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選民最擔憂什麼

Ⅰ 求文：選舉與民主政治的關系

民主選舉與選舉民主
伴隨又一次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人們對民主的認識也隨之前進了一步。雖然如此，但由於現代政治生活的復雜性，人們往往看不到問題的本來面目，而被其表象所迷惑。尤其是在關於選舉與民主的關系，選舉在民主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問題上，還存在著許多誤區。現實政治生活中，許多國家紛紛舉行大規模的選舉並以此來標榜自己是"民主"國家，但這些舉行了選舉的國家是否真的就是民主國家呢？事實證明並非如此。那麼，究竟怎樣理解選舉民主與民主選舉之間的 關系呢？弄清楚這個問題，無疑對於我們正在進行的民主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正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所指出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1974年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80年代中期菲律賓、韓國的政治變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巨變，90年代以來多黨民主浪潮登陸非洲，最近發生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變革以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等等，都被看作是第三次民主化大潮中的小高潮。所有這些變革都與政治選舉密切相關，有人甚至把二者等同了起來，認為只要實行了選舉，就算實現了民主。然而，現代政治生活如此紛繁蕪雜，僅是一項選舉就能囊括民主的全部內涵嗎？選舉與民主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呢？ 一、選舉是民主的直接體現 眾所周知，民主的最基本支柱是人民主權。民主的字面涵義就是民眾統治，用孟德斯鳩的話來說就是，人人既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但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在哪一個時代的哪一個政體中，人們所見到的總是少數人統轄、治理多數人。即使是在僅有數萬公民、且公民大會主席和執政官均由抽簽決定的雅典，所實現的不過是公民的"輪番為治"，也不是多數人的共同統治。在那裡，政治領袖、決策人、領導者即少數人的地位和作用仍赫然在目。正因為如此，"民主"的原則從一開始就遇到了責難和挑戰。例如，柏拉圖就曾非難過民主政體，認為"在這種國家裡，如果你有資格掌權，你也可以不去掌權，如果你不願意服從命令，你也可以完全不服從，沒有什麼勉強你的。別人在作戰，你也可以不上戰場，別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歡，你也可以要求戰爭。" 因此，柏拉圖公開主張：最好的政體是由哲學家執政的"賢人政治"。至於在漫長的中世紀，"民主"的原則無論在理論還是在事實上，都幾乎盪然無存。例如在法國，路易十三不僅公開宣稱他的權力來自於上帝，而且還公開宣稱他的意志就是法律。 但是，正如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所申明的：人畢竟是生而平等的。既然如此，人人對他們各自的命運就應該擁有發言權。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則植根於人的本性，因此，雖然幾經掩殺和蹂躪，到了近代，隨著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勝利，民主的原則終於重新得到了人們普遍的承認。 當然，正如大多數西方思想家都承認的那樣：民主並不是一幅藍圖或對特定結果的一種承諾。事實上，民主本身不保證任何東西，它既提供成功的機會，也提供失敗的風險。用傑斐遜的話來說就是：民主的承諾僅僅是對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不過，人類的全部歷史已經證明：自己自由追求獲得幸福的人多於由他人賜給幸福的人。這或許正是民主受到人們普遍的歡迎和期待、民主的原則重新得到發揚的原因之所在。 既然是一種原則、理想，那就註定它與現實之間必然有一定距離。如果說在僅有三、四萬公民的雅典，人人既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的原則尚無法實現的話，那麼，在人口眾多的現代各國，上述原則就幾近空想了。於是，近代西方的思想家們開始重新探索"民主"的涵義。林肯曾把民主定義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熊彼特則認為"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而"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而取得作決定的權力" 。亨廷頓把熊彼特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認為："民主政治的的核心程序是被統治的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來選擇領導人"，他接著指出，"如果用普選的方式產生最高決策者是民主的本質，那麼民主化過程的關鍵點就是用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通過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 實際上，二戰以來，主流的方法幾乎完全根據選舉來界定民主。 熊彼特等政治學家為什麼將"選舉"定義為民主的本質呢？這是因為，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代政治生活中，字面上的"民主"即所有的人既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的原則都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事實上，現代民主制度推行的是"多數裁定原則"，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這實際上是現實中民主的"可行性原則"，用美國政治學家薩托利的話來說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是最適合民主的程序原則。它為什麼比全體一致的原則更好呢？簡單明了的回答是：多數原則避免了僵局，同時又允許龐大的集體擁有發言權。" 任何形式的現代民主制度都是公民根據多數裁定原則自由地作出政治決策，民主由此可被重新定義為"大多數人的統治"。 既然如此，那麼，在實際中，什麼時候才能體現"大多數人的統治"，也就是說，什麼時候才能切實有效地體現民主呢？答案是：在選舉的時候。因為在選舉過程中，體現的是絕對多數原則。誰站在多數一邊，誰體現多數人的意願，誰就是贏家；相反，誰站在少數一邊投票，或只贏得了少數人的支持，誰就成了輸家。為此，競選者為了當選，不惜一切代價到處游說，允諾選民提出的意見與要求。因為他們明白，要想取得上台執政的權力，必須獲得大多數選民的投票支持。而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要求，在選舉的過程中得到充分的表達與體現。例如，在美國第43屆總統選舉中，弗羅里達州的選民最終決定了是布希而不是戈爾入主白宮，民眾的統治只有此時才充分的體現出來。 事實上，只有在舉行大規模自由選舉的地方，公民的"主人"意識才覺醒，他們的積極性、參政熱情由此才被激發起來，而這種積極而廣泛的參與是民主存在的基礎。在我國，早在抗戰時期，就曾開展過廣泛的民主選舉。李公僕先生在《華北敵後－晉察冀》一書中，生動記述了他所目睹的民主政治現象：在進行村長選舉的日子裡，滿街是紅紅綠綠的標語，書有"選舉真正的代表"，"選舉認真辦事，不怕困難的前進分子作村長"等口號。據公僕先生觀察，根據地的人民踴躍參與各種公眾事務，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與利益，選民參與率各村平均超過百分之八十。民主參政使得他們情緒愉快、精神飽滿，有著一種高度的自尊和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如果沒有這種廣泛的參與，民主就不可能發生；即使發生了，也會很快枯萎。 或許正是出於上述幾方面考慮，熊彼特、亨廷頓等政治學家才將選舉上升到了民主本質的高度來認識。 二、 選舉必須是民主的 選舉是民主的直接體現，大多數人的統治只有通過選舉才有可能實現，因此所有現代的民主國家都無一例外地舉行選舉。 但是，選舉僅僅是民主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必要充足條件。例如，在斯大林時期，各類選舉也定期舉行，斯大林幾乎每次都能獲全體選舉者的一致通過。剛剛下台的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和目前仍在任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以及非洲的許多專制統治者也都組織過選舉。在這些選舉中，有的可能只有一個候選人或一張候選人名單，選舉人事實上只能表示同意，此外並無任何其他選擇。有的可能提供了幾名候選人，但誰是正選，誰是陪選事先都有精密的安排和操縱。諸如此類的選舉事實上只不過是統治者為自己的統治增添一個"合法" 光環的手段。與其說是體現多數人的一致、體現民主原則，還不如說是對民主的嘲弄、甚至是強奸。換句話也就是，選舉本身必須是民主的，只有民主的選舉才能體現民主。 那麼，什麼樣的選舉是民主的呢？美國學者珍妮·柯可帕特里克給民主選舉下的定義是："民主選舉不僅是象徵性的，它還是競爭性的、定期的、廣泛的和決定性的選舉。在選舉中，政府的主要決策人由國民選出，而國民享有廣泛的自由去批評政府，發表他們的評論及提供其他選擇。" 也就是說，選舉是否民主，關鍵看它是否是自由、公正、廣泛、定期舉行，是否是競爭性的。 民主政體的建立是為了保護人們生而就擁有的自由的權利。人們不僅擁有言論、信仰等方面的自由，也有投票選舉的自由。民主選舉要求公民積極自由地向代表他們利益的候選人投票，這意味著公民不受任何外界影響，自由表達自己的意願，參加投票不必擔心遭到恐嚇或報復。現實政治生活中，為了使選舉結果有利於自己，包括當政者在內的各種利益集團都積極介入選舉過程，企圖通過各種手段（包括恐嚇和武力脅迫）來影響選舉。例如，民國初期，袁世凱為了為其"登基"尋找合法的理由，組織了所謂"國民代表"的"選舉"和"國體投票"。各省國民代表大會進行"國體投票"時，會場外布置了荷槍實彈的士兵，場內則布置了監視人員，"國民代表"們一個個抖索著在預先印有"君主立憲"四字的選票上書"贊成"二字。可見，這種不自由的選舉，其結果恰恰違背了民意。因此，為保證選舉的自由公正性，最重要的就是使選舉擺脫外界、尤其是當政者的影響與控制。為此，必須設立秘密投票箱，進行秘密投票（無記名投票）。公開性與負責制無疑是民主政體的成功之道，但投票行為本身卻是一項例外。容許選民秘密投票是為了使選民在選舉中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對代表候選人的意見和看法，又不致被候選人及其代表發現和遭致打擊報復。此外，在選舉過程中，反對黨及候選人必須享有言論、集會以及活動的自由。這些自由對於他們公開批評政府、向選民提供其他政策和候選人是必須的。僅僅容許反對者有機會投票是不夠的，在選舉中阻止反對者廣播、控制其集會或審查其報紙都不是民主的。 在自由的前提下，選舉還必須是公正的、平等的。也就是說，當人們就政策作最終決定的時候，每個成員都應當有同等的、有效的投票機會，而且，選民的每一張選票應該具有同等的份量，不會因財產的多寡、權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選舉史上，出現過兩種投票制度：平等投票和復數投票。平等投票，指每個選民有一個投票權，在一次選舉中，也只能有一次投票權；而且，一切選民所投的選票效力相等。與此相反，有特殊資格的選民，享有一個以上的投票權，或者他們所投選票的效力，大於普通選民所投的選票，此為復數投票。我國從1953年第一次普選就實行平等投票的原則，並在歷次普選中都予以堅持。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都曾在自己所在的選區以普通選民的身份投下庄嚴的一票。在一些西方國家，以所擁用的財產額來確定每個人所投的票數。紐西蘭選舉法規定，在縣議會的選舉中，財產不超過1000鎊的人，可投1票；財產超過1000鎊而不到2000鎊的人，可投2票；財產超過2000鎊的人，可投3票。盡管現代西方國家大多取消了不公平的"復數投票"制，但在事實上仍存在各種名目的資格限制，並不是人人都平等地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除此之外，選舉還必須是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進行的。事先沒有任何上級圈定的候選人，並實行差額選舉，候選人代表的名額多於應選代表的名額，每個候選人平等地參與競爭，在選民大會上公開發表自己的"政綱"，回答選民的提問。同時，執政黨和當政者可以享受職權帶來的方便，但不可以通過非競爭的手段操縱選舉向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現實中，許多政權常常通過制定有利於政府的選舉制度，恐嚇反對派以及在競選中動用政府掌握的資源等手段在選舉中舞弊。例如，在從1974年到1984年的十年之間，巴西政府定期地修改其有關選舉、政黨和競選的法律，企圖藉此阻止反對派參與競爭的力量的增長。缺乏公開競爭的選舉往往導致非民主政體的產生或繼續存在。因此，公開地進行競爭是保證選舉民主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既然民主意味著"大多數人的統治"，那麼，民主選舉還必須是廣泛的，也就是說，民主選舉必須是在大多數人參與的基礎上進行的。然而，在現實中，不僅古雅典的民主僅僅局限於統治階層內部，即使在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也一直存在著將社會上某些群體，特別是少數民族、不同宗教集團以及婦女排除在外的情況。例如，在南非歷史上，作為一種種族寡頭制，曾長期將70％的人口排除在政治之外。同樣地，在美國歷史上，只有擁有一定產業的白種男子才享有選舉與被選的權利。這樣，即使選舉可能是競爭的，公開的，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圍內進行的，這樣的選舉並不能體現大多數人的意願。因此，幾乎所有的政治學家都同意：只有實現了普遍選舉權條件下的選舉，才算得上是民主的選舉。 最後，選舉還必須定期舉行。在正常的情況下，選舉中的獲勝者往往代表著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觀點。但是，正如漢語中的那句俗話所雲："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社會生活節奏明顯加快的現代，我們甚至可以說"三年河東，三年河西"。也就是說，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觀點不是一成不變的。人民既然是社會的主體、是主權所有者，當然應該有權隨著事態、形勢的發展變化而自由地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正因為如此，在現實政治生活，多數和少數之間的對立是相對的。隨著單個選民立場和觀點的變化（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的每一次演說都會引起這種變化），多數可以變成少數，少數也可以變成多數。這就是選舉中的"可改變主義"。這種"可改變主義"也是現代民主機制充滿活力的一個重要源泉之一。但是，如果當選者沒有任期限制，或者任期很長，那就等於允許民主競選中最初的獲勝者能夠把自己定為永遠的獲勝者。古羅馬時代的愷撒、奧古斯都，近代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克倫威爾以及法國的拿破崙等人都做過這樣的嘗試。現代社會中靠推遲選舉來維護執政地位的也屢見不鮮。顯而易見，即使選舉過程非常民主，但如果是"一選定乾坤"，這樣的選舉與其說是民主的開始，倒不如說是民主的壽終正寢。因為，如果否定了"可改變主義"，否定了多數可以變成少數或少數可以變成多數，事實上就等於否定了人民主權，就等於否定了民主。因此，選舉必須定期舉行。選舉上台的政府和執政者必須有明確的任期規定。為了防止政府和執政者濫用人民授權，許多國家甚至還作了提前進行選舉以及不得連任等規定。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人民的意志充分反映出來。 三、民主選舉與選舉民主 由上述可見，選舉的是民主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自由、公正、平等、有競爭性的、定期舉行的選舉的確能夠反映人民的意志，能夠體現"眾人統治"的原則。正因為如此，有不少人主張：只要實現了選舉，就算實現了民主。這就是政治學中的所謂"選舉主義"。然而，事實上，即使是民主選舉也不等於民主，民主可以說是一項系統工程，它必須有選舉之外的許多制度保證才能實現。例如，美國的這次總統選舉，最後就是以法律訴訟而宣告結束的。也就是說，民主必須具備一定的先決條件。 首先是政治自由。顯而易見，政治自由是民主的先決條件，有人甚至認為自由與民主互相包容，互為應有之義。例如在古希臘，奴隸顯然不可能參加公民大會，否則，奴隸就不成其為奴隸，而公民既然是自由的，他就有權力"要求"並且"獲得"執政地位。在近代，雖然在法律上人們普遍獲得了自由，但由於宗教改革、產業革命以及三次技術革命使得各國社會分裂為不同的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這些不同的階級、階層、利益集團的政治地位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期各不相同。所謂政治自由，是允許不同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組建獨立的政黨和社團，允許不同政黨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允許持不同政見者的存在。只有當選民們能夠在不同的政黨、不同的施政綱領、不同的政治見解、不同的政治領袖之間進行自由選擇時，選民的意志才能充分反映出來。像在我國民國初年、南非種族主義者當政時期以及韓國軍人專制時期，當政者禁止其他政黨存在，把持不同政見者暗殺掉或投進監獄，然後再進行選舉，這樣的選舉即使程序再民主，也不能真正反映民眾的意志。 其次是新聞、言論和出版自由。在古代雅典，幾乎所有的公共事務都是在公民大會上討論決定的。當時的雅典雖然僅有三、四萬公民，但公民大會的與會代表一般有六千人左右，且每年召開四十次。在現代社會中，如此頻繁、代表比例如此之高的公民大會是不可能的。公民對公共事務的了解主要是通過新聞媒體，在目前尤其是通過電視。大眾傳播媒體事實上已經變成了影響選民態度、左右選舉結果的重要手段。如果沒有新聞、言論、出版自由，公眾就無法了解情況到事情的真相，從而也就無法通過選舉反映出自己的意志。 第三是必須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民主與法治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沒有健全的法治作保障，民主的原則就不可能貫徹。就拿選舉為例，從選民資格的審定、選舉程序的制定、投票場所及票箱的安全保衛、選票統計等等，都必須有一套嚴密的法律制度做保障。例如美國第四十三屆總統選舉，最終實際上是以法律訴訟的形式結束的。可以說，沒有法律制度保障，任何選舉都無法正常進行。 法治的意義不僅僅限於、甚至主要不在於保障選舉過程，而在於保障選舉結果，在於保障民意的貫徹和執行。法治的主體當然是人民群眾，法治的客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就是國家公務人員，就是"官"，包括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官員"。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相反的觀點。一種以霍布斯為代表。他認為，人們為了擺脫"自然狀態"彼此之間共同約定：大家都放棄自己的全部權力並把它交給一個人或由一些人組成的會議。被授予權力的人或會議就是主權者，主權者的權力是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其他人一旦交出了權力就只能做主權者的臣民。顯然，由此而建立的政體必然是專制主義政體。另外一種觀點以盧梭為代表。盧梭認為，主權是由公意、民意構成的，政府官員只是受人民委託而行使權力。人民可以限制、改變或收回委託給官吏的權力。所謂法治就是指人民對民選官員權力的限制、改變或收回，否則，即使再民主的選舉，也只能意味著專制或獨裁的開始，例如像希特勒政權那樣。 健全的法律制度不僅意味著人們對自己選出的官員有監督權、限制權以及罷免權等項權力，同時還意味著少數人的權利也必須得到充分保證。因為，現代民主制度中一個可操作的原則是50%+1，即"多數裁定原則"，但是，雖然少數人必須服從多數人的意見，但是，少數人的權利和地位卻不應被剝奪，它們必須受到法律的保護。例如在實行多黨制的西方各國，獲得議會多數席位的政黨有權組閣執政，但執政黨不能憑借其執政地位迫害、破壞、解散少數派政黨，少數派政黨作為反對黨的地位必須由法律來保障。否則，"多數裁定原則"就會演變成"多數專制"，用麥迪遜和傑斐遜的話來說就會變成"選舉的暴政"。這就是說，尊重、保護少數人的利益應該是民主題中應有之義。真正的民主政體不僅體現大多數的利益，還應尊重和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唯有如此，才能維護民主的力量與機制。正如盧梭所主張的那樣，代議制民主制度中的公民是由於他們能隨時決定把自己對多數意見的支持轉給少數的意見，才不致在投票時失去他的自由。允許改變看法不但是公民持久自由的基礎，而且使民主能夠作為開放的、自我調整的政體持久存在。少數人的權利是民主過程本身的必要條件。因此，真正的民主政體不僅在法律上，還要在實踐中保證少數人的利益不受侵害。 當然，健全的法律制度同時還應當意味著，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官員和領導人能夠依法獨立行使自己的權力。這一點在絕大多數發達國家似乎不言而喻。但在一些國家，非經選舉產生的精神領袖、垂簾聽政者、軍隊首領、高級文職人員等往往獨立於選舉產生的官員之外而行事，他們往往實際上控制著政權。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選舉產生的官員實際上只是傀儡。在這種條件下舉行的選舉顯然不過是欺世盜名而已。 民主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定水平。雖然大多數政治學家都把古代雅典的政治制度稱為民主的，但雅典式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隸制的基礎之上的，是少數人的民主。它與我們今天討論的自由的、立憲主義的大眾民主不能同日而語。而我們今天討論的這種自由的、立憲主義的、大眾的民主是人類社會、人類文明特別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在當今世界上，除了極個別的特例，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所有的富國在政治上都實行了民主制，而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非常貧困的國家，目前都未能實現、至少未能充分實現政治民主。經濟文化水平與政治民主之間的這種密切相關性其實並不是什麼難解之謎，而是一個最簡單、最基本的事實，即恩格斯早就指出過的：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哲學、宗教活動，才能爭取統治。對於飽受戰亂之苦且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非洲難民來說，民主選舉無異於海市蜃樓，無異於圖中梅，畫中餅。同樣，歐洲各國的民眾對於是否加入歐盟、是否加入歐元等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有些國家還為此進行了多輪全民公決。各不同政黨對待歐盟及歐元的態度和策略也直接決定著選民們對其支持與否。這是因為，歐洲的選民對這些事件的發展趨勢以及可能引發的利弊都有自己的判斷和理解，因此，全民討論、全民公決是非常有意義的。而在中國，目前如果就是否加入WTO來進行全民公決，或者就此由全體選民來決定誰來組閣、誰來當國家主席就不僅是毫無意義的，而且幾乎是荒唐可笑的。因為，中國的大多數選民甚至根本不知道WTO是什麼，根本沒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斷。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不可能移植，我們不可能通過移植一部憲法，移植一種選舉方法而在一夜之間把一個非民主的國家改造成為民主的。民主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政治家們對民主固然不應坐而論道，但也不應揠苗助長，急於求成。

Ⅱ 僅1個月巴西近6.7萬人死於新冠，巴西在疫情之初採取哪些措施

僅1個月巴西近6.7萬元死於新冠肺炎，這是巴西自疫情爆發以來，死亡人數最高的一個月，巴西全國上下對疫情的發展特別擔憂。據巴西媒體報道，巴西現在累計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為32萬人左右，但是僅僅在今年3月的死亡人數就已經達到了6.7萬元，差不多佔到了總人亡人數的五分之一，可以說現在巴西的疫情人數在不斷地刷新著記錄，這當然是一件不容樂觀的事情。據悉，這次巴西疫情最嚴重的的地區是聖保羅州，現在聖保羅州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一些重點的區域已經進入了“與世隔絕”的狀態，現在所有的巴西人都已經意識到疫情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那麼巴西的疫情為什麼會死亡人數這么多呢？之前巴西政府在疫情來臨的時候又做了哪些措施呢？

現在全球都是一體化的，疫情已經不是一個國家的事情，我們全世界都要一起戰勝這場疫情。中國的疫情因為政府的有效管控已經基本上得到控制，希望巴西這次的疫情防護措施還不算太晚，也希望巴西能過度過這次疫情難關！

Ⅲ 世界盃將對巴西財政，貨幣政策產生哪些影響

世界盃從四個方面拉動巴西經濟
拉動投資增長，刺激消費增加，促進就業改善，完善基礎設施

世界盃可能會給巴西經濟帶來的消極影響
當前巴西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推高通貨膨脹，增加財政負擔

巴西政府未來財政政策走向可能會受以下因素影響：
一是雖然政府實施財政緊縮措施是巴西抑制通脹的選擇，但是緊縮措施也會抑制經濟增長，巴西經濟今年一季度環比僅增長0.2%，因此政府對採取財政緊縮政策可能會十分慎重。
二是巴西未來仍然需要大量資金投入2016年夏季奧運會的籌備工作，這意味著巴西政府縮減財政支出的難度很大。
三是今年是大選年，由於目前支持率明顯下降，巴西總統為爭取連任已經採取將「家庭津貼計劃」規模擴大10%等措施來贏得更多選民支持。當前巴西已經延長了兩個企業稅收減免方案的實施期限，但此舉也會引發對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的擔憂。

Ⅳ 急求：巴西的政治(思想、價值觀)教育、軍事訓練方法、人才培養的情況，需要詳細！感謝！

【巴西政治】巴西選民教育素質
今年10月有權在巴西總統大選中投票的民眾，每5人當中就有1人是文盲或從沒上過學校。
據高等選舉法院（TSE）資料指出，2010年，巴西一共有1億3580萬選民登記投票，其中約2700萬名選民未受教育：800萬人是全文盲，1900萬人雖識字，但從未進過教室。
情況最糟糕的是東北部，未受教育者占選民的35%；東南部的比例為12%。
不過，由於高等選舉法院的資料是選民在申請選舉證時填寫的內容，不完全反映出他們的現況。
再者，從沒上過學校的選民百分比也從2006年總統大選時的降至今年的。
米納斯吉拉斯聯邦大學（UFMG）政治學教授芮斯（Fabio Wanderley Reis）表示，教育程度和知識較低選民的意識形態一般而言都較膚淺，且趨向個人主義，所以工黨候選人羅賽芙（Dilma Rousseff）有較大機會攫獲這類選民的心，因為他們很容易將羅賽芙和巴西總統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的形象聯想在一起。
但另一方面，芮斯則強調，工黨政府推廣的社會福利計畫及窮人收入增加，也有很大影響。
到目前為止，兩位主要總統候選人之間的氣勢相當。Datafolha民調公司3個禮拜前進行的調查指出，工黨候選人在教育程度只有初中的選民當中，獲得20%的支持率；民社黨候選人賽拉（Jose Serra）獲得16%。
但賽拉在專上程度選民當中獲得的支持率，則較羅賽芙多出3個百分點。調查誤差率為上下2個百分點。
今年巴西大選，不只選民當中有文盲，候選人之間亦然。雖然會寫字和閱讀是法院規定候選人參選資格的基本要求，但仍有5名候選人向高等選舉法院登記為「文盲」。
截至2004年，在巴西登記為文盲的候選人必須通過學歷評估考試，但自2006年起，只需在法院親筆證明會寫字和閱讀即可。
巴西總統魯拉一直對自己的低學歷引以為傲，動不動就說自己雖然出身貧窮，只有初中程度，當上總統後卻擁有世界各地多所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還說一個人就算讀再多的書，假如沒有機會也是惘然。
再看綠黨總統候選人席瓦（Marina Silva），雖然從小的生活環境和魯拉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她仍一心向學，替人幫佣，半工半讀至26歲才從大學畢業。
誠然，無論是高學歷還是低學歷的人當中，都有道德觀念極差者，學歷低不等於道德情操也低，反之亦然。姑且不去探討魯拉的道德觀如何，但他對教育的不重視卻顯而易見。
假如說，教育是國家發展的根本，那麼欠缺良好教育人民的國家基礎，不等於建立在一片沙洲之上？
很多巴西選民因為教育程度低，容易聽信片面之詞。誠如芮斯所言，他們會因基於個人偏見和情感沖動因素，寧可讓公民意識沉睡，或根本不知何為公民意識；假如候選人善於詭辯，選民又對事實沒有或不願全面認識，就很容易昧於事理，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或許沒有人能希望具影響力的候選人能滿足多數民眾對生活的期望，或是過度追求完美又不切實際的政治信念與價值觀，但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應該還是可能相稱而不沖突──至少我這樣相信。

巴西的軍事：巴西武裝力量由正規軍和准軍事部隊組成。正規軍分陸、海空三個軍種，現役兵力31．47萬人。
預備役部隊：134萬人，其中第1類預備役111．5萬人（其中40萬人可以立即徵召）、第2類預備役22．5萬人。
准軍事部隊：公安部隊38．56萬人，受陸軍領導，可視作陸軍預備役部隊。

巴西陸軍兵力20萬人。編有7個軍事司令部、11個軍區、8個師部、1個裝甲騎兵旅、3個裝甲步兵旅、4個機械化騎兵旅、 13個摩步師、1個山地旅、4個叢林旅、1個邊防旅、1個傘兵旅、2個海岸高炮旅，3個騎兵警衛團、28個炮兵群、2個工程兵大隊和2個陸航直升機旅。
坦克：M－41B／C型287輛。
裝甲偵察車：EE－9型409輛、M－8型30輛。
裝甲輸送車：EE－11型219輛、M－59型20輛、M－113型584輛。
牽引炮：105毫米353門、155毫米98門。
自行炮：105毫米74門。
岸防炮：57毫米、75毫米、120毫米、150毫米、152毫米和305毫米共240門。
火箭炮：108毫米若干門。
迫擊炮：81毫米若干門、107毫米217門、120毫米85門。
反坦克導彈：「眼鏡蛇」300具。
無坐力炮：57毫米240門、75毫米20門、105和106毫米若干門。
高炮：20毫米、35毫米和40毫米共200門。
地空導彈：「羅蘭」Ⅱ型4部。
飛機：3架。
直升機：97架，其中AS－350型26架為武裝直升機。

巴西海軍兵力6．47萬人（含陸戰隊和海軍航空兵）。
航母：「巨人」級1艘。
潛艇：T－109型3艘、「奧伯隆」級3艘。
驅逐艦：「基林」級1艘、「艾倫·薩姆納」級2艘。
護衛艦：「加西亞」級4艘、「尼泰羅伊」級4艘、 「印哈馬」級4艘、「大刀」級4艘、「憲法」級2艘。
大型巡邏艇：29艘。
江河巡邏艇：6艘。
掃雷艇：6艘。
登陸艦：4艘。
登陸艇：49艘。
其他輔助艦船：26艘。
陸戰隊：1．46萬人，編有1個兩棲師、5個增援營（其中工程兵營和特種作戰營各1個）、8個地區治安大隊，裝備有裝甲偵察車6輛、裝甲輸送車28輛、牽引炮39門、高炮6門，追擊炮和無坐力炮若干門，火箭筒若干具。
海軍航空兵：1300人，編有5個中隊，裝備有武裝直升機54架，直升機18架。

Ⅳ 巴西最新民調誰的支持率居榜首

4月15日消息，當地時間4月15日，巴西權威民調機構Datafolha公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已入獄的巴西前總統盧拉仍領跑大選民意，獲得31%的選民支持，位居民意支持率榜首。

巴西今年10月7日將舉行總統選舉。根據巴西《清白檔案法》，盧拉入獄服刑將不能參加總統選舉。但是，盧拉所在的勞工黨仍堅持將盧拉注冊為該黨總統候選人，最終將由巴西高等選舉法院判定其候選人資格是否有效。按法律規定，盧拉所屬的勞工黨可以在8月15日前確認其參選資格，而巴西最高選舉法院將最晚於9月17日作出裁決。

Ⅵ 巴西的資料

巴西聯邦共和國，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國家，人口數居世界第五。領土位於中南美洲與大西洋之間，與烏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維亞、秘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蓋亞那、蘇利南、法屬蓋亞那接壤。巴西擁有遼闊的農田和廣袤的雨林。國名源於巴西紅木。得益於豐厚的自然資源和充足的勞動力，巴西的國內生產總值位居南美洲第一，世界第十。由於歷史上曾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的官方語言為葡萄牙語。

早在6,000年前巴西就有半游牧民族聚居，分布於亞馬遜河一帶森林，他們主要是從事耕作活動，並且每隔一段時間遷徙。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羅·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到達巴西。隨後的三百年裡，葡萄牙人逐漸在此定居，一開始從事巴西紅木的採伐，後來逐漸擴展到淘金、甘蔗種植，逐步成為葡萄牙殖民地。1808年，拿破崙入侵葡萄牙，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攜王室貴族和政府遷往巴西，1821年歸國。這期間，巴西開始對英國開放貿易港口，並成為葡萄牙王國的一部分。

隨著葡萄牙王國開始走下坡，1822年9月7日，攝政王佩德羅一世宣布獨立，建立了巴西帝國。1889年11月15日，佩德羅二世被推翻，成立巴西合眾國。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前期，巴西接納了超過500萬來自歐洲和日本的移民。這一時期，巴西開始工業化。六十年代巴西發生軍隊政變，建立了軍人獨裁統治，直到1985年1月末才結束。

2006年10月1日，總統和議會選舉舉行。盧拉·達·席爾瓦與阿爾克明進入第二輪總統選舉。[1]10月29日，第二輪總統選舉舉行。[2]盧拉當選總統。

1988年憲法規定聯邦政府享有廣泛的權利，總統和副總統通過選民投票產生，任期4年。總統有權任命內閣，同時是政府首腦和國家元首。

巴西的立法機構是兩院制。擁有81個席位的參議院，由每個州選舉的3名參議員組成，任期8年。4年改選三分之一，後4年改選三分之二。眾議院513個席位是按人口比例選出，任期4年。

巴西共分26個州和1個聯邦區（巴西利亞 (Brasília)，州下設市，為第二行政機構。

阿克里 (Acre)
阿拉戈阿斯(Alagoas)
亞馬孫 (Amazonas)
阿馬帕 (Amapá)
巴伊亞 (Bahia)
塞阿臘 (Ceará)
聖埃斯皮里托 (Espírito Santo)
戈亞斯 (Goiás)
馬臘尼昂 (Maranhão)
馬托格羅索 (Mato Grosso)
南馬托格羅索 (Mato Grosso do Sul)
米納斯吉拉斯 (Minas Gerais)
帕拉 (Pará)
帕拉伊巴 (Paraíba)
巴拉那(Paraná)
伯南布哥 (Pernambuco)
皮奧伊 (Piauí)
北里約格朗德 又譯為北大河州(Rio Grande do Norte)
南里約格朗德 又譯為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
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朗多尼亞 (Rodônia)
羅賴馬(Roraima)
聖卡塔林納 (Santa Catarina)
聖保羅 (São Paulo)
塞爾希培 (Sergipe)
托坎廷斯 (Tocantins)

巴西北部是廣闊的亞馬遜雨林，南部地區多丘陵，大部分人口居住於此，是農業基地。大西洋沿岸有數條山脈，最高海拔2,900米。北部蓋亞那高原的內布利納峰海拔3,014米，為全境最高點。境內亞馬遜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河流。巴拉那河是南美洲第二大河，著名的伊瓜蘇瀑布就位於其支流上。

全境大部為熱帶氣候，亞馬孫平原為赤道多雨氣候，巴西高原為熱帶干濕季氣候，最南部為亞熱帶濕潤氣候，偶見霜雪。亞馬遜平原降水豐沛，東北部地區略為乾燥。

巴西農業、採掘業、製造業和服務業較為發達，勞動力充足。巴西國內生產總值（購買力平價法）在拉丁美洲位居第一，對世界市場影響日益擴大。主要出口商品有：咖啡、大豆、鐵礦石、橙汁，鋼鐵、飛機。

1998年11月，巴西從國際貨幣基金主導的國際援助項目獲得了415億美元的貸款，前提是調整財政政策和經濟結構。1999年1月，巴西中央銀行宣布雷亞爾與美元脫鉤。這一貶值措施緩和了當年經濟增長回落的趨勢。2001年，在主要市場增長放緩，中央銀行採取高利率政策應對通貨膨脹壓力，投資者擔心新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巴西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降至2%以下。年底，貿易平衡方面的強勁表現使投資者信心增強。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均仍然是巴西經濟的主要問題。

自2003年1月1日總統盧拉·達·席爾瓦上任以來，外界所擔憂的財政危機並沒有出現。2003年經濟出現了0.2%的負增長後，近年增長溫和。

大西洋沿岸人口稠密，內陸地區較為稀少。種族和文化差異顯著。南部居民多有歐洲血統，可溯源到19世紀初來自義大利、德國、波蘭、西班牙、烏克蘭和葡萄牙等國的移民。而北部和東北部的的居民部分是土著，部分具有非洲或歐洲血統。 巴西擁有約一億八千二百多萬人口、東南地區是巴西人口最多的地區，根據IBGE 2004年數據顯示該地區人口約有7千八百多萬，相當於巴西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二該地區擁有巴西三個人口最多的洲（聖保羅，七千萬人口，MG 1千九百萬，里約1千五百萬）和兩個最大的城市（里約和聖保羅）。（在聖保羅和里約的交界地帶形成了以聖保羅，里約以及vp為支柱的商業地帶，該地區聚集了約百分之二十三的巴西人口，成為該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 民族 東南地區是巴西民族分布最廣泛的地區，該地區主要有白人（主要是葡萄牙後裔和義大利後裔）混血人，非洲巴西混血以及亞洲和印第安人後代。 這樣在整個巴西，巴西人，葡萄牙人和非洲人開始頻繁交配。以前居住在這個地區的因3第安人擁有這個地區明顯的文化特徵，比如黑白雜色被葡萄牙人認為是平安，並且開始向愛磨雷族人，後來引起了一場災難，他們開始襲擊並摧毀對內部的村莊。 1532年，自從SAO VICENTE建立以後，葡萄牙人開始以殖民者的身份來到這塊地方。由於18世紀采礦業的發展，葡萄牙的各州君王開始紛紛來到這里，和他們一起來的還有從非洲安哥拉和米納來的奴隸，他們都屬於非洲土著人。從第一年的殖民統治開始，黑人的比例就開始極大的增長。 19世紀，亞洲和歐洲的移民化開始受到刺激，德國人開始在1818年來到這里，1875年，義大利人，1880年西班牙人，20世紀初，日本人，敘利亞人和黎巴嫩人開始相繼來到這里。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東南地區發生了巴西最巨大的移民潮流，義大利人和葡萄牙人成為這次移民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因為那個時候開始了奴隸解放運動，當時種植園以及剛剛興奇的巴西工業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移民 東南地區是巴西移民特徵最明顯的地區，他聚集了國內移民以及國外移民。最大的影響是從巴西東北部傳來的。

眾所周知，巴西最流行的體育運動是足球，據1999年的統計數字，巴西大概有近2萬多支足球隊。另外，巴西國家足球隊是唯一一支由1930年至2006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從未缺席過一屆的球隊，也是唯一一支曾五次奪取世界盃冠軍的球隊（1958、1962、1970、1994和2002年）。此外，巴西隊和巴西球員也包攬了很多世界盃的紀錄，可說是完完全全的「足球王國」。

Ⅶ 巴西總統選舉即將舉行美國要搗亂嗎

俄羅斯《觀點報》網站8月7日刊登了弗拉基米爾·多勃雷寧的一篇文章，題為《莫斯科和華盛頓將展開爭奪拉美的決戰》。文章認為，在阿根廷政-權更迭和委內瑞拉爆發危機後，俄羅斯在拉美的地位明顯變弱，而美國的地位則因軍事基地得到加強。如今到了決戰時刻：巴西近期將決定整個大陸的政治命運。

文章稱，在這一背景下，巴西各級法院爆發了實打實的戰爭：一些法院決定立即釋放盧拉，另一些又廢除這種判-決。有時這種交替僅間隔幾小時。

文章指出，其他政治陣地也在交戰。在巴西首都計劃進行支持前總統的示-威游-行將在8月15日舉行。6個勞工黨人宣布絕-食，「直到盧拉被釋放出獄」。

巴西分析人士認為，短暫的坐牢只會給盧拉在即將舉行的競選中加分。不過盧拉重新執政將意味著與美關系遇冷和與俄來往增多。

但若在這場戰爭中，最高選舉法院沒有站在盧拉一邊，贏得大選的將很可能是博爾索納羅。在他對國際政治的觀點中，博爾索納羅追隨華盛頓。

與此同時，第37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名言「巴西走向哪裡，拉美就走向哪裡」還無人反駁。

文章認為，因此，對於是否允許盧拉參選的決定同時將成為整個大陸向哪邊轉的答案。

文章稱，華盛頓的游說能力，也是其干預獨立國家主-權事務的方法，是眾所周知的。但巴西最高選舉法院的最終決斷難做，還有另一個細節：盧拉的選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大且人數多，因此幾乎可以保證，不滿意的選民將爆發暴力事件。事情未必局限於砸玻璃和燒汽車——有被騙的選民與當局對峙數月並導致種種必然後果的可能——危機、流-血、長期罷-工……這種局面的出路只有一個——宣布緊急狀態。

文章稱，另一方面，不讓盧拉參選的決定或伴隨混亂和近期進入緊急狀態的風險，因此選舉可能都舉行不了。拉美的重要國家將再度在美俄間搖擺不定，天平暫時還未向任何一方傾斜——將來某個時候會的。

2018年1月24日，巴西前總統盧拉出席在聖保羅舉行的集-會並對支持者發表講話。

國家的實力取決於說話權。

消息來自網易新聞。

Ⅷ 巴西在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努力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方面，都採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

巴西在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努力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方面，都採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

地區間發展失衡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拉美國家自不例外。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是制約拉美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作為拉美第一大國的巴西，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地區的差異性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更具典型性，而其治理地區發展失衡過程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給其它國家提供了啟示。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由於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巴西人口和主要經濟活動集中於沿海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因此東南部和南部地區最為發達、中西部地區次之、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最不發達。由此導致巴西出現了所謂的「發達的巴西」和「落後的巴西」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盡管巴西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來縮小地區發展水平的差距，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地區發展不平衡依然困擾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具體表現為：地區之間財富分布不均；各地區在中央財政收支中比重差異顯著；人類發展指數（HDI）水平雖普遍有所改善，但其中部分指標差距依然明顯；人口的地區分布也相差懸殊，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地區發展不平衡與居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不平等緊密相連，並且相互作用。巴西不同地區不僅人口分布不平衡，而且種族分布也不平衡。由於巴西的不發達地區聚集了比重較大的混血種人和印第安人，因此落後地區的發展問題直接表現為這些群體的貧困問題。巴西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就成了人的經濟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問題。有統計顯示，不同的種族貧困狀況大相徑庭，其中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往往是貧困的代名詞，是最易遭受不平等的群體。如，非洲後裔、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的平均收入遠低於白種人和亞裔巴西人。此外，巴西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城市化水平超前，大量人口聚集於超大城市。據統計，1989年巴西東北部和北部、東南部以及南部地區的9個城市的人口為4060萬，佔全國人口的近1/3。其中，僅東南部地區的三大城市—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和貝洛奧里藏特市就集中了2740萬人，佔全國全部城市人口的65.5%、佔全國人口的20%。
城市貧困問題是巴西發展模式的產物，也是亟待解決的痼疾之一。據統計，1989年上述9大城市中大約有1150萬窮人，佔全部城市人口的28.2%。其中，位於東南部地區的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兩個城市的窮人絕對數量最多，均超過300萬，分別佔9個城市全部城市窮人數量的27%左右。而由於人口過分地聚集於擁擠的城市，引發了城市居民基本的衛生和環境等基礎設施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其中廣大城市貧民既是受害者也是導致這個問題的主要因素之一。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演變
導致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的主要是地理、資源、歷史和政策等四方面因素。有分析則認為，地理特徵如氣候因素，以及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資差異導致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還有學者通過對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深入研究後發現「巴西的經濟發展，尤其是通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工業化的同時加劇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到底是何種因素導致或者加劇了地區發展的差距，巴西政府又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呢？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起因。巴西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始於殖民時代不合理的國際貿易分工，而且受制於不同地區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從殖民地時代到20世紀早期，巴西各地區的經濟主要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形成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在工業化進程中，本國內需沒有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前，初級產品的出口是拉動巴西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當時，能夠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地方就決定了區域的聚集模式。交替的增長周期使那些生產相應出口商品的地區受益，其中出現了東北部地區的「蔗糖周期」、中南部的「黃金和咖啡周期」，以及北部地區的「橡膠周期」，等等。由於本國經濟嚴重依賴幾種初級產品的出口，國際市場的行情波動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也決定著生產不同初級產品的地區的發展。東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都以出口初級產品作為經濟支柱，前者主要出口蔗糖和棉花，後者以出口咖啡為主，到1870年左右，兩個地區的收入相當，幾乎看不出經濟發展的差異。
後來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走勢發生了嚴重分化：南部地區得益於國際市場咖啡需求的持續增長（據統計，在1840～1910年期間，國際咖啡市場的需求年均增長率達到5%），並受益於英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素質良好的歐洲移民人力資本以及技術進步。隨著咖啡出口數量急劇增加，南部地區經濟日趨繁榮。大宗出口收入還為南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19世紀末期國家出台的本幣貶值、關稅保護等一系列政策讓咖啡出口商和聖保羅地區的加工商受益。與此相反，東北部地區的蔗糖和棉花出口卻頻頻受阻。蔗糖出口既面臨歐洲甜菜糖的替代，更受到加勒比地區蔗糖的競爭。在國際市場糖價下跌的同時，巴西東北部地區的製糖業沒有採用先進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減少，轉而靠銷往本國的南部地區。在19世紀後幾十年，國際棉花市場需求疲軟，而產自美國南方採用更高技術和擁有更低國內運輸成本的棉花佔領了當時的主要市場—英國。因此，東北部地區的棉花也開始面向南部地區的市場，但南部地區開始出現了紡織工業保護主義。20世紀之交，對內貿易成為支撐東北部地區生產發展的主要因素。在20世紀頭十幾年，東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之間的地區差距已經形成。
從上述分析看，總的來講，地理因素（如氣候、地形、土壤等）和歷史因素（殖民經濟體系、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等）決定了巴西最初的區域聚集模式，也可以認為是導致19世紀末期在巴西形成南北經濟「二元結構」的重要決定因素，並由此拉開了巴西地區發展不平衡局面的序幕。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凸現。這是巴西在20世紀初期至60年代之前推進工業化發展戰略過程的一個「副產品」。在這個發展階段，地區的平衡問題基本不在巴西政府的發展議程關注之內，相反，政府實施的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措施，導致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的加劇。客觀上講，政策因素成為人為地加深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推動力量。
在此階段，巴西經濟經歷了重要的結構性轉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工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為引領經濟增長的主要產業，而東南部地區則成為內向型工業發展戰略階段的主要受益地區，因為巴西政府將發展的關注點一直放在本身已經較為發達的東南部和中南部地區。具體包括：早在20年代左右，巴西就形成了對東南部地區的咖啡產業的支持政策，這是首次從地區的角度出台這樣的措施，強調對南部地區發展的關注；到了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階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西的地區收入分配變得更多地集中於發達的東南部地區。20世紀50年代以後，巴西政府重點關注的是中南部地區的工業部門的發展，力圖解決收支不平衡問題，並推動工業化進程的深化。
與此同時，東北部等地區的發展不僅沒有得到聯邦政府的專門的產業支持政策（如扶持糖或棉花生產的政策或產業調整政策），相反，在面對國際市場激烈競爭而轉向本國東南部等發達地區市場的情況下，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讓東北部地區還不得不消費價格高昂的工業製成品。因此，東北部等地區與中南部等地區之間的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東北部地區靠輸出初級產品獲得的收入又被人為地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被中南部等地區獲得，落後地區客觀上為巴西全國的、尤其是東南部等發達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的資本積累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重視效率的發展戰略下，巴西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如1956～1960年發展計劃）來促進國家工業化水平的提升，並進一步使經濟布局向東南部地區集中，而並沒有任何對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擔憂。事實上，隨著巴西在這個階段經濟的高速增長，它所採取的將投資集中於經濟增長領先地區來促進國家發展的政策使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
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關注。實際上，早在1940年，巴西政府就倡導「西進」運動。50年代以後，巴西歷屆政府一直把開發落後地區作為基本口號之一，致力於對東北部、亞馬遜流域和中西部地區的開發。
1956年庫比契克當政時期，決心完成遷都的「百年夢想」，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在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新都，並於1960年正式遷都巴西利亞。「遷都」是巴西政府開發落後地區的重要舉措。巴西利亞位於中部高原，地理位置比較居中，可以充分發揮全國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作用，其輻射力可以達到邊疆地區。在遷都後的3~5年裡，巴西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遷都的同時，政府還修建了通往東北部地區和北部地區的公路，從而為落後地區的開發奠定了基礎。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遷都政策也使區域發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減弱。
20世紀60～80年代，巴西政府採取更多切實行動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這個階段可謂巴西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其間的1968～1973年，巴西經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GDP年均增長率達10%以上，被譽為巴西「經濟奇跡」。因此，這個階段的經濟環境為巴西政府解決地區差異創造了實力和條件，也為國家利用優勢產業反哺落後產業、鼓勵優勢地區反哺落後地區來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成為可能和必然。巴西政府開始高度關注地區之間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並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例如，直接投資於落後地區的發展項目、實行稅收優惠等，有效遏制了區域聚集程度過高的趨勢，促進了北部、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以北部地區為例，60年代以前該地區主要依賴橡膠出口，但在60年代期間卻失去了在世界市場的幾乎全部份額，此後僅靠技術含量較低的微波橡膠出口收入維持。針對這種狀況，聯邦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加大了對這個地區的投資開發力度，如對私人投資提供稅收優惠和財政刺激措施，通過公共投資加強該地區與外界連通的道路交通建設，鼓勵國有企業增加向該地區的直接投資，等等，為該地區帶來發展動力。盡管北部地區在經濟增長中也出現了環境退化、收入分配惡化等現象，但在改變地區落後面貌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1988年新憲法頒布後，巴西治理落後地區的努力受到一定的干擾。地方政府參與財政收入分配的比例銳減，聯邦政府對於地區發展的投資一度減少。這些地區經濟基礎設施的匱乏，使得貿易和運輸等缺乏效率，導致了生產成本的攀升，之後通貨膨脹問題開始突顯。為此，1994年巴西出台了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穩定計劃，這些行動加上貿易自由化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吸引了外國直接投資，有效地規避了資金缺乏等困境。應當講，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即巴西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階段，巴西基本保持了80年代中期治理地區的不平衡發展所取得的成果。
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是巴西政府開始關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重要階段，通過其採取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起碼阻止了地區發展差距的繼續拉大，但是巴西不同地區發展的現實情況依然存在嚴重的不平衡。
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一種普遍現象，巴西也不例外。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在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將束手無策或無所作為，尤其在當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惡化主要是由人為的政策因素導致的情況下，更應運用政策手段加以彌合，以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起碼要防止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經驗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巴西歷屆政府一直在為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作不懈的努力，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治理落後地區發展問題方面積累了經驗。
實現落後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實在落後地區的內部也存在發展不平衡問題，落後地區內部也可以劃分出相對發達的次區域和更為落後的次區域。因此分析整個落後地區存在的優勢，創造該地區內部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扶持地區內部的「增長極」來帶動整個地區的發展將是關鍵。
其實，巴西早在治理北部地區時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因地制宜地成功創造了三個「增長極」：亞馬遜地區的「馬瑙斯自由貿易區增長極」、朗多尼亞州的「西部農業增長極」、帕拉州的卡拉雅斯「礦產和金屬產業增長極」。以上三個地區成為20世紀70～80年代北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治理東北部地區的過程中，巴西政府力爭改變以往支柱經濟較為單一的局面，著重實施經濟多元化戰略，結合各地的優勢，打造出石化、紡織服裝和金屬礦產等支柱產業。
採取多管齊下的政策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巴西政府治理落後地區採取的措施大的方面分為兩種：投資政策和稅收政策。鼓勵私人部門、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向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優勢產業等領域進行投資，同時以稅收優惠措施給予鼓勵。事實上，在巴西政府的治理措施中，聯邦政府轉移支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1970年，北部、東北部和中南部地區在中央財政收入中的佔比分別為1.4%、10.0%和88.6%。而同期上述地區在中央財政支出中的佔比分別為3.2%、13.4%和83.4%，其中北部和東北部地區在支出中的比重分別比其在收入中的比重高出1.8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說明聯邦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對該地區的發展予以扶持。實際上，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資金尤其是聯邦政府能夠掌控的財政收入多寡是影響治理措施力度的重要條件。在1988年之後的一段時期，由於改革後的巴西聯邦政府財力一度銳減，導致對落後地區的治理政策弱化。
通過成立專門機構甚至立法來保證政策的延續性。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以來，巴西政府為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治理措施的脈絡基本上為：地區發展差距拉大→開始關注→初期以調研性質為主→出台鼓勵性措施→設立專門的發展基金→寫入法律法規（1988年憲法）→（1999年以後）成立專門的主管機構→成為國策（2003年出台國家地區發展政策）→更廣泛范圍的合作來治理（與其他拉美國家合作）。
在對北部地區的開發過程中，1953年巴西政府成立「亞馬遜經濟開發計劃管理局」，開始組織對亞馬遜地區進行有計劃的開發；在東北部地區開發過程中，巴西政府成立了「東北銀行」，為開發東北部地區提供雄厚的資金來源；成立「東北部開發管理局」，負責對東北部地區的開發；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是包括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在內的巴西不平等問題被1988年的巴西憲法所關注；1989年，巴西創建的「憲法融資基金」被認為是該國又一個最為重要的地區政策工具，其目標就是通過給予地方企業以特許貸款實現相應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享有優惠待遇的是「微型」和「小型」的農業生產者、「小型」和「微型」的企業、利用當地原材料的生產活動以及勞動密集型和基本食品生產經營項目等。此外，巴西政府的治理思路正在跳出落後地區自身、甚至是國家的界限，從更大的地理范圍（如拉美地區和世界范圍內）尋求解決落後地區的治理方法和經驗，其中巴西與歐盟還就地區發展問題建立了對話機制等。
巴西政治制度的設計有利於地區發展政策的形成。巴西國內較小且經濟實力弱的州在國會佔有席位的比例遠多於那些經濟實力強大的州，從而體現出較高的代表性。而代表性差異主要表現在北部和東南部地區之間。東南部地區擁有全部選民的46%，但在議會中只佔有33.6%的席位；而北部地區擁有4.8%的選民，卻在議會中佔有11.3%的議席。北部地區具有的較高代表性始於1932年，目的是要制衡聖保羅州和米納斯吉拉斯州在聯邦中的力量，削減上述實力強大的州對整個國家的控制能力，這種政治制度一直延續至今。正是讓經濟實力弱小的州在聯邦議會中具有了較高的代表性，使得聯邦政府、國會可以將地區不平衡問題納入政治議程。
治理地區發展失衡的教訓
要避免人為因素加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差距。拉美國家獨立後因政策偏差而人為地加大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比較普遍。在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實行的某些經濟政策及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僅未能改變經濟活動主要集中於少數地區的不合理格局，反而進一步拉大了地區間的發展差距。20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初，巴西政府實施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但民族工業主要集中於東南部地區；為發揮東南部和南部地區在全國經濟中的優勢和輻射作用，政府實行的傾斜政策反而不利於各地區的平衡發展。
區域開發應建立在與自然和諧的基礎上。在拉美，巴西開發落後地區的經驗最多，但教訓也不少。巴西採取的一些措施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其開發落後地區的戰略過於「貪大求快」。1971年，巴西政府提出了包括把亞馬遜地區納入一體化的「全國發展計劃」，目標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使巴西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巴西政府對西部的開發採取了超出國力的大預算、大規模、大投資的辦法，例如「大卡拉雅斯計劃」的預算投資高達600億美元。此外，由於缺乏可行性研究，20世紀70年代修建的長達5000千米的「泛亞馬遜公路」的使用率一度僅為50%，造成投資的極大浪費。這些耗資巨大的工程一度使巴西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開發落後地區的過程中，違反了自然法則，忽視發展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造成「20世紀80年代世界最大的生態問題」。20世紀70年代，為了實現在20世紀末使巴西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夢想，軍政府鼓勵外資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到亞馬遜地區投資。但由於法規不完善，加上投資者急功近利，燒林開荒建牧場，結果使亞馬遜森林、環境、自然資源和生物鏈遭到了破壞。1998年，亞馬遜熱帶雨林被毀面積達1.68萬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頒布法令，無限期地不再受理對亞馬遜森林開發的申請，要求已採伐20平方千米以上的企業立即停止採伐。巴西熱帶雨林面積的減少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世紀性過失」。
地區發展不平衡嚴重危及社會和諧。城市化過於集中於超大城市的模式是包括巴西在內的拉美國家在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大弊端。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拉美國家普遍出現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遷移的現象，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但這種始終以大城市急劇擴張為中心的發展思路也使城市化出現失控。落後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遷移使本已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進一步惡化。過度集聚化的城市發展造成人口、私人投資等從貧困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為了應對中心城市人口無節制的增長，國家只能加大對中心城市的投資而減少對落後地區的投資，導致落後地區經濟發展進一步被削弱，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從而引發新一輪人口遷移。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大了中心城市的經濟壓力和社會壓力，並對經濟社會的總體穩定構成威脅。
與此同時，地區差異的擴大使地方離心傾向不斷上升，對國家的政治穩定帶來挑戰，對國家的統一構成潛在的威脅。20世紀90年代，不僅在巴西南部的南里奧格蘭德、聖卡塔琳娜和巴拉那3個州存在20多個分裂組織，一些分裂分子甚至醞釀成立獨立國家，而且在東北部的分裂分子也提出要建立一個包括經濟發展較落後地區在內的獨立共和國。
結語
巴西進入新世紀後，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較為突出，治理地區發展差距的任務也非常艱巨。巴西政府一方面不斷提升對失衡地區發展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在制定系統的戰略，以動員全局的力量治理這個難題。歷史上，巴西北部和東北部地區依靠初級產品出口的經濟結構就因受到國際市場的變化而使各自的發展歷程開始走向分化，而地區收入的減少加之國家發展戰略的轉軌也加劇了北部和東北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在治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既要依靠本國內部的正確政策，也需要一個有利的國際條件，這樣才能維持巴西經濟社會穩定的發展，以保證按照既定的政策治理落後地區的進程不至於被干擾或是被打斷。
其實，與巴西的情況類似，其它拉美大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也甚為嚴重。其中，在墨西哥，聯邦區、哈利斯科州和新萊昂州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地位，致使其他地區的經濟似乎無足輕重；在阿根廷，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軸心的潘帕斯地區發展一支獨秀，其他省份則長期被排除在增長的繁榮之外。因此，拉美國家出現的「一個國家、兩個世界」，甚至「一個城市、兩種景象」的發展失衡情況應當引起我國的高度重視。

Ⅸ 巴西總統沒做總統之前，是做什麼的呢

雅伊爾·博索納羅在出任巴西總統之前，他曾經是一個軍人出身。後來軍政府垮台，他轉而投向了政治，曾經當選過里約熱內盧市議員。後來成為了聯邦議會議員。到後來競選巴西總統成功。

對於這位新總統的前景，我並不是多麼看好，因為他有太多的出格的言論，並不是一個相當負有責任感的領導者，而且他對於中國以及國際社會，發表了很多令人反感的言論，所以正是那句老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想這位新總統的道路肯定不會太好走。

Ⅹ 巴西總統的成長經歷

巴西總統盧拉10月29日在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中以壓倒性優勢，戰勝社會民主黨的聖保羅州前州長熱拉爾多•阿爾克明，輕松贏得第二個任期。盧拉是巴西第一位工人出身的總統，因為自幼家庭貧困，盧拉小小年紀就開始沿街擦鞋，幫助郵差送信。這段艱難的生活使盧拉後來經常受到巴西上流社會的嘲諷和挖苦，但也使他在從政生涯中拉近了和窮人的距離。
巴西出了個「卡斯特羅」
盧拉原名叫路易斯·依納西奧·達·席爾瓦，盧拉是人們後來送給他的綽號，在葡萄牙語中是「魷魚」的意思。盧拉1945年出生於巴西落後的東北部伯南布哥州的加拉尼溫斯，在家中的八個孩子中排行第七。

盧拉剛出生不久，他的父親阿里斯蒂德隨著外出打工謀生的人潮來到聖保羅的桑托斯港，成為當地一名碼頭工人。1956年，盧拉隨著母親和另外七個兄弟姐妹也來到了聖保羅。窮人在都市的生活異常艱辛，盧拉小小年紀就開始沿街擦鞋，幫助郵差送信。上學後，他經常在課余時間兜售花生和橙子，補貼家中生活。

這段艱難的生活使盧拉後來經常受到巴西上流社會的嘲諷和挖苦，但也使他在從政生涯中拉近了和窮人的距離。在巴西政壇，盧拉一直被視為窮人的代言人，他比其他巴西政治家更能體會處於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的悲慘生活。

1966年，盧拉進入維拉雷斯公司工作。在那裡，由哥哥介紹，盧拉進入公司工會工作。也正是從那時起，盧拉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由於工作勤奮，年僅27歲的盧拉於1972年當選為聖貝納多·多斯坎波斯和迪亞德馬冶金工人工會第一書記。1975年和1978年又兩度當選為該工會主席，並領導了反抗當時軍政府軍事獨裁的聖保羅等三城市大罷工運動，加速了巴西軍政府的垮台。

1980年2月，盧拉聯合一些工會人士、知識分子和學者成立了勞工黨，成為巴西軍政府時期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股新生力量。同年4月，盧拉正准備再次號召聖保羅鋼鐵工人舉行罷工，卻被軍政府逮捕，並被判處三年半監禁，後被高等法院宣布無罪釋放。在和巴西軍政府的較量中，盧拉逐漸成為受到巴西工人擁護的領導人，成為當時反抗軍政府統治的象徵。盧拉也因此被拉美媒體喻為「巴西的卡斯特羅」。

除下T恤換西裝

1986年，盧拉高票當選為巴西全國立憲會議聯邦眾議員後，開始向更高的目標發起沖刺—競選巴西總統。

1989年，盧拉首次參加總統競選就獲得了3100萬張選票，但輸給了後來因經濟丑聞而遭議會彈劾的科洛爾。在1994年和1998年的大選中，他又兩度敗給了現任總統卡多佐。雖然三次參加總統選舉受挫，但盧拉並沒有就此放棄。2002年他再次參加選舉，而且在民意測驗中一直遙遙領先，第一輪投票就獲得絕對性優勢，距離總統的寶座已只有一步之遙。

盧拉在此前三次選舉中得票數總是處於第二位，其主要原因是政見過於偏激，引起了中間選民的擔憂。這次盧拉吸取教訓，決定向英國工黨學習，採取「中間路線」，改變以前的「激進工人領袖」形象。

為了在媒體和公眾面前贏得更多的好感和支持，盧拉脫掉了隨意的T恤，換上了筆挺的西服。此外，在競選過程中，盧拉也很少發表措辭激烈的言論，避免被對手抓住把柄。巴西媒體評價說，和以前的形象相比，如今的盧拉顯得更加溫和成熟。盧拉本人也承認說：「我在不斷地改變自己，因為這個世界在不斷地改變。」終於在2002年他當選為巴西總統，成為巴西第一位工人出身的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