚牧首(Patriarch of All Romania)(领导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正教会),1925年被确认为牧首区

㈣ 地理俄罗斯

面积
1707.55万平方公里(世界国家和地区第1名;占苏联领土面积的76%),水域面积占13%,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人口
俄罗斯人口分布极不均匀,欧洲部分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4/5。而广大东部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不足一人。城市人口占全国的73%。1.41亿(2008年政府估计,世界第9名)。人口密度8.3人/平方公里(世界国家和地区第209名)。性别比为0.88。
民族
俄罗斯共有民族130多个。其中俄罗斯人占79% 。主要少数民族有德意志、鞑靼、乌克兰、楚瓦什、巴什基尔、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德穆尔特、亚美尼亚、阿瓦尔、马里、哈萨克、奥塞梯、布里亚特、雅库特、卡巴尔达、犹太、科米、列兹根、库梅克、蒙古、印古什、图瓦等。
语言
俄语(Русский язык)是俄罗斯联邦的官方语言。各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国语,有30多种语言。并在该共和国境内与俄语一起使用,目前俄语是四个独联体国家的官方语言。
宗教
主要宗教为东正教,其次为伊斯兰教,。2001年俄权威社会调查机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俄居民55%信奉宗教,其中91 %信奉东正教,5%信奉伊斯兰教,信奉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各为1 %,0.8 %信奉佛教,其余信奉其它宗教。

俄罗斯位于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其欧洲领土的大部分是东欧平原。北邻北冰洋,东濒太平洋,西接大西洋,西北临波罗的海芬兰湾。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707.52万平方公里(占苏联领土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的76%),居世界第一位,东西最长为9000公里,南北最宽为4000公里。陆地邻国西北面有挪威、芬兰,西面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西南面是乌克兰,南面有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东南面有中国、蒙古和朝鲜。东面与日本和美国隔海相望。海岸线长37653公里。
地形
以平原和高原为主的地形: ①主要山脉:乌拉尔山脉、达高加索山脉。 ②两大平原: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 ③高原:中西伯利亚高原、东西伯利亚山地。
气候
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气候多样,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但北极圈以北属于寒带气候。温差普遍较大,1月平均温度为1℃到-35℃,7月平均温度为11℃到27℃。年降水量平均为150~1000毫米。西伯利亚地区纬度较高,气候寒冷,冬季漫长,但夏季日照时间长,气温和湿度适宜,利于针叶林生长。 近五分之四的人口(包括乌拉尔区)、大部分城市和首都莫斯科均在欧洲部分。西部几乎全属东欧平原,向东为乌拉尔山脉、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北西伯利亚平原和东西伯利亚山地、太平洋沿岸山地等。西南耸立着达高加索山脉,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海拔5642米。从西到东大陆性气候逐渐加强,冬季严寒漫长;北冰洋沿岸属苔原气候(寒带气候),太平洋沿岸属温带季风气候。从北到南依次为极地荒漠、苔原、森林苔原、森林、森林草原、草原带和半荒漠带。大河有伏尔加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等。
河流和湖泊
①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全长3685千米。(俄罗斯的母亲河,五海通航) ②西伯利亚地区的鄂毕河、叶尼塞河(水流最湍急)、勒拿河(全国最长)。 ③贝加尔湖(世界上最深的湖泊)和里海。
自然资源
俄罗斯资源总储量的80%分布在亚洲部分。 ①森林和水力资源。 ②矿产资源:煤(库兹巴斯)、石油(秋明油田、第二巴库油田)、天然气、铁(库尔斯克)、锰、铜、铅、锌等。石油探明储量65亿吨,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2-13%,居世界第二位。森林覆盖面积8. 6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50. 7%,居世界第一位。林材蓄积量807亿立方米。天然气已探明蕴藏量为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3强,居世界第一位。水力资源4270立方千米/年,居世界第二位。2000年核能发电量为1310亿千瓦/小时。核电占俄电力的10%。煤蕴藏量2000亿吨,居世界第二位。铝蕴藏量居世界第二位,铁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铀蕴藏量居世界第七位,黄金储藏量居世界第四至第五位。

工业
俄罗斯工业发达,核工业和航空航天业占世界重要地位。2004 年工业产值为112090亿卢布 ,同比增长6.1% 。 工业从业人口2055.4万人,占总就业人口(6732.2万)的30.5%。 工业基础雄厚,部门齐全,以机械、钢铁、冶金、石油、天然气、煤炭、森林工业及化工等为主,木材和木材加工业也较发达。俄工业结构不合理,民用工业落后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俄罗斯重工业发达。主要工业区有:中央工业区,西北工业区,乌拉尔工业区,西西伯利亚工业区等。 圣彼得堡工业区:以石油化工、造纸造船、航空航天、电子为主。 莫斯科工业区:以汽车、飞机、火箭、钢铁、电子、为主。 乌拉尔工业区:以石油、钢铁、机械为主。 新西伯利亚工业区:以煤炭、石油、天然气、钢铁、电力为主。 俄食品和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圣彼得堡工业区 俄罗斯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莫斯科工业区。 中央工业区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区,以其生产的大量工业品供应全国。
编辑本段农业
2004 年农业产值为13663亿卢布 ,同比增长1.6% 。 农业人口668.4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9.9%。 农牧业并重,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麦、燕麦、玉米、水稻和豆类。经济作物以亚麻、向日葵和甜菜为主。畜牧业主要为养牛、养羊、养猪业。
编辑本段服务业
2004 年服务业产值 42035 万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5% 。 2004 年服务 业从业人口4008.4万人,占总就业人口(6732.2万)的59.6%。
编辑本段交通运输
俄罗斯的交通部门齐全,铁路,公路、航空、内河、海洋、,管道运输均很发达。 以铁路、管道为主。铁路在欧洲部分比较密集,以莫斯科为中心呈放射状。西伯利亚大铁路横跨亚欧大陆,被称为亚欧大陆桥。管道主要运输石油、天然气。
铁路
至2003 年底铁路总里程为13.9万公里,客运量1571 亿人公里,货运量18016 亿吨公里(2004 年)。
公路
至2003 年底公路总里程90 万公里,客运量1681 亿人公里,货运量1821 亿吨公里(2004 年)。
水运
2003 年海运商船3900 艘,总吨位 830 万吨。 2004 年,海运货运量 589 亿吨公里,内河货运量878 亿吨公里。主要海港位于波罗的海、黑海、太平洋、巴伦支海、白海等,包括摩尔曼斯克、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新罗西斯克等。
空运
2001 年民用飞机有7 万多架,国际航线总长约8 万公里 。 2003 年客运量52 亿人公里,货运量 30 亿吨公里(2004)。主要机场有莫斯科的谢列梅杰沃2号国际机场、谢列梅杰沃 1号国际机场、伏努科沃1号国际机场、多莫杰多沃机场、圣彼得堡国际机场、新西伯利亚机场、叶卡捷琳堡机场,哈巴罗夫斯克机场等。
管道运输
至 2000 年底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总长 21.3万公里,2004 年输油气总量 24133 亿吨公里。

㈤ 俄罗斯大牧首是个什么职位

宗主教,在东正教方面往往称为牧首,是早期基督教在一些主要城市如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的主教的称号。他们的威望和权力比一般的主教要高。当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时,罗马的宗主教成为天主教的教皇,而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成为东正教名义上的首脑。

㈥ 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消散,冷战的阴云已经漫上欧洲的上空。苏联与英美等国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并不牢固,回忆一下大战开始前的状况,我们就可以看出,苏联和英美双方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把对方视作结盟对象,相反他们首先选择的恰恰是他们日后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德国,而他们之所以或者对德国人采取绥靖政策,或者与强盗共舞,要对付的恰恰又是日后的盟友。现在法西斯德国被打败了,苏联与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同盟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因此这种同盟关系只可能面临瓦解。但是大战刚过,各国都需要从战争的阴霾中得到恢复和休养,各国都无法承受再一次的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 惟有通过划分势力范围,保持各方的均势,才是最能满足各方利益的途径, 因此“铁幕”落下,冷战的格局就此形成,纵观整个冷战的历史,可以确定冷战是以美苏的对立为标志的,但是就冷战的起源来看,其始作俑者则是英国,正是丘吉尔着名的“铁幕”讲话, 将美国拉进了冷战的圈子,从而将冷战由英苏在欧洲的矛盾转化为美苏争夺世界的全球性对抗。因此我们要探求冷战格局形成的原因,我们就不能不分析英苏矛盾的渊源,我们也不能不分析英苏之间局限于欧洲内部的矛盾何以能够转化为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

长期以来,对于冷战的形成一般都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否认,在冷战格局形成的原因中,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不是二战胜利后才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不是不存在,但是这种对立并没有妨碍两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并肩作战(尽管其间龌龊不断),这充分说明,意识形态是会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并非是根本的,不可改变的影响。引起英苏矛盾的焦点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还不如说是利益上的矛盾。通过对战后欧洲形势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英国的国力较之在二战中壮大的苏联国力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欧洲其他国家经历了大战,根本没有能力与苏联分庭抗礼,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欧洲势必形成苏联一国独大的局面,而英国的欧洲战略一向都是保持均势,除非由英国控制欧洲,否则保持均势对英国最为有利。这才是英国积极游说美国与苏联对抗的真正原因。

而表面上在英苏矛盾中起着调停作用的美国也并不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与苏联对抗的,美国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由于在战争中受到的损伤最少,二战后的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当然也要对世界事务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而苏联则是妨碍它得到这种权利的最大障碍。因此出于称霸世界的战略考虑,美国别无选择地要走上与苏联对抗的道路,只有遏制苏联,美国才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因此联合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大洋州国家形成反抗苏联集团的西方阵营是美国的必然选择。

苏联呢? 苏联如何成为冷战格局中的一极呢?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苏联赢得了极大的世界声誉,苏联红军的军旗插上柏林的国会大厦,使得苏联成为大半个欧洲的解放者和拯救者。但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苏联在战争中的消耗也是十分惊人的,光是人的消耗就达到1200多万。这使得此刻的苏联实在无力再次开动战争机器,夺取全欧洲的政权(这是苏联的真实愿望),好在大战中苏联解放的大部欧洲领土还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更好在大战结束后不久苏联就掌握了原子弹技术,使得苏联有了与美英集团叫板的筹码。因此苏联的算盘首先是保住在欧洲战场上争取到的地盘, 使得苏联的实际势力范围不小于开战前与德国人合作所期望得到的势力范围。英美与苏联的这种各自的利益诉求才是导致冷战格局最终形成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意识形态表面上似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它是一种类似舆论的工具和手段,掩盖不了争夺国家利益的实质”[1]。所以,虽然冷战的双方格外突出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实际上这是双方为掩盖利益争夺而释放的烟雾弹,在这个问题上,对立的双方所采取的是相同的策略。

二、政教关系调整的宗旨

如果我们认识到冷战格局的这样一种成因,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战后继续保持对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政权截然对立的东正教会的宽容政策,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苏联政教关系调整的宗旨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1945年苏联和同盟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苏联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但是对于为战争胜利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而言,则是喜忧参半。祖国领土能从被法西斯德国的占领下被解放出来,祖国的军队能够直捣侵略者的老巢,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对于具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并亲身参与过卫国战争的东正教会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可能不想到,教会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与对德战争有着紧密的关系,教会的领袖们不能不回忆起在战争开始前教会的悲惨命运,他们也不可能不意识到,在战争年代教会所得到的优厚待遇并没有在法律上被给予充分的保证,这种优厚待遇会不会是一种战时安排呢,这无疑会让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东正教会充满忧郁。而事实上,在大战后期和胜利之初,苏联联共(布)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组织科学教育宣传》的决定,号召要对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并且出版了大量的无神论宣传品[2],这些行为无疑会被缺乏法律保护的教会认为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宗教运动,回想到战争爆发前反宗教运动中教会的遭遇, 东正教会是有理由感到害怕和担忧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向更遭的方向发展。在胜利曙光初现的1945年4月10日,斯大林和国家领导人莫洛托夫再次会见了东正教新任大牧首阿列克谢等教会领袖,对教会提出的各项要求都给予了比较满意的答复。在这样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教会的事业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在神职人员培养、教堂开放数量、教徒的数量和教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战争的创伤, 战后有很多苏联人开始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宗教中找到了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安慰和寄托,这也为教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到五十年代中期,东正教会迎来了苏联历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此时,在校神学生的数量达到2000人,此外还有大批的函授学生,这些人都是教会的新生力量,能够为教会的后续发展能够能量。

那么,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允许,甚至是支持教会如此迅速的发展呢,教会的发展究竟如何有利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呢?

当然,从国内的情况看,如上所述,宗教在战后的发展能够为人民提供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抚慰,能够医治人民心灵上的战争创伤,能够更好地团结和凝聚人民,为国家带来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除此之外,听从于政府安排的东正教会还能够分化宗教纠纷,缓和地区冲突,稳定苏联的政局,1946年,苏联就利用东正教会对西乌克兰境内的属于罗马的东仪天主教进行分化和瓦解,使得这个教派的一部分最终不得不与苏联东正教合并,而不承认这种合并的另一部分只好转入地下。但是,在战后的苏联,宗教存在并具有一定的地位,其主要作用还是在外交方面:

(一)东正教会对于强化苏联在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地位,提高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力起着特殊的作用。苏联战后的世界战略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新占领土地上的完全主权,其次是在东欧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力扩大在这个范围内的影响和控制权,最后是推进世界革命,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3]。在1944年丘吉尔访问苏联的时候,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英国无视相关国家的主权,就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达成了“君子协定”。战争后期,苏联经过与英美的谈判,最终划定了双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苏联承诺在划定的东欧区域内维持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定影响和利益,但是后来,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苏联建立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政府,斯大林认为,只有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政权,才能保证这些国家对苏联友好,这就是后来以苏联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处于这个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历史上大都是以东正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这就为苏联强化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苏联已经占有了这些地区,但是军事的占领并不一定带来人民的心悦臣服,而宗教,特别是世界宗教本来就有超越国界的属性,东正教作为基督宗教的一个重要支派,它本身就具有一个超越国家的体系, 俄罗斯东正教会早在沙俄时期除了本身具有独立教会的地位之外,还对许多国家的东正教会具有领导权,原属于莫斯科东正教会所辖的许多教会都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以内,那么利用东正教重新将这些国家的教会纳入到苏联教会的旗帜之下,岂不是更容易征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吗?而苏联东正教会能够有机会效力于国家,又借国家之力,扩充了自己的势力,教会也是受益者,它何乐而不为呢? 俄罗斯东正教的领导人在战后频频出访,将很多在二三十年代脱离莫斯科牧首区而划归其他独立教会的教区又重新拉入莫斯科牧首区,或者鼓励归属于别的独立教会的东欧国家教会脱离原牧首区的管辖,独立出来,这也为莫斯科牧首区进一步控制这些教会带来了方便,例如,在战后,苏联东正教会成功地使得波罗地海三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东正教会重新归于莫斯科牧首区的领导,使得芬兰、波兰的教会脱离君士坦丁牧首区的领导,通过苏联东正教会的努力,莫斯科牧首区成为世界上拥有教徒最多,实力最为强大的东正教教区,这无疑为苏联势力在东欧的渗透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东正教会成为苏联实现外交目标,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工具。

(二)东正教的发展有助于苏联提高自身的世界声誉, 扩大苏联的世界影响。

战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因为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而在世界上提高了其声誉,但是,由于苏联自持军事上的优势,追求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成为掌握别国命运的国家,因此它奉行了一条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道路,它更加坚定地认为,要推进世界革命,就必须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和利益。因此,在东欧,苏联违背了战后与英国达成的“君子协定”,进行帝国式的扩张;在亚洲,苏联除了利用对日作战在远东中国东北搞扩张外,还将手伸到了伊朗和土耳其,苏联提出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拒绝按照计划从伊朗撤军[3],最终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爆发利益冲突,使得美英联合共同对付苏联,从而形成了东西方的“铁幕”。在西方世界,美国的杜鲁门、英国的丘吉尔等资产阶级政治家纷纷指责苏联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并对它的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都给予了强烈抨击。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认识到,要改变世界对苏联的看法,要对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攻击予以回击,并且树立苏联先进国家的形象,就必须要在进行军事进攻、外交争夺、经济制约的同时,进行对外宣传和文化扩张方面的努力,这样一来,苏联东正教会就可以有所作为了。

众所周知,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不同,具有多中心性,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世界统一的中心,尽管世界上的所有东正教会都尊奉最古老的东方教会——君士坦丁堡教会为精神上的领袖,但是各独立的教会之间并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4]。传统上,君士坦丁堡教会也是东方教会中最有实力和影响的教会,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独立的教会都有权通过对外传教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地盘,谁有力量在某地建立管辖的教会,这个地方的教会就归属于谁, 因此最强大的教会并不一定就是最古老或者最受尊敬的教会。本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并不是东正教最古老的教会, 公元十世纪,罗斯受洗后,俄罗斯东正教会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强大而逐渐扩张自己的实力,使得莫斯科及全俄牧首区成为享有独立地位的自主教会,并在俄罗斯帝国势力延伸到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教会组织,扩张教会的势力。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帝国的对外侵略战略捆绑在一起,东正教莫斯科及全俄牧首区已经在沙皇俄国侵占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传教区,无论是从信徒数量还是从地域上,都超过了其他东正教会。诚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5]。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反宗教政策和对宗教的剿灭对俄罗斯东正教的世界影响和实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这种性质并没有改变,地位依然存在,它还具有与东正教其他教会争夺势力范围的资本,当然东正教会与西方天主教会和新教团体的在信仰上和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被苏联政府利用来加强自己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实力。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争夺世界东正教领导权的斗争由来已久,但是二战后两个教区的斗争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性。美苏两国都希望保持和发展自己在土耳其的权益和势力,因此在土耳其的争夺十分激烈,苏联政府支持苏联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争夺世界东正教的领导权,希望莫斯科能够成为世界东正教会的中心,进而成为世界基督教的中心,这符合苏联要成为世界中心的外交目标。大牧首阿列克谢上任不久,就出访中东朝圣,希望就东正教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与君士坦丁堡方面进行交流和谈判,但是由于苏联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的恶化,大牧首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之行并没有成功,但是“苏联东正教会的影响因这次的朝圣而得到扩大”[2]。

1948年,是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区成立500周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举办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这个庆祝活动邀请到了东正教四大牧首区中的两个到莫斯科,显示了苏联东正教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表明苏联希望成为世界东正教中心的意愿和决心,为这次庆祝活动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反对天主教的意味很浓,这显然是出自于或者至少是迎合苏联政府与西方对抗的意志。这样的庆祝活动能够在因人权问题、宗教自由问题而饱受资本主义国家诟病的苏联召开,本身就为苏联赢得了不少的形象分数,而活动的基调又如此符合苏联的对外战略,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在外交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的相对宽松、苏联政府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作和配合,主要是因为苏联政府看到,东正教会在应付国家内政外交困局的过程中具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对宗教的彻底改观,也不意味着苏联党和政府放弃了与宗教作斗争的立场,苏联党和政府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从而也没有完全理解和正确估计宗教在苏联历史文化和传统中地位和作用,整个宗教政策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功利性和暂时性,而整个苏联时期苏联党的宗教政策反复多变,没有长远的目标和方向,造成苏联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和谐,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余年的一个深刻教训。

㈦ 俄国农奴怎么形成的

农奴制度是俄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也是俄国历史上最复杂的间题之一。农奴制度为
俄国集中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成为俄国统一和对外扩张的经济基础。在工业化以前的俄国, 没
有农奴制这样的方式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 就没有彼得大帝强力实行的西化改革, 也不会有
俄国长期的对外扩张, 更不会在世纪初打败拿破仑帝国。但是, 也正是由于保存了农奴制
这样野蛮和没有效率的社会经济制度, 才使俄国在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惨败,
从而也就决定了农奴制在俄国最终被废除的命运。
一、认识俄国农奴制形成问题的切入点
一般认为, 西欧的农奴制是建立在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 东欧如普鲁士、波兰、乌克
兰的农奴制建立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 这是西欧国际市场对东欧封建经济影响的
结果, 此被恩格斯称为“ 再版农奴制” 。至于俄国农奴制度如何形成, 至今尚未达到统一认识。
俄国史学家· · 克柳切夫斯基曾说, “ 农奴” 这一形态的起源是俄国社会历史上最重要
的、也许最含混不清的问题之一。俄国革命前的史学界对俄国农奴制的产生与确立有
两种理论, 即法律的和非法律的。以契切林为代表的“ 国家学派”认为农奴制是由国家法律所
确立的克柳切夫斯基则从农奴制的起源人手, 认为农奴制是农民对地主的债务关系即私法关
系的结果。
从· 川格列科夫开始, 在苏联史学界形成了一种农奴制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观念它从《罗
斯法典》时代开始, 经过一世纪的一系列法典, 到年的《法律大全》确立。格列科夫
认为俄国农奴制建立在国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 特别是同劳役制的发展有关。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前者为抽象
名词, 它来源于具体名词“ 矿农奴, 将其译为“ 农奴制” 是很自然的而后者则应译
为“ 农奴法” 。实际上, 中国学者所说的农奴制在俄国学者那里一般指的是“ 农奴法” , 例如“ 废
除农奴制” , 俄语是“ , ,’废除农奴法。
笔者认为, 农奴制二是封建制度下封建主对农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超经
济强制现象, 是一种私法或私人契约关系的结果, 它存在着一个农民逐渐被农奴化的过程农
奴法则是从世纪末开始的俄罗斯国家以立法形式把农民固定在封建主
土地上的法律制度, 它也存在着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在俄国, 先出现封建主个人对农民实施
的“ 农奴制” , 然后才形成国家制定的“ 农奴法” 。地主使农民逐渐农奴化的过程与国家农奴法
逐渐强化的过程相结合, 应该是我们认识俄国农奴制形成问题的切人点。
二、基辅罗斯与东北罗斯的自由农民
在基辅罗斯时期一世纪, 已经产生了某些类型的依附农民, 如因债务关系而出现的
典身农、契约农, 但在法律上他们仍被认为是自由人。这可以看做是俄国农奴制度的一个起
源。俄国农奴制度的另一个起源是基辅罗斯时期的家奴。二。。家奴不向国家纳税, 与国
家当局不发生直接关系, 当局只与其主人打交道。家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战俘、罪犯、家奴
的后代、卖身为奴者等, 故家奴具有奴隶性质。家奴通常并不从事农业劳动, 而是充当家仆、自
己主人的代理人和战时的步兵随从, 家奴用于田间劳动成为大规模的惯例一般要到一世
纪。〔不过, 这一时期虽出现一些依附农民和不少家奴, 但“ 大多数农村居民还是在农村
公社保护下继续自由生活” 。
基辅罗斯瓦解以后, 一部分人口向西转移到加利奇、波兰方向, 另一部分则转向东北, 深人
到伏尔加河上游地区。转向东北的这一支以后形成俄罗斯民族, 他们在俄罗斯中部的森林里
安顿下来, 开始了更艰苦的伐林农业。
一世纪, 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由于分割继承形成许多封邑公国。王公封邑的土地分为
宫廷土地、官家国家土地和大贵族土地三类。宫廷土地主要由王公的家奴耕作, 为王公劳动
生产, 但也有交给自由农民使用的, 由其缴纳实物地租。官地是农民公社“ 黑乡”或称“ 乡社”
使用的土地, 他们向王公缴纳赋税。大贵族土地包括私人世袭领地和教会寺院土地, 一般也多
是出租给自由农民。
东北罗斯的农民同各类封建主的相互关系建立在封建契约的基础之上。一般来说, 居住
在贵族领主土地上的农民在经营农业时, 大部分都要从领主那里借贷房屋、耕畜和种子等。为
此农民除了承担土地租税外, 还要承担另外的劳役。不过这时这些农民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
他们仍拥有“ 出走”权, 只要向地主偿还债务即可。
同服役贵族一样, 如果农民觉得当地土地的使用条件不适宜的时候, 可以移居他国。在王
公给贵族地主的特权书中, 王公给予每一地主从别国招募纳税民的权利, 并认为这种应募迁徙
不属于非法迁徙。年在尚未被吞并的梁赞诸王公的契约中就规定, 农民从一国直接迁徙
到另一国的权利与最高阶层的人员相等, “ 会盟诸公之子兄弟称, 大贵族、小贵族、自由职役和
农民均可自由来往于我兄弟之间” 。事实上在分裂的条件下也很难真正把农民束缚于
土地上, 因为不满意自己领主的农民很容易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到达相邻王公的领地, 在
那里取得份地和农具。
这是否就是西欧的封建制度学者们对此意见不一。与西欧相比, 东北罗斯封建主之间
的权利义务缺乏严格规定, 服役关系与土地关系不太紧密。服役贵族更换服役的公国并不影
响他在原公国取得的世袭领地, 他仍须向他的领地所在的公国缴纳赋税。出征时他站在现为
之服役的王公的旗帜下, 但当他的领地所在的城市遭到敌人进攻时, 他又必须回去保卫。因
此, 东北罗斯的服役贵族不是西欧那样的附庸。更重要的是, 西欧封建制度以把农民固定在封
建主的采邑上为基础, 而一世纪东北罗斯的农民, 除过少量家奴外, 却拥有自由迁徙权。
三、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
世纪下半期至世纪上半期是俄国农民地位的转折时期。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尤其
是封地制和劳役地租的发展, 随着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及其经常进行的兼并
战争, 都需要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和剥削, 封建主和国家这时都转而开始对农民的自由权利展开
进攻。
从世纪下半期起, 大贵族的世袭领地制特别是服役贵族的封地制开始迅猛发展。这些
服役贵族得到了大量无人居住的土地, 于是用一切手段召寡农业劳动力。这样, 大批贫苦的无
业流民便通过地主的借贷而安顿下来。问题是很少有农民能偿还地主的贷款, 在地主的土地
上干得越久, 欠的债就越多。由于这种债务关系, 这些农民也就成为地主的“ 老住户” , 他们享
有的“ 出走”权利实际上已不起作用。结果使农民要么不顾一切地从地主那里逃走, 要么以合
法方式离开地主, 找到另一愿为其出钱还债的地主, 而到后者的田庄上。在第一种情况下, 逃
跑的农民若被地主找到, 要偿还债务并交纳罚金在第二种情况下, 农民把对甲地主的债务依
附关系转为对乙地主更深的债务依附关系。
与此同时, 正在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也开始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伊凡三世年的法
典规定, 农民离开原先地主的权利只能在秋天的两周以内。地主允许或拒绝农民出走伴随着
与该农民的结算。这种结算在月日尤利节前的一周内开始, 在尤利节以后的一周内
结束。年法典实际上在农民中已经区别出了由于债务依附关系而被农奴化了的“ 老住
户” 。农民的迁徙权形式上保存到年法典以后的半个多世纪, 但实施起来变得越来越困
难。到伊凡四世年法典又规定了新的易主赎金的条款, 即出走的农民必须向原主支付一
笔款项。易主赎金的数额取决于农民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年代的长短。如果使用的份地是继承
下来的或已有很长的年代, 那么这笔赎金之大使农民出走简直就不可能。
由于农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实际消失, 到世纪末在地主中间已形成了一种共识这些欠
债的农民都无力偿还债务, 因此他们已不能废止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个外国人叫希尔, 他在
描述鲍里斯· 戈杜诺夫一年在位时期农民的状况时指出, 早在前几朝君主当政时
期, 地主已习惯于把他们的农民看成农奴了。〕这样, 债务就成为农奴依附关系的根据。
国家之所以也积极干预农民问题, 是因为在俄国统一的过程中, 莫斯科大公依靠的阶级力
量是服役贵族, 他们不仅组成国家的武装力量, 而且是国家的政治支柱。因此, 国家把大批官
地连同土地上的农民一齐赏赐给服役贵族, 因为俄国当时唯一经常、稳定的收人来源于土地和
农民劳动, 大公把土地及其农民给服役贵族作为酬劳最为容易, 也最为现实。这就是封地制,
这些服役贵族也被称为封地贵族。封地不同于世袭领地, 它属于国家财产。封地上的农民除
了为封地贵族耕作服役外, 还要向国家纳税。从世纪下半期开始封地制迅速发展, 到世
纪上半期, 封地制在俄国已占主导地位。
俄国的自然条件是气候寒冷, 地广人稀, 劳动力眨乏。剩余产品的获得不仅濡要掌握土地
等生产资料, 尤其还播要控制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因此, 俄国大小封建主都竞相争夺劳动
力。而在这种争夺的过程中, 封地贵族处于不利地位。原因是封地贵族多是些小贵族, 封地不
大, 依附农民也不多。而一些最富裕的世袭领主和地主就利用劳动人手旺乏的情势吸引贫困
的邻人的农民归附于自己。显然, 几百户农民供应一位波雅尔贵族及其奴仆, 要比几户、十几
户农民供养一个封地贵族及其战马以及两个步兵随从的负担要轻松。
世纪下半期农民的大量迁徙和逃亡给国家也带来了明显的损害第一, 封地制被破坏,
许多封地贵族破产, 他们已不能为国家服役第二, 封地上的农民是纳税人, 他们应该向国家缴
税履行一定的国家义务。农民逃亡于边远地区不用说有损于国家的财政收人, 而一些收容迁
徙农民的波雅尔贵族也往往藏匿这些农民而不缴国家赋税, 并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家奴。世
纪下半期封建主给家奴分配土地的作法已越来越普遍, 这部分家奴被称为耕奴。问题是许多
农民还很乐意与领主签订契约而转人耕奴阶层, 以逃避国家斌税。
莫斯科公国地域的急剧扩大, 哥萨克的出现, 灾难性的特辖制改革和长达多年的立沃
尼亚战争, 都迫使国家要更加严厉地限制农民的“ 出走”权。这既出于对自己的政治支柱封地
贵族的关心, 也出于对国家财政收人的考虑, 世纪末政府在国家经济几乎崩溃的情况下被
迫出台一些措施, 以制止农民逃亡和不合法的迁徙。年政府开始进行人口土地调查登
记, 以重新确定各地税额, 并首次实行“ 禁年” , 禁止农民迁徙, 还废除了尤利节。年代连续
实行的“ 禁年” , 为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一年在人口土地调查登记工作
基本完成之时, 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农民迁徙换主, 凡是登记在某个地主名下的农民, 就是该地
主的农奴。年国家还严令禁止纳税农民转人家奴阶层。
四、俄国农奴制度的确立
俄国农奴制的确立与世纪初的“ 大动乱”时期和随后一年代的恢复时期相联系。
由于世袭领主经常收容逃亡农民, 为满足封地贵族的一再请求, 沙皇政府于年采取
措施, 把城乡纳税居民全部编造成册。派往各地的编册人员奉命把纳税居民及非纳税的子女
亲属逐个登记造册, 把他们的居住地和所依附的地主、公社以登记之时为准使之固定下来。而
对逃亡农民则以当时的有效期为基础, 从逃亡之日到登记之日时间不超过年的, 登记在出
逃地点超过年者, 则按登记时所在地点登记。此后, 废除追索逃亡农民的期限, 地主和公
社有权无限期追索登记册上属于他们的逃亡者。
这样, 在经历了对农民不断加强控制的长期过程之后, 世纪上半期在地主农民中终于
确立了一个新的农奴阶层, 依附性的农奴成为法律上的事实, 并为年的法律大全》所确
定。这一《法律大全》对国有农民、宫廷农民、地主农奴以及这些人与地主家奴之间的区别规定
得十分清楚。它规定国有农民、宫廷农民归农村公社管理地主的农奴和家奴分奴仆和耕奴
属地主管理。农奴与家奴的区别在于农奴是纳税民, 而家奴则不纳税。农民公社负责监督国
有农民和宫廷农民纳税, 地主则负责监督自己的农奴纳税。
年的法律大全使地主农民的依附关系在性质上起了重大变化, 使凡登记在某地主
名下的农民, 即使不订立租约, 也将永远依附于地主而且, 使原来仅限于个人终身的农奴依附
关系, 成为连同子女亲属在内的、世世代代继承的农奴依附关系, 成为一种完全不可废止的关
系。
年的法律大全》实际上是地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一种妥协, 双方都作了让步,
不过在这种交易中受害的只有农民。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 由地主控制, 从而保证了地主的劳
动人手, 这对地主有利地主在征收了自己农奴的租赋后, 有义务保证农奴向国家纳税服役, 政
府实际上得到了不花钱的税收人员, 这符合国家利益。简言之, 就是国家要求纳税农民在成为
农奴后既不能终止其纳税民的身份, 也不能丧失缴纳赋税的能力。所以, 法律规定地主必须向
农奴提供土地和耕作手段, 不许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 也不许剥夺农奴个人的财物, 因为这违
背国家的利益。此外, 地主也不能审判所属农奴的重大违法行为。正是由于国家对地主的这
些限制条件, 由负债依附关系发展而来的农奴制才没有成为家奴制。据年统计, 在全国
的纳税户中, 工商户和国有农户占, 宫廷农户占, 教会、高级僧倡、修道院农户占
, 世袭大贵族的农户占, 属封地贵族的农户最多, 占。
综上所述, 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是封建地主私人施行的“ 农奴制”
与国家制定的“ 农奴法”相结合的结果。在基辅罗斯时期和东北罗斯时期, 存在着家奴和依附
性农民, 如典身农和债务农, 但大部分农民还享有迁徙权, 农奴制并不占主导地位到世纪
末, 随着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封地制的迅猛发展, 在一系列国家法律的主导下, 由负
债依附关系发展而来的农奴制度实际上已经形成年法典规定地主农民不但终身而且此
后世世代代都成为地主的农奴, 这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法律形式最终确立。这样, 俄国走上了
发达的、农奴制的道路, 中央集权制的俄国与农奴制俄国溶为一体。
五、俄国农奴制度形成的特点
俄国农奴制度定形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沙皇专制政体的确立时期, 这是俄国
社会发展与西欧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别。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过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其一, 它是由俄国贵族地主依靠中央集权制的沙皇政权来完成的, 并且最后是由国家以立
法形式确立下来的, 国家的斌税制度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它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连
带产物。这与中世纪西欧农奴制形成的过程不同。西欧农奴制主要是由复杂的封建等级制下
的贵族地主来完成的, 是在集权制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前进行的, 它在西欧社会的封建分裂时期
才更具特点。例如, 法国集权制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市场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此时建立在自然
经济基础之上的农奴制度已经瓦解。
其二, 俄国农奴制下的农民既是贵族地主个人的农奴, 同时也是国家的纳税阶层。农奴可
以连带土地或不连带土地被地主转让、出卖, 但其向国家的纳税服役义务却依然如故。这点又
与西欧不同。中世纪西欧的农民一经成为封建主的农奴, 即丧失了向国家纳税服役的身份。
俄国农奴制的这一特点自然也是国家政权干预的结果。
其三, 俄国农奴制度特别稳固。俄国地主农奴对国家的赋税由封建主负责缴纳, 如果农奴
欠交税款, 国家则向地主本人征收。这样, 国家对农民的赋税不放松, 地主对农民的控制也就
不会放松, 由于专制国家、地主的共同作用, 俄国的农奴制度就特别稳固。
俄国农奴制度之所以显示出上述特点, 是因为俄国具有与西欧不同的前提条件。
首先, 俄国气候寒冷, 地广人稀, 劳动力匡乏。剩余产品的获得不仅需要掌握土地等生产
资料, 尤其还需要控制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这样, 在自然气候条件恶劣而剩余产品不多的俄
国, 封建主为得到大量的剩余产品, 不仅需要对土地的私有制集中, 还藉要对劳动力的集中, 即
需要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成为农奴。
其次, 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强大的农村公社。农村公社在俄国农业生产中起到了
较之西欧更大的作用。它在俄国是必须的, 不是可有可无的, 否则正常的农业生产就不可能进
行。如果说, 西欧的日耳曼人是带着农村公社制度的残余登上历史舞台, 东欧的俄罗斯人则是
带着完整的农村公社制度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样, 农村公社就成为捍卫俄国农民利益而防止
贵族地主侵犯的堡垒, 从而制约和延缓了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过程。
最后, 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的特点是形成俄国农奴制度的重要前提。欧俄是四散开阔的
平原地带, 极易遭受外敌人侵。因此, 俄罗斯必须高度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 才能保证击退外
敌的人侵, 而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种地缘政治地位的需要。地缘政
治地位的特点既是形成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重要前提, 也是形成俄国农奴
制度的重要前提。
这样, 在俄国, 由于存在地广人稀、劳动力匿乏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地位的特点, 加
上农村公社的巨大障碍, 贵族地主阶级必须集中全阶级的力量, 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 才能完
成俄国农民的农奴化过程。这几种前提条件的结合, 方导致了俄国农奴制度形成的特点。

㈧ 正统牧首到底是在莫斯科的那个还是在君士坦丁堡的那个。 有历史渊源和神学解释的优先。

正统牧首是君士坦丁堡牧首,但君士坦丁堡沦陷后,他的地位就很尴尬了,就像一个失去领土的流亡君主。而莫斯科大牧首是君士坦丁堡沦陷后权力最大教众最多的大牧首,罗马教皇和东正教会谈也主要是和莫斯科大牧首。现在的君士坦丁堡牧首由土耳其境内的东正教徒选举产生,并且要承认土耳其政府的统治地位,一度被认为是伊斯兰政权的傀儡,所以很多地方已不承认其普世牧首地位。东正教现在基本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不像天主教有一个全体天主教主教(不包括大陆地区)选举的教皇,但由于莫斯科教区几乎占了东正教人口的80%,所以现在公认的东正教领袖就是莫斯科大牧首。

㈨ 俄罗斯国徽上的鸟是什么来头

俄国国徽上的双头鹰图案,本是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Flavius Valerius)设计的,象征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领土的统一。君士坦丁在306到310年为罗马副帝,310到337年为罗马正帝。他受其母亲海伦娜太后(基督教尊其为圣徒,拿破仑被流放的圣赫勒拿岛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的影响而信奉基督教。他是罗马帝国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曾经颁布了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米兰敕令》。公元330年,他迁都拜占廷,并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宣布这里是第二罗马。他在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改造了罗马帝国,奠定了以东方为中心的罗马帝国拜占廷时代的基础。他设计了双头鹰徽记,象征帝国的东西两部分领土地位平等、神佑“东西两罗马”——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城。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分裂后,东罗马帝国继承了这个标志,象征只有拜占廷才是东西两罗马帝国的唯一合法继承者,西罗马帝国则恢复了早期的帝国鹰徽,不久就被日耳曼蛮族灭亡了。
公元1453年,“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沦陷。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城中战死。他的侄女索非亚逃到了罗马。长大成人后,于1472年嫁给了莫斯科领主伊凡三世。伊凡三世是俄罗斯历史上最着名的君王之一,被视为俄罗斯国家的奠基人。他在迎娶索非亚公主的同时,宣布自己是拜占廷帝国的继承者,同时继承了拜占廷帝国的国徽,并且宣布莫斯科为“第三个、也是永久的罗马”。伊凡三世还给自己冠以“TSAR(恺撒的俄语发音)”的头衔,因此,俄罗斯的“沙皇”称号,也自其开始。伊凡三世统一了雅罗斯拉夫尔、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彼尔姆、梁赞等诸侯国。1480年,他打败了阿赫马德汗,停止对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纳贡,结束了两个半世纪的蒙古人统治,赢得了独立的地位。新的国家成立了,并且获得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承认。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了全俄罗斯法典(Sudebnik),建立了古俄罗斯的政府机构。在这部法典中,规定了拜占廷的双头鹰国徽为俄罗斯国徽,并且将其图案刻在了俄国国玺上。同年,一面镀金的双头鹰徽记被安放在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巴斯基塔楼(Spasskaya Chamber)上。俄罗斯获得了象征自己国家的标志。同样在这部法典中,他还限制了农民的流动,规定只有在圣尤里节(俄历11月26日)前后两周期间,农民才可离开土地四处走动,开辟了俄罗斯的农奴化进程。
从1539年开始,莫斯科大公国的国徽图案发生了变化。1562年,伊凡四世(伊凡雷帝)在双头鹰的胸部增加了一块盾牌,中央是基督教经典中着名的“圣乔治(俄语称为圣格奥尔基)骑士屠龙”的画面。同时,双头鹰头部王冠上也增加了十字架的标志。在这个时期不同版本的俄罗斯国徽中,王冠的数目并不完全一样。有的是一个,有的是两个。
沙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统治时期,东正教势力在俄国上升。1589年,沙皇在双头鹰的两个脑袋中间增加了基督教圣地—各各他(Golgotha)圣墓十字的图案,增加了国徽的宗教意味。就在同一年,设立了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的神职地位,总领全体东正教信徒,并且在俄罗斯建立了教堂自治制度。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这个标志还随处可见。
随着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俄罗斯领主会议推举加冕为沙皇,俄国历史上的“空位时代”在1613年结束。俄罗斯开始向西方的强国——瑞典和波兰张望。俄国国徽图案再次被改变。1625年,首次出现了三个王冠的图案。1645年阿列克谢即位后,这个徽记开始经常使用。1654年,乌克兰和俄罗斯合并,新的双头鹰国徽被挂上了斯巴斯基钟楼——沙皇已经改变了鹰徽的图案。原来拜占廷风格的老鹰被神圣罗马帝国风格(西罗马风格)的雄鹰取代。收拢的鹰翅变成了展开的鹰翅。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和上面国徽中双头鹰的不同。1667年,同波兰争夺乌克兰的战争结束,鹰爪中增加了权仗和宝球的图案。1667年12月14日,第一部关于沙皇称号和国徽的专门法律被制订出来。其中规定,“双头鹰是沙皇和大君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陛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独裁者和保护者,全俄罗斯沙皇的君权标志”、“三个王冠,代表沙皇陛下征服的三个强大而光荣的王国——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
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国徽又发生了变化。1698年,环绕双头鹰的胸颈部,增加了圣徒安德烈的标志——交叉的斜十字(在西方被称为安德鲁十字)。值得一提的是,1710年,距离彼得大帝被俄国元老院授予“俄罗斯帝国皇帝”称号之前差不多整整十年,双头鹰上面就加上了皇冠的标志。
从这个时期开始,帝国双头鹰由棕色改为黑色。
1721年,俄罗斯改为帝国。1726年,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规定双头鹰国徽的底色为黄色。1729年颁布的法令,规定俄罗斯国徽图案为:“黑色的双头鹰,位于黄色背景上,头顶为帝国皇冠的图案,胸部是红色盾牌,中央为圣乔治,黄色披风,白马,下方为被打败的黑龙。鹰的左爪托宝球,右爪托权仗” 。安娜女皇邀请一个瑞典雕刻师将其刻为国玺。作为图案主体的双头鹰的形状就此被固定下来,一直到1856年,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沙皇保罗一世在俄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神智不健全的皇帝。他率领俄国参加了第一次反法战争,从法国手中夺到了马耳他岛,并得到了马耳他骑士团授予的大十字勋章,并被尊为马耳他骑士团领主。1799年他签署命令,将马耳他十字的图案加入到国徽中。1800年,这个疯癫的沙皇又设计了一个“节日国徽”。九个盾形纹章,四十三个小型国徽,环绕着中央的双头鹰大国徽。整个国徽背景是马耳他大十字,下方是圣安德烈十字,背景是猩红色、金黄色的流苏、白底加黑色圆点的帷幔,上面是三顶俄罗斯帝国皇冠,背景左右还有两个标准尺寸的双头鹰,然后由天使长迈克尔(米哈伊尔)和加布里埃尔手扶这面大纹章。这个疯狂的纹章方案被设计出来之后不久,他就在圣彼得堡的“工程师棱堡”中,被心怀不满的贵族们用枕头闷死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可能在幕后策划了这起事件)签署命令,取消了这个花里胡哨的国徽。
这个时期的俄国国徽有许多版本。有的头上有一顶皇冠,有的有三顶皇冠。有的双头鹰,鹰爪上不是权仗和宝球,而是闪电和花环。鹰的翅膀形状也有不同。欧洲大陆的时尚,决定了俄罗斯国徽的风格变化。 尼古拉一世时期,有两种国徽共同存在:一种是简单的双头鹰—圣乔治纹章图案(双头鹰的样子是下图左边翅膀张开的那个图案)。还有一种是复杂化的国徽,见下面右图。俄罗斯历史上的各王国、公国、地区,还有代表新征服领土的纹章被加了上去:左翼(图片的右侧)从上到下是波兰王国(今天的波兰国徽也是这个图案,红色天幕下的白鹰)、克里米亚汗国、 芬兰(红地上的金色狮子,和今天芬兰国徽图案基本相同);右翼是早先被征服的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汗国。也有的版本,右翼是古俄罗斯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基辅、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的纹章。胸部的圣乔治盾牌被红底蓝色的圣安德烈十字环绕。
俄罗斯在1855年到1857年进行了纹章改革。神圣罗马帝国风格的双头鹰被普鲁士风格的老鹰所取代。大家观察鹰翅和鹰尾的形状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同时,与西欧类似主题的纹章风格接轨,圣乔治的头部改为朝左。鹰翅上的纹章发生了变化。左翼从上往下为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格鲁吉亚和芬兰,右翼为喀山、波兰、克里米亚和“大公国联盟(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纹章。1857年,俄罗斯参议院签署法令,接受这个图样作为俄罗斯国徽的图案,并规定了大国徽、普通国徽和小国徽在不同场合的使用规则。
1882年7月24日,亚历山大三世沙皇在彼得霍夫签署了关于帝国国徽的新法令。沙皇保罗一世设计的那个纹章学家的噩梦——所谓“节日国徽”被接受作为俄罗斯帝国的大国徽使用。 但是做了一些改动:马耳他大十字被取消了。背景的猩红色、金黄色流苏也拿走了。左右还有两个标准尺寸的双头鹰也取消了。同时还增加了象征新近征服的中亚地区各国的纹章。
1883年2月23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签署命令,恢复旧国徽的使用。但是双头鹰头顶上皇冠的颜色由金色变成银白色。
1906年,最后一道有关国徽使用规则的法令被签署。随着日俄战争的失败、社会矛盾的加剧、改革家斯托雷平的被害、“恶僧”拉斯普廷在宫廷里的得势,俄罗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的年代结束了。在盛大隆重的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庆典(1613—1913)之后,俄罗斯迎来了它的血腥时代。
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罗斯成立临时共和政府。皇室的双头鹰图案因为凝聚了俄罗斯帝国450年的传统,不好贸然宣布废弃。但是,双头鹰上所有象征俄罗斯帝制的皇冠、权仗、宝球、纹章、绶带、徽记、圣符……,全部被取消了。日耳曼风格的双头鹰形状,也恢复成传统的拜占廷风格。这个图案曾经用在临时政府签发的俄国护照封面上。甚至十月革命之后,直到1918年7月24日,革命后的红色俄罗斯还在使用这个图案。
1918年夏天,布尔什维克们决定和传统的俄罗斯决裂。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皇室和贵族们被全家枪毙,商人和教授们被逮捕,大批珍贵的宗教文物和文献被焚毁……,甚至有人说,要拆除所有“封建”的俄罗斯时代建造的工厂和铁路,重新修建新苏联的工厂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国徽也不能幸免。
新的国徽完全和历史、传统、民族决裂,变成政治性很强的符号。中央是红色盾牌和镰刀锤子的图案,上书RSFSR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的大字,两旁扶持盾牌的由天使长变成了小麦穗。下面的缎带上是俄文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72年,五角红星——古代是火神伏尔甘的标志——被加了上去。1992年,苏联灭亡前夕,就象东德灭亡之前从国旗上取消镰刀锤子国徽的预兆一样,俄罗斯国徽上的镰刀锤子也被“俄罗斯联邦”的单词取代。
1990年11月5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开始着手设计新的国旗和国徽。该委员会决定将俄罗斯历史上的白蓝红三色旗作为国旗,红色背景的金色双头鹰为新的国徽(这个时期,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已经把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国旗国徽换成了1940年之前的老国旗国徽)。1993年,叶利钦总统签署法令,正式将俄罗斯历史上的白蓝红三色旗作为国旗,使用红色背景的金色双头鹰为新的国徽。
新国徽保留了许多不平凡的俄罗斯历史标志。但是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涵义。彼得大帝加在双头鹰头上的三顶皇冠被保留了下来,作为俄罗斯联邦整体团结的象征,权仗和宝球象征国家的权力,圣乔治屠龙的纹章作为捍卫正义、惩处邪恶、保卫祖国、追求自由的标志。俄罗斯古老而光荣的历史在这里凝结,并且将在新的一千年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俄罗斯是文化意义上的罗马帝国传承。

㈩ 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历史发展

当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将拜占庭作为罗马帝国的新都城后,这个城市的主教很自然地成为了基督教会内部的第二号人物,其地位仅次于“老”罗马的主教,亦即教皇。在迁都后不久,主教被升格为大主教。
许多世纪以来教皇们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获得这种地位,因为这将改变基督教会业已形成的等级制度。但是在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宣布了如下信纲:“君士坦丁堡主教应享有与罗马主教同等的地位和荣誉,因为君士坦丁堡是新的罗马”。
教皇达马苏斯一世和格列高利一世拒绝承认这个信纲,这一举动极不寻常且受到了质疑和谴责——普世公会议是应该对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具有约束力的。尽管面临如此尖锐的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地位却在拜占庭帝国各皇帝的恩遇下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451年的加尔西顿公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辖区(包括小亚细亚和色雷斯),也确立了君士坦丁堡在各地教会中的地位仅次于罗马。教皇利奥一世拒绝接受这个教令,指责它非法并且和无效,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教皇特使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
6世纪时,主教的官方名称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新罗马,及普世牧首。
在中世纪,君士坦丁堡牧首们完全受制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这使得他们的地位最终变得无足轻重。历任皇帝经常干预教会事务,他们实际上可以任意废立牧首。许多皇帝甚至任命宦官担当牧首之位。
相比之下,罗马教皇却成为一支独立和不受世俗统治者控制的强大力量。在俄罗斯教会成为东正教世界最大的教会之后,东正教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莫斯科牧首了。
在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之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一度控制了对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任命。但是今天的土耳其政府仅仅要求牧首承认自己是一个土耳其公民,并且允许伊斯坦布尔市的东正教会自主召开教会会议来选举牧首。
现任君士坦丁堡牧首是巴托洛缪一世。他因为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运动而被人们称为“绿色牧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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