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會議什麼時候召開

❶ 金磚五國起始什麼時候

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首次提出「金磚四國」這一概念，「金磚四國」指的是俄羅斯、中國、巴西和印度。

2010年南非加入後，成為「金磚五國」同時改稱為「金磚國家」。

簡介：

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首次提出「金磚四國」這一概念，特指新興市場投資代表。「金磚四國」（BRIC）引用了俄羅斯（Russia）、中國（China）、巴西（Brazil）和印度（India）的英文首字母。由於該詞與英語單詞的磚（Brick）類似，因此被稱為「金磚四國」。2008年-2009年，相關國家舉行系列會談和建立峰會機制，拓展為國際政治實體。2010年南非（South Africa）加入後，其英文單詞變為「BRICS」，並改稱為「金磚國家」。金磚國家的標志是四國國旗的代表顏色做條狀圍成的圓形，象徵著「金磚國家」的合作，團結。

2015年1月1日，俄羅斯開始擔任金磚國家機制輪值主席國。俄總統普京表示，將利用主席國身份進一步提高金磚國家在世界范圍的影響力。

2016年2月15日，印度正式接任金磚國家（BRICS）主席國，任期將持續到12月31日。史瓦拉吉說道：「印度在擔任主席國期間，將組織50多場不同級別的會議。」

發展：

一般認為，最早提出「金磚四國」這一概念的是美國高盛公司。2003年10月高盛公司發表了一份題為「與BRICS一起夢想的全球經濟報告」。報告估計，到2050年，世界經濟格局將會經歷劇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經濟體將變成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巴西、俄羅斯。「金磚四國」這個詞是高盛公司的吉姆·奧尼爾於2001年首次提出的。

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磚四國」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個新興市場國家。

2009年6月，四國領導人在俄羅斯舉行首次會晤，並發表《「金磚四國」領導人俄羅斯葉卡捷琳堡會晤聯合聲明》。

2010年4月，第二次「金磚四國」峰會在巴西召開。會後四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就世界經濟形勢等問題闡述了看法和立場，並商定推動「金磚四國」合作與協調的具體措施，至此，「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初步形成。

2010年11月，二十國集團會議在首爾舉行，南非在此次會議上申請加入「金磚四國」。

2010年12月，中國作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輪值主席國，與俄羅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為正式成員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金磚四國」即將變成「金磚五國」，並更名為「金磚國家」（BRICS）。

吸收南非加入合作機制，也使「金磚四國」能夠進一步加強同南部非洲各國的經貿關系。很多南非公司在南部非洲國家設有分公司，地緣接近；風俗相通，它們在這些相對不發達國家投資具有信息快捷、交易成本低的優勢。如果四國投資和貿易能通過南非中轉，回報率將顯著提高。

除經濟領域以外，南非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將會有利於五國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聯合國改革、減貧等重大全球性和地區性問題上協調立場，更好地建設一個公平、平衡的國際政治新秩序。

2011年4月，在中國三亞舉行第三次領導人會晤，發表了《三亞宣言》，首次推行本幣貿易結算。加強金融合作成為本次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一個重要成果。在五國領導人的見證下，正式簽署《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制金融合作框架協議》。

2012年3月，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四次會晤28日至29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會後發表了《新德里宣言》和行動計劃。分析人士指出，本次會晤一方面大大推動了金磚國家之間的務實合作，強化了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維護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特徵。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進一步拓展了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領域。

在與會各國領導人見證下，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五國開發銀行共同簽署了《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制多邊本幣授信總協議》和《多邊信用證保兌服務協議》。

2013年3月，第五屆金磚國家峰會26日晚在南非德班國際會議中心以一場別開生面、極富民族特色的多元文藝演出拉開帷幕。這是金磚國家第一次在非洲大陸舉行領導人會晤。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於27日在南非德班舉行。在此次峰會中成員國領導人決定，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並籌備建立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理查德·阿提亞斯：在過去的兩天里，我在南非東部港口城市出席了第五屆金磚國家峰會。本屆峰會最令人矚目的特點之一便是非洲國家的廣泛參與。共有15個非洲國家的首腦被邀請出席了會議，包括安哥拉、剛果共和國、埃及、幾內亞、象牙海岸、塞內加爾以及查德等，這只是列舉了一部分。

❷ 紅軍長征的起止點

江西瑞金到陝西吳起鎮；最後到會寧會師。

途經11個省：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藏、甘肅、陝西。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餘次戰斗，攻佔700多座縣城，紅軍犧牲了營以上幹部多達430餘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共擊潰國民黨軍數百個團，其間共經過14個省，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

走過荒草地，翻過雪山，行程約二萬五千里，紅一方面軍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標志著萬里長征的勝利結束。

(2)巴西會議什麼時候召開擴展閱讀

通道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會議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改變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的路線，而取西入貴州。

黎平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縣召開會議，再次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放棄了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而改向黔北的遵義進軍。

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鎮召開會議，通過了在川黔邊展開戰略反攻，建立新的蘇區的決定。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重新回到了中央領導崗位上。

雞鳴三省會議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交界處的一個村莊（尚示確切考證）召開會議，決定反攻遵義，並且博古向張聞天正式交出中央領導權。

扎西會議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雲南扎西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決定恢復白區工作，總結了土城戰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編了紅軍並確定了回師遵義的戰略方針。

白沙會議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藺白沙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紅軍二渡赤水。

苟壩會議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縣苟壩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是否進行打鼓新場戰役，並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事決策三人團，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會理會議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會理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批評了部隊中的「右傾情緒」，並點名批評了彭德懷、林彪、劉少奇、黃克誠等人。

瀘定會議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瀘定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央紅軍過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合，並且由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地下黨組織。

兩河口會議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縣城兩河口召開會議，決定紅軍北上陝甘建立根據地，准備實行松潘戰役。

黑水蘆花會議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縣（亦稱蘆花縣）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並集中討論了四方面軍的工作問題。

沙窩會議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兒蓋地區的血洛寨（藏語叫作沙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增補了幾位四方面軍將領進政治局，同時決定執行《夏洮戰役計劃》。

毛兒蓋會議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左右兩路軍迅速執行北上東進的發展計劃。

牙弄會議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徐向前、陳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開非正式會議，決定聯名催促張國燾及左路軍盡快北上。

巴西會議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單獨北上。

俄界會議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迭部縣高吉村（亦稱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榜羅鎮會議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通渭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紅軍長征的最終落腳點為陝北。

吳起鎮會議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陝西省赤安縣吳起鎮召開會議，總結俄界會議後紅軍的行動，確定新形勢下陝甘支隊的行動方針，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以領導全國革命，從而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結束，開創了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陝北的新的歷史時期。

❸ 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會議有哪些

通道會議 1934年12月12日 湖南通道縣
黎平會議 1934年12月18日 貴州省黎平
猴場會議 1935年 1月 1日 貴州省甕安縣
遵義會議 1935年 1月15日 貴州省遵義市
會理會議 1935年 5月12日 四川省會理縣
兩河口會議 1935年 6月26日 四川省懋功
蘆花會議 1935年 7月21日 四川省黑水縣
沙窩會議 1935年 8月 4日 四川省宋松潘縣
毛兒蓋會議 1935年 8月20 日 四川省宋松潘縣
巴西會議 1935年 9月 2 日 四川省若爾蓋縣
俄界會議 1935年 9月12日 甘肅省迭部縣
榜羅鎮會議 1935年 9月27日 甘肅省通渭縣
吳起鎮會議 1935年10月22日 陝西省赤安縣

其中重要的會議有：遵義會議和吳起鎮會議

❹ 巴西會議的會議介紹

1935年9月9日上午，張國燾給陳昌浩來了份密電，參謀長葉劍英首先看到此電，電報的大意是命陳昌浩率右路軍立即南下，並提出「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危害黨中央。葉劍英識破了這一陰謀，立即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博古隨即趕到了三軍團駐地巴西，連夜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
會議分析了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抗拒中央命令的種種表現，分析了張國燾仗優勢兵力，妄圖凌駕和危害黨中央的危險處境。毛澤東等同志一致認為，在此種危急關頭，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後果。為了堅持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同時為了給整個紅軍北上開辟道路，會議決定採取果斷措施，立即率紅一、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到阿西集合，繼續北上，向甘南前進，並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要一軍在原地等待。會議還決定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揮，並委託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
1935年9月10日凌晨黨中央率直屬縱隊離開四川巴西地區向甘肅俄界進發，同時發布《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
黨中央和毛澤東率紅三軍、軍委縱隊和紅軍大學一部，離開巴西迅速北進，於9月11日晚陸續到達甘南俄界(今甘肅迭部縣高吉村)，與先期到達的紅一軍會合。
這次匆匆開始、匆匆結束的會議就是著名的「巴西會議」。巴西會議又一次將紅軍從危機中解救了出來。巴西會議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❺ 若爾蓋巴西會議會址在哪

巴西會議會址位於若爾蓋縣巴西鄉，距縣城33公里。會址所在地原名班佑寺院，始建於清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現僅存斷壁殘牆。
1935年8月底，右路軍（中央紅軍）穿過茫茫草地到達班佑、巴西一帶，基於紅軍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黨中央在巴西班佑寺院先後召開了5次重要會議，最後一次是巴西緊急會議，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於1935年9月9日深夜召開緊急會議，採取果斷措施，率右路軍的一、三軍團及軍委縱隊先行北上。紅四方面軍二過草地南下。
大量史實證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在巴西地區展開了長征以來最為激烈的路線斗爭；反對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是在確立了毛澤東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後親自領導的一次重大路線斗爭，在中共黨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巴西是記載著共產黨斗爭史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紀念地。
1978年，巴西會址確認，並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❻ 紅軍長征途中召開了什麼會議

以下為紅軍長征途中的重要會議：

1、通道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會議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改變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的路線，而取西入貴州。

2、黎平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縣召開會議，再次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放棄了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而改向黔北的遵義進軍。

3、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鎮召開會議，通過了在川黔邊展開戰略反攻，建立新的蘇區的決定。

4、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重新回到了中央領導崗位上。

5、雞鳴三省會議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交界處的一個村莊（尚示確切考證）召開會議，決定反攻遵義，並且博古向張聞天正式交出中央領導權。

6、扎西會議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雲南扎西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決定恢復白區工作，總結了土城戰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編了紅軍並確定了回師遵義的戰略方針。

7、白沙會議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藺白沙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紅軍二渡赤水。

8、苟壩會議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縣苟壩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是否進行打鼓新場戰役，並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事決策三人團，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9、會理會議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會理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批評了部隊中的「右傾情緒」，並點名批評了彭德懷、林彪、劉少奇、黃克誠等人。

10、瀘定會議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瀘定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央紅軍過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合，並且由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地下黨組織。

11、兩河口會議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縣城兩河口召開會議，決定紅軍北上陝甘建立根據地，准備實行松潘戰役。

12、黑水蘆花會議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縣（亦稱蘆花縣）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並集中討論了四方面軍的工作問題。

13、沙窩會議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兒蓋地區的血洛寨（藏語叫作沙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增補了幾位四方面軍將領進政治局，同時決定執行《夏洮戰役計劃》。

14、毛兒蓋會議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左右兩路軍迅速執行北上東進的發展計劃。

15、牙弄會議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徐向前、陳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開非正式會議，決定聯名催促張國燾及左路軍盡快北上。

16、巴西會議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單獨北上。

17、俄界會議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迭部縣高吉村（亦稱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18、榜羅鎮會議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通渭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紅軍長征的最終落腳點為陝北。

19、吳起鎮會議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陝西省赤安縣吳起鎮召開會議，總結俄界會議後紅軍的行動，確定新形勢下陝甘支隊的行動方針，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以領導全國革命，從而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結束，開創了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陝北的新的歷史時期。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長征

❼ 巴西會議的巴西會議舊址

巴西會議舊址位於阿壩州若爾蓋縣東32公里的巴西鄉。會址原為喇嘛教寺院班佑寺，現僅存殘牆。毛爾蓋會議後，中央率右路軍跨過草地到達班佑、巴西一帶，等待與左路軍會合。但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後，違抗中央命令，拒不與右路軍會合，並要挾右路軍和黨中央南下，甚至企圖危害黨中央。
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於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內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經充分討論仍堅持北上的正確路線，譴責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行為，要求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迅速向中央靠攏北上。鑒於張國燾和陳昌浩的頑固立場和當時敵情形勢，黨中央決定率直屬縱隊先行北上，9月10日凌晨黨中央率直屬縱隊離開巴西地區向甘肅俄界進發，同時發布《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巴西會議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❽ 1992年6月，聯合國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召開了什麼會議

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國際會議中心隆重召開。180多個國家派代表團出席了會議，103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親自與會並講話。參加會議的還有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等7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又稱《地球憲章》，規定國際環境與發展的27項基本原則）、《21世紀議程》（確定21世紀39項戰略計劃）和《關於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並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防治地球變暖）和《生物多樣化公約》（制止動植物瀕危和滅絕）兩個公約。

❾ 紅軍長征有哪些重要的會議

紅軍長征途中召開哪些重要會議
以下為紅軍長征途中的重要會議：
1、通道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會議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改變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的路線，而取西入貴州。
2、黎平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縣召開會議，再次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放棄了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而改向黔北的遵義進軍。
3、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鎮召開會議，通過了在川黔邊展開戰略反攻，建立新的蘇區的決定。
4、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重新回到了中央領導崗位上。
5、雞鳴三省會議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交界處的一個村莊（尚示確切考證）召開會議，決定反攻遵義，並且博古向張聞天正式交出中央領導權。
6、扎西會議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雲南扎西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決定恢復白區工作，總結了土城戰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編了紅軍並確定了回師遵義的戰略方針。
7、白沙會議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藺白沙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紅軍二渡赤水。
8、苟壩會議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縣苟壩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是否進行打鼓新場戰役，並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事決策三人團，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9、會理會議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會理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批評了部隊中的「右傾情緒」，並點名批評了彭德懷、林彪、劉少奇、黃克誠等人。
10、瀘定會議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瀘定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央紅軍過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合，並且由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地下黨組織。
11、兩河口會議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縣城兩河口召開會議，決定紅軍北上陝甘建立根據地，准備實行松潘戰役。
12、黑水蘆花會議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縣（亦稱蘆花縣）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並集中討論了四方面軍的工作問題。
13、沙窩會議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兒蓋地區的血洛寨（藏語叫作沙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增補了幾位四方面軍將領進政治局，同時決定執行《夏洮戰役計劃》。
14、毛兒蓋會議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左右兩路軍迅速執行北上東進的發展計劃。
15、牙弄會議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徐向前、陳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開非正式會議，決定聯名催促張國燾及左路軍盡快北上。
16、巴西會議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單獨北上。
17、俄界會議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迭部縣高吉村（亦稱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18、榜羅鎮會議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通渭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紅軍長征的最終落腳點為陝北。
19、吳起鎮會議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陝西省赤安縣吳起鎮召開會議，總結俄界會議後紅軍的行動，確定新形勢下陝甘支隊的行動方針，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以領導全國革命，從而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結束，開創了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陝北的新的歷史時期。

長征中召開眾多會議的原因：
1、體現民主集中制，發揮集體領導作用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它不是個人或少數人的專斷，而是集體領導。通過黨的會議做出重大決策，是黨實現集體領導的一種重要形式。
湘江戰役後，為克服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指揮中的擅權妄為，猴場會議就明確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遵義會議後，黨逐漸恢復了被破壞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明確要求加強黨的領導，發揮黨組織的集體領導作用。
中央還就這一問題給中央分局和紅2、紅6軍團發電，要求他們建立軍事集體領導，重要的軍事問題都要經過軍委分會討論。中央紅軍各部隊也逐步在團以上單位恢復黨的集體領導制度，通過集思廣益、民主集中、會議決定，克服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的不正常現象，實現集體領導決策的常態化，保證了黨的決策的正確性和時效性。
2、制定戰略決策，指導長征走向勝利
長征中，紅軍處境險惡，危機重重。「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在黨內，先是教條主義曾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後來又有張國燾擁兵自重、挑戰「黨指揮槍」的原則。
「華北事變」前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怎樣使黨和紅軍化險為夷？怎樣保證黨的正確領導？怎樣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怎樣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這些重大問題都需要面對，都需要回答。危難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開政治局會議，做出戰略決策和部署。
湘江戰役後，黨和紅軍面臨著生死抉擇。通過中央負責人召開的通道會議，以及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實現了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方向的初步調整，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危險。
遵義會議及其以後召開的扎西會議、會理會議等，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者在中共中央長達4年的統治，逐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擴大會議，後來又召開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確立並堅持了北上戰略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紅一、紅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
1935年9月12日召開的俄界中央政治局會議，揭露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做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黨中央還明確把這個決定控制在中央委員的范圍內，從而為團結紅四方面軍北上、給張國燾的轉圜留了餘地。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中共中央又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時召開瓦窯堡會議，制定了黨的民族統一戰線總政策，在新的歷史時期即將到來之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3、凝聚意志力量，實現黨的戰略目標
長征中，形勢錯綜復雜，任務艱巨繁重，環境嚴酷惡劣。黨和紅軍召開的各種會議，對於實現全黨意志和全軍行動的高度集中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後，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2月10日，張聞天在扎西召開的中央軍委縱隊黨的幹部會上，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的報告；2月16日，中央軍委縱隊各分隊在白砂駐地，傳達張聞天的報告精神。
毛澤東於2月18日和20日，先後出席紅1軍團直屬隊排以上幹部會議和紅3軍團幹部會議，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精神。陳雲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繼參加紅5軍團、紅9軍團幹部會議，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精神。這些舉措，有力地統一了黨和紅軍的思想，消除了長征以來廣大指戰員當中存在的疑慮和不滿，從而使全軍上下思想統一、人心振奮。
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述瓦窯堡會議精神，強調反對狹隘的關門主義，要求「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盪盪的革命軍」，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推動了中央戰略決策的貫徹執行。
在縱橫十餘省、長驅數萬里的長征中，黨和紅軍召開的這些重要會議，正確解決了關系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三個全局性問題：一是引領紅軍向哪裡去的戰略方向問題；二是怎麼使黨和紅軍擺脫被動局面的軍事指揮問題；三是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和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作斗爭的問題。從而保證了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確保了紅軍的生存和長征的最後勝利。

❿ 巴西會議確定的總方針

巴西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它在反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我黨歷史上一次相當重要的會議。

巴西會議確定的總方針：紅軍繼續北進，大量消滅蔣介石，胡宗南的部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