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拿走敦煌遺書在哪裡

㈠ 敦煌的寶物怎麼丟的

1900年6月22日(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月26日)，敦煌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後沉睡了幾百年的藏經洞(現編號為第17窟)被莫高窟主持王道士雇來清理沙土的楊姓伙計無意中發現，一個震驚世界的寶庫豁然洞開，史稱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四大發現之一。

王道士，退伍清兵，因生活無著，在甘肅酒泉皈依道家，後雲游到莫高窟，其時約50歲。

王道士雖讀書不多，但對突然出現的古物，還是感到很有「價值」，於是開始拿出部分書寫精美的佛經和漂亮絹畫，換取一些功德錢，後來，還向駐扎酒泉的安肅道道台兼兵備使廷棟贈送一部分，廷棟不知其價值，又贈送回國的外國使節，自此，敦煌國寶開始從王道士手中陸續流向西方。

最早掠走敦煌遺書的是俄國人奧勃魯切夫，1905年10月，僅以6包劣質石蠟為餌，就從王道士手中換得藏經洞珍貴寫本兩大包。

接著，那個最著名的敦煌劫掠者——匈牙利裔英國人馬克·奧利爾·斯坦因來到敦煌。他聘請了一位助手——蔣孝琬蔣師爺。在蔣師爺的幫助下，斯坦因打著要把「聖僧玄奘」從印度帶來的佛經送回原處的鬼話，以4錠馬蹄銀(約200兩銀子)，盜走精美的佛經和絹畫上千件，共29箱，動用了一個浩大的馬車隊。斯坦因認為「以前所有的發現無一能同此相提並論」。

由於斯坦因不懂中文，王道士也做賊心虛，故都是蔣師爺深夜前往挑選並背回，因此，並未得到很多歷史學家更加重視的關於世俗生活記載的卷子。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到敦煌，又以500兩銀子，從王道士手中換取了570多個名貴手卷。斯坦因第三次來中國時，終被已經察覺的中國政府所知覺，沒有獲得太多更有價值的文物。斯坦因最終因其特殊的貢獻，被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授予爵士稱號並在世界考古界大獲殊榮。

斯坦因之後是法國人伯希和PaulPeliot。伯希和是一位年輕的漢學家，精通漢語，在敦煌他憑借卓越的漢學知識，在微弱的燭光下翻閱了整整三個星期，以500兩銀子的代價，將藏經洞中的精華悉數盜走，計約6000餘卷，10大木箱。

如今，要想看到敦煌藏經洞遺書，就得准備一次長途跋涉，前往印度、日本、俄羅斯、美國、韓國、瑞典、芬蘭、丹麥、德國、英國、法國，最後才是中國。因此，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之說。

㈡ 流失青銅組器回到祖國懷抱，這些文物是如何流落國外的

中國的文物流失海外是由多種方面的原因造成的。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為戰爭和不正當的貿易往來，導致了中國有上千萬件的文物流失到海外。絕大多數文物是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當然，也有很多是因為現代社會中的利益誘惑而導致的文物走私。

此外還有世界多個國家均有敦煌遺書的收藏。早在十幾年前，英國某考古學家就曾經提出過質疑的話題，收藏在大英博物館中的中國文物，是否應該歸還給中國？現場頓時變得寂靜無聲。有人同意應該歸還中國而有人大聲表示反對。反對者認為文物的掠奪見證了野蠻的侵略歷史。它既是中國的文物，但是被搶奪之後，也是我們的文物。

通過這些文物可以讓我們更好的了解歷史。因為就是侵略行為的歷史見證。雖然眾說紛紜，但是我們還是更多的希望那些流失的海外文物能夠盡快的回歸到祖國母親的懷抱吧。

㈢ 敦煌遺書被封有什麼未知之謎

20世紀初，冷冷清清的敦煌奠高窟再度為世人所矚目，因為看管這個地方的一個姓王的道士從中發現了大批的經文和絹畫。

作為中國漢唐時期中原與中亞、南亞以及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的敦煌是著名的「絲綢之路」上的一顆璀璨的明珠，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會合點。隨著商路的開通，一批批的宗教信徒，一批批的宗教經典紛紛雲集在敦煌。

那裡曾是一個繁榮的宗教聖地。宋代以後，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和發達，曾經十分輝煌的敦煌逐漸為人所忘卻。王道士發現的這些所謂「古董」就是「敦煌文書」或「敦煌遺書」，其內容包括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文獻，有官私文書，有儒學經典，還有藏文等現已成為「死文字」的多種文字寫本，是公元5～11世紀敦煌繁榮的歷史見證。如此豐富的文書是何時被封上的？又是因何原因而被封的？這些問題從藏經洞被發現至今，一直是一個謎。

有人持「廢棄說」，認為洞中的文書是被敦煌各寺院集中在一起的廢棄物；還有人持「避難說」，認為洞中的文書是因為避免戰亂而被有目的地藏起來的。

主張「廢棄說」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他是第一個來掠取這批寶物的外國人。他對其中的物品進行研究，發現這些寫本和絹匭及佛教法器等，都是宗教用品，但都是當時敦煌各寺院中的廢棄物，因為具有神聖性，是不可隨意毀棄的，於是，宗教人士就把這些沒多大用處的東西集中在一起，保存起來。同時，根據所見到的寫本和絹畫上所題寫的時間最晚是11世紀初，斯坦因斷定這個藏經洞封閉於11世紀初。主張「廢棄說」。的還有日本學者藤枝晃。但他認為廢棄的原因是隨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印刷的佛經取代了卷軸裝的佛經。因為圖書館的重新布置，所以原來的卷軸佛典遭到廢棄時間是在公元1002年以後不久。

主張「避難說」的代表是法國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漢學家。他認為這些文物是為了避免當時的戰亂而被封起來的。在唐代「安史之亂」期間，駐扎在敦煌的軍隊被調入內地平定叛亂，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乘機佔領了敦煌。

唐宣宗時，敦煌一帶的人民建立歸義軍舉行起義，擺脫了吐蕃的控制。此後，敦煌又一度被沙州的回鶻佔領。公元1036年黨項攻佔敦煌，隨後又被沙州回鶻趕走，在公元1068年又被黨項建立的西夏佔領了。伯希和認為在第一次黨項攻打敦煌時，為避免兵災，當時僧人匆忙將這些東西堆入洞中，封了起來。所以藏經洞中的藏品，沒有西夏文書，而且藏品的堆放也沒有一定的順序了分類。

㈣ 敦煌遺書的歷史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連接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時，發現牆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量約5萬余件。佛書占敦煌漢文文獻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經、律、論、疏釋、偽經、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經藏目錄等。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以14塊馬蹄銀騙取走24箱遺書﹑遺畫及5大箱其它文物。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用大量銀子騙取了6000餘件寫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畫與絲織品。伯希和還在第464窟發現一批元代回鶻文遺書。他當時率領一支探險隊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發掘，當他看到長庚將軍送給他的一卷佛經是唐代寫本後，便迫不及待地問明來源，於1908年3月趕抵敦煌。伯希和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憑著深厚的漢學功底和豐富的考古知識，把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他自己說：「洞中卷本未經余目而棄置者，余敢說絕其無有。」有一張伯希和盜竊藏經洞遺書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對堆積如山的經卷，正在蠟燭下一件件、一頁頁地翻檢……他在藏經洞里待了3周，「不單接觸了每一份文稿，而且還翻閱了每一張紙片」。他純熟的漢語基礎和中國歷史知識，使他選走藏經洞里的全部精華。所以，他盜走的經卷是最有價值的與最精華的。比如有關道教經典的卷子幾乎全被伯希和盜走了，大約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遺書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保存了古注。比如《論語》，只有一種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經洞發現了皇侃注的本子，收錄了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都被伯希和盜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詡說，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幾乎都是最有價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10輛大車，運往巴黎。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鄂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盜買走了大量的經卷。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清政府學部左丞喬樹楠命陝甘都督毛實君封存莫高窟藏經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押運官傅某至北京後違命不直接向學部復命。私下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何震彝與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翻閱了車上全部的敦煌遺書並貪污盜取走部分珍品。8000餘卷敦煌遺書，被官員截留貪污不少，這些經過儒官精選的文物被貪污私吞，都是上等文物。
196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前，以及在敦煌境內烽隧、古墓葬等遺址中也有少量出土，遺書總數超過5萬件，其中漢文寫本在4萬件以上。

㈤ 敦煌藏經洞發現之後，文物的流失情況。都有哪些人劫走了藏經洞中的文物，順序是什麼什麼時候運走的分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籙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籙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籙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後來連醉心於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1905年俄國奧勃魯切夫強行換走莫高窟經卷文書兩包。
1907年，匈牙利的斯坦因用14塊馬蹄銀從王道士手中「買」走了24箱經書、5箱繪畫、絲織品。現大多藏於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以及印度。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挑走"藏經洞"6500卷寫本和大量的畫卷 。
1909年伯希和，將他竊得的敦煌遺書在北京六國飯店公開展覽，這才將藏經洞的發現公諸於眾。長期無人問津的經卷外國人一說好，立刻驚動了朝廷，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敢情偏僻的敦煌還有如此珍貴的文物，於是一紙電令發到敦煌，對洞里剩餘的東西進行封鎖，嚴禁外運，適時運往北京。
1910年敦煌知縣奉命移送莫高窟經卷於北京。孰不知此時文物已去之大半，而接下來長途運輸帶來的損失較之洋人的盜竊更為嚴重，遺書在途中幾近處於無人看守，任其丟失的狀態，大小官吏和看守層層竊取，運到北京時只剩下八千六百多殘卷了。現大多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台灣故宮博物院等多家圖書館和博物館。
1911年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用超低市價「買」走了400多卷文書和2尊佛像。
1914年斯坦因再臨莫高窟，他又帶著5大箱，共600餘卷經文「滿載而歸」。現大多藏於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以及印度。
1912年俄國人鄂登堡率團至莫高窟，盜走經卷一批 。
1921年白俄軍殘部數百人侵駐莫高窟對洞窟、佛像、壁畫損壞極大 。
1924年美國華爾納用化學膠布粘走壁畫26幅，劫走彩塑數尊 。現藏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納爾遜博物館。

㈥ 敦煌遺書的遺書下落

據統計，截止到2011年，收藏敦煌遺書最多的有中國的北京圖書館，藏有遺書10000餘號，已整理編目的有9803號；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有11297號，其中已編目9172號；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6000餘號，漢文卷子4038號已編目，藏文卷子約2000號未編目；蘇聯列寧格勒亞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號，已編目2954號；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號。另外，中國的旅順博物館189卷，甘肅省圖書館100餘卷，藏文226卷，西北師范大學歷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館182件，天津藝術博物館300餘件，台灣中央圖書館153件，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20餘卷。
國外的一些圖書館、博物館也藏有部分遺書，如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765件藏文文書。日本大谷大學：38卷，龍谷大學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卷。其他人（包括一些不知姓名者）共有208卷，丹麥皇家圖書館東方部14卷，法國吉美博物館還藏有絹畫220幅。還有一些圖書館收藏的圖書數目不詳，如中國甘肅河西地區博物館、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台灣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數十卷，英國牛津大學金德利圖書館、英國皇家亞洲協會圖書館以及西德柏林科學院所藏的6000餘件漢文文書、南朝鮮漢城博物館藏有的2000餘件原朝鮮總督文書、日本約3000件大谷文書中都有數目不詳的敦煌文書。印度德里博物館還藏有一些藏文文書。瑞典、奧地利、東德等國也都各有收藏

㈦ 敦煌---關於敦煌文物遺失的資料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百年紀念日即將到來。於是，一個中國文化界無法放下的問題，再次焦迫地擺在面前：敦煌文物何時歸？

敦煌藏經洞是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世界最重大的文物發現之一，同時也是最富悲劇性的。三萬多件珍貴文物，流散到十多個國家。這是有史以來出土於一地的文物，經受最慘重的一次文化瓜分。

然而今天，對於敦煌文物的物歸原主，我國文化界卻依然憂心忡忡，並不樂觀。不大相信當初把敦煌文物弄出中國的那些國家，眼下會回心轉意，把東西送回來。這因為近三十年，他們對此的各種強辯與巧辯說得實在太多，這表明他們對敦煌文物的佔有欲強旺依舊，沒有任何松動與超越前咎的覺悟。

在藏經洞被發現了一個世紀的今天，歷史已經沒有秘密。藏經洞發現史與蒙難史的所有細節，都明明白白寫在紙上，任何辯駁皆無意義。然而，我們還是要強調如下的事實：

一、藏經洞的發現者是敦煌道士王圓�，時間是1900年6月22日。

二、最早認定藏經洞文物價值的是甘肅學台、金石學家葉昌熾。時間是1903年。

三、1904年3月，敦煌縣令汪宗瀚對藏經洞文物進行一次調查後，遂命令王圓�將文物就地封存。這是正式的政府行為。

四、英國人斯坦因於1907年3月16日，法國人伯希和於19O8年2月25日，前後抵達敦煌莫高窟。他們都是先得知藏經洞有珍貴文物出土，隨即直奔文物而來，並都以少許銀錢買通文物看守人王圓�，啟封取走大批珍罕絕世的敦煌文物，運回各自國家。隨後是日本人大谷探險隊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以及俄國人奧登堡等。

這里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連串事實的細節，是要說明———斯坦因和伯希和不是敦煌藏經洞文物的發現者。他們是在藏經洞文物被發現和被封存之後，設法將其啟封取走的。可能有些人被當年伯希和在洞中翻閱敦煌遺書的那幀照片所迷惑，以為那是在進行考古發掘。但相反———那決不是在發掘現場進行考古鑒定，而是為了取走文物而做的識別性篩選。這一點，必須認清。

我們承認斯坦因和伯希和是兩位優秀的考古學家，伯希和還是一位天才和罕世的法國漢學家。他們對敦煌學的確都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特別是伯希和，他與斯坦因的不同之處是，斯坦因第二次探險的目的，是割取莫高窟壁畫，只不過因那裡的佛教徒太多，他不敢下手。伯希和不但沒有傷害壁畫，相反對莫高窟進行有史以來首次的考古調查，而且學術意義很高。但還是要指出，即使是這樣——即使在當時，他們取走敦煌藏經洞文物也是非法的。也就是說，他們對敦煌學的貢獻與他們非法取走敦煌文物，是兩件事，不是一件事，不能一概而論，應該分而論之。

當然，這行為在當時的西方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從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前期，西方中心主義的肆虐，有著所向披靡的殖民主義背景。這便使他們的考古狂潮從希臘順利地越過地中海，將金字塔中法老的干屍，以及長眠地下的亞述、巴比倫、蘇美爾和赫梯等古王國那些美麗的殘骸，一個個搬到太陽之下，然後再搬到他們的國家，入藏他們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中。跟著一路自西向東，進入了古老的印度和中國。殖民者從來無視殖民地的文化主權。這是那一個時代的偏執和荒謬，不是誰能避免的。故而長期以來，對於西方的學術界來說，殖民地的「土著」人自己的任何發現，都不算數；而他們之中第一個看到的才是發現者。在學術領域里，殖民地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能成立，這些成果最多僅僅是提供了一種素材性的參考，只有他們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學術承認。故此，西方的一些著作總說斯坦因是敦煌文物甚至莫高窟的發現者。包括《大英網路全書》也這樣寫。斯坦因沒到敦煌之前的一千多年，莫高窟一直有中國人在那裡。難道它一直等候這位英國人來發現？而且斯坦因到了敦煌，拜見當時的敦煌縣令王家彥時，王家彥對他常識性地講了莫高窟的歷史，還送給他一部《敦煌縣志》，他才知道莫高窟由何而來。這也算一種考古發現？在這里，發現這兩個字顯然已超過考古學的意義，它似乎還包含另一層意思，即誰「發現」，誰就是它的主人。就像兒童游戲那樣，誰先看見就算誰的。如今，雖然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但這種源遠流長的背景和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勢，仍然使今天的一些人不能走出那個荒謬絕倫的歷史誤區。這便是敦煌文物不能歸還原主的最深的根由。

然而，今天思辯這一問題，並非只是為了責怪過去，而是為了一種超越。

因為廿世紀，人類文明遺存的處境實在艱辛。殖民主義掠奪、戰爭搶劫、盜竊走私，再加上一些殖民地缺乏嚴格的文物保護法，那裡的人們又缺乏文化的自覺，致使不少文明遺址遭到破壞。文物從它的發生地流散各處，後果極其混亂，不少文明遺址已經支離破碎，失去了它所必須的完整性。

在世紀的交接中，接過廿世紀這個糟糕的文物狀況的新世紀應該怎麼做？是承續上世紀那個謬誤，還是糾正歷史，還文明以文明？

1900年，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五萬件文物，絕大部分是中古時代的文書。同一地點出土如此浩博和珍罕的古代文書，舉世獨有。而且它內含無涯，包容恢宏，極大角度地囊括了那一時期中國社會及其對外交流的歷史信息。然而，其中深刻的意義，只有當它置身於這文明的發生地，才能真正充滿感染力地顯示出來。

文物———尤其是重要文明遺址和重大文化發生地的文物，都有著不可移動的性質。它們天經地義屬於自己的本土。它是那一方水土的精髓，是歷史生命活生生的存在，是它個性經歷的不可或缺的見證。文物只有在它發生過的本土上，才是活的，才更具認識價值。這就是說，人類的一切文明創造，都有它自身的完整性，都有它不可移動與不被肢解的權利。這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它是文明的尊嚴，也是人類的一種尊嚴。

誰先認識到這一點上，誰先步入文明。

刻下，一些歐洲國家不是已經開始交換二戰中相互劫去的文物嗎？這應被視為告別野蠻、自我完善、走向文明的高尚行為。因為，當今的人們已經深知，文明遺址中的文物不是一種變相的財富。誰把它當做財富來占據為己有，誰就褻瀆了文明本身。站在這個文明的高度上說，誰拒絕文物歸還原主，誰就拒絕了文明。

1909年，伯希和將已經運出中國的敦煌遺書，選取若干帶回北京，展示給我國學者羅振玉、蔣斧、董康、王仁俊等人。當學者們獲知些絕世珍奇已落人外國人手中，即刻展開一場義動當世、光耀千古的文化大搶救行動。學者們一邊上書學部，敦促政府清點藏經洞的劫後殘余，火速運抵京都；一邊將這情況公諸國人，於是更多學者加入進來，對敦煌遺書展開迅疾而廣泛的收集、校勘、刊布與研究。它顯示了我國知識界實力雄厚、人才濟濟和學術上的敏感。隨後，學者向達、王重民、劉復、於道泉、王慶菽等，奔往巴黎與倫敦去查尋和抄錄那些遺失的寶藏。學者姜亮夫幾乎傾盡家財，自費赴歐，去搶救散失在海外的文化遺產。他們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流落他鄉的敦煌遺書抄錄回來。很多人一干就是多少年！這種強烈的文化責任感通過梁思成、張大千、常書鴻、段文傑，一直像聖火一樣傳遞至今，照亮了中國的學術界和戈壁灘上燦爛的敦煌。可以說，近百年我國知識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搶救是我國文化史上第一次搶救行動。它標志著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覺醒。顯示了我國學術界高度的責任感和強烈的文化主權意識，以及一種浩盪的文化正氣。同時，也表現出我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和文化大國，始終具備的文化高度。

上世紀初，我國著名學者陳寅恪有感於敦煌受難之慘劇，說出銘刻於敦煌史上一段著名的話：「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於異國，即藏於私家。茲國有之八千軸，蓋當時唾棄之剩餘，精華已余，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系於學術之輕重耳。在今日之編斯錄也，不過聊以寄其憤慨之思耳！」

這痛心疾首的話，有如霜天號角，曾呼叫著當時國人的文化良心；又如低谷悲鳴，唱盡一代學人痛楚尤深的文化情懷。但餘音裊裊，不絕如縷，依然強勁地牽動著我輩的文化責任。從今天的世紀高度看，這樁沒有了結的敦煌公案，不僅是敦煌———也是人類文明猶然沉重的一段未了的傷心史。因此，今天我們不是僅僅為了捍衛文物的主權，而是為了捍衛文明的尊嚴，來呼籲和追討敦煌文物。那就不管別人是不是覺悟，我們都要不遺餘力地呼籲下去。催其奮醒，重返文明。先人創造的文明，是一種自發的文明，尊重先人的創造，才是一種自覺的文明，故而，只有在敦煌文物歸還故土，世界各大文明遺址流散的文物全都物歸原主，我們才能踏實地說：地球人類真的文明和進步了。因為人類的進步的前提，就是不再重復過去的謬誤。

㈧ 最好的敦煌文物在國外，這些文物是怎麼流失到國外的

王圓籙的無知是其中一方面原因，政府的不重視也是其中一方面原因

莫高窟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各個時期的修建，已經形成了規模巨大的佛教聖地。但是元朝後期，隨著路上絲綢之路的衰落，莫高窟也失去了昔日的輝煌。直到清朝晚期，盡然淪落到由一個道士來主持這個佛教聖地。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震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它為世界提供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藏經洞發現的5萬多卷敦煌遺書，實際上是一座中世紀文庫，胡適曾稱它為“和尚圖書館”。

㈨ 藏經洞的文物是怎樣流失到海外的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震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它為世界提供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藏經洞發現的5萬多卷敦煌遺書，實際上是一座中世紀文庫，胡適曾稱它為「和尚圖書館」。近百年來，各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敦煌遺書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學者們發現敦煌遺書不僅對中國史的研究，而且對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將要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許多歷史上的重大疑難問題可以在敦煌遺書的研究中獲得新的啟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現，在國際學術界形成了所謂「敦煌熱」。但是，現在你若想看看藏經洞發現的敦煌遺書，那麼你必須跑遍全球。由於西方盜寶者的劫掠，使這些文獻分散在十幾個國家、30多個博物館中，現藏我國北京圖書館的敦煌遺書不過是被劫後剩餘的殘卷。敦煌遺書中的精品流散海外，它給中華民族文化財富上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一

據著名書畫家、鑒賞家謝稚柳記敘：清光緒年間，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經。抄經人把點旱煙的芨芨草似蘆葦插進牆壁的裂縫里，發現壁內深不可止，用旱煙桿敲壁，似有空聲。王道士用钁頭刨開牆壁，發現有一小門，又刨開泥封的門，是一間復室，約丈余見方，內堆積有許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著經卷，整整齊齊，白布包下鋪著經幡、綉像等等。這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這些文物的價值。他拿了些經卷、畫像送給敦煌縣知事汪宗瀚。汪是識貨的，但他僅僅把這些東西當做鑒賞的古董、官場結交的禮品。1902年，甘肅學政葉昌熾從汪那裡看到幾卷古書，幾幡畫像，葉昌熾知道這批文物的價值，就建議當時的藩台衙門把這些文物運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門算了算，把這些古物從敦煌裝車運到省城，至少得花費幾千兩銀子，太不值得，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但公事總得敷衍一下，於是藩台衙門給敦煌縣衙下了一道公文「經卷佛像，妥為封存」。縣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給王道士，責成王道士「妥為封存」。歷史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寶的命運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滿清政府的各級官吏卻對此無動於衷。

王道士當然不會「妥為封存」，他帶了一箱經卷到酒泉，呈送給安肅道道台滿人廷棟。但廷棟不識貨，以為這些繕本經卷的書法還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隨便送人。恰巧，嘉峪關稅務司有個比利時人任滿回國，向廷棟辭行，廷棟送他幾本繕本書，還告訴他是敦煌石窟發現的古書。比利時人路過新疆時，又把這些古書分贈給新疆的長康將軍和道台。敦煌藏經洞遺書的發現就這樣傳播開了。

二

自1840年鴉片戰爭英帝國主義者用大炮轟開了中國大門之後，西方的所謂學者、傳教士、考古學家、探險家紛紛深入到中國腹地，打著傳教佈道、測繪地圖、勘察地質、調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無忌憚地無孔不入，瘋狂掠奪我國大量的珍貴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在劫難逃。

我國著名學者鄭振鐸1956年訪問蘇聯時，在列寧格勒參觀了冬宮博物館，並到東方研究所閱其所發現敦煌卷子多至萬卷，甚為興奮。

這上萬卷的漢文古抄本，一定會有驚人的發現。他「已經發現了兩卷『維摩詰變文』，又看到了『劉知遠諸宮調』……，皆是早欲見之，今始償願者……」鄭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天上午，續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們事先挑選出來的；未被挑選的，不知還有什麼『寶物』在內。就這幾百卷東西內，已有不少十分驚人的……。」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收藏著約12000件敦煌藏經洞遺書，是1905年10月俄國人奧布魯切夫和1914年奧登堡從敦煌竊去的。奧布魯切夫在敦煌如何竊走經卷的，如今已無人知道，其實他是第一個到達藏經洞的西方盜寶者，早於英國的斯坦因二年。當後來另一個俄國人奧登堡到達敦煌時，藏經洞內遺書已所剩無幾，奧登堡在向王道士收買的同時，還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購，得到不少精品。具體情況，奧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記中作了記錄。這份記錄現藏原蘇聯科學院檔案館。倘能公諸於世，或許能告訴人們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竊取遺書的情形。

三

1879年，匈牙利地質調查所所長洛克濟和斯希尼到我國西北甘肅一帶調查地理。洛克濟到了敦煌，莫高窟無與倫比的精美壁畫和塑像使他嘆為觀止。莫高窟留給他的印象實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後，在1902年德國漢堡召開的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他做的關於敦煌佛教藝術的報告，對莫高窟的壁畫、雕塑的精緻、美麗的價值推崇備至。他的「熱烈的敘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馳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個匈牙利人，但卻在英國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邊地擔任總視學，後來又轉入印度的考古學調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准備後，兩次到了我國新疆，當他從比利時人那裡知道敦煌發現遺書，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趕到敦煌。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學者，雖然看不懂漢文，但他雇了翻譯湘陰人蔣資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記》里說：「從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燈光中，我的眼前忽然為之開朗。經卷緊緊地一層層地亂堆在地上，高達10英尺左右。據後來的測度，將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約有9英尺見方……」除了繕本卷子之外，還有「用無色堅韌的畫布作包袱的一個大包裹，打開之後，全是古畫」、「顏色調和，鮮艷如新」。他不露聲色地暗暗觀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對這些寶貴的經卷和藝術品毫不在乎，很為「驚異輕松」，他想「到了這一步，熱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過」，果然，「這種節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對於遺物的漠視因此似乎更為堅定一點」。

斯坦因竊走的遺書共一萬余卷，還竊走了許多繪畫、刺綉、絹畫，其中有長及丈余、寬到五六尺的唐綉觀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剛經，經卷上有精緻的佛像，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畫藝術傑作。斯坦因付給王道士的代價是14塊馬蹄銀。這14塊馬蹄究竟是多少兩銀子呢？據《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上說約合720兩，十六進位制。16個月後，這批中華民族的國寶被陳列在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館。

四

接踵而來的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他當時率領一支探險隊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發掘，當他看到長庚將軍送給他的一卷佛經是唐代寫本後，便迫不及待地問明來源，於1908年3月趕抵敦煌。伯希和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憑著深厚的漢學功底和豐富的考古知識，把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他自己說：「洞中卷本未經余目而棄置者，余敢說絕其無有。」有一張伯希和盜竊藏經洞遺書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對堆積如山的經卷，正在蠟燭下一件件、一頁頁地翻檢……他在藏經洞里待了3周，「不單接觸了每一份文稿，而且還翻閱了每一張紙片」。他純熟的漢語基礎和中國歷史知識，使他選走藏經洞里的全部精華。所以，他盜走的經卷是最有價值的。比如有關道教經典的卷子幾乎全被伯希和盜走了，大約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遺書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保存了古注。比如《論語》，現在讀的只有一種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經洞發現了皇侃注的本子，收錄了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都被伯希和盜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詡說，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幾乎都是最有價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10輛大車，運往巴黎。

五

繼奧布魯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後，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領的探險隊也到過敦煌，成員中有桔瑞超和野村榮三郎，他們從王道士手中騙到500多卷經卷和兩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來華，他為了向中國學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輝煌成果，將隨身帶來的敦煌遺書在北京六國飯店展出。中國學者羅振玉、董康、蔣斧等人聞訊，拜訪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們通報了敦煌藏經洞的情況。據羅振玉記載：「博士指伯希和為言石室尚有卷軸八千軸，但以佛經為多，異日恐他人盡取無遺，盍早日購致京師。」《集蓼編》中國學者這才看到幾卷敦煌遺書，「摩挲贊嘆，扼腕不已」。當時的《順天時報》、天津《大公報》也以「石室藏書出現」為題進行報道，敦煌發現「藏經洞」的消息這才傳遍京城內外。清政府到這時才如夢初醒。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經洞被發現的第9個年頭後，清政府學部教育部才發出電令，並撥經費6000兩白銀，令搜買敦煌遺書，敦煌縣存檔的第47號《移文》中記載：「奉學部搜買，敝縣會同學廳傳及紳民，盡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買，護解省垣……搜買千佛洞前代寫本經卷解省，領價改修文廟。」1910年三四月間，敦煌縣將第一批敦煌遺書6004卷裝車啟運。這批劫後的遺書自敦煌運至北京途中，因偷盜而散失無數。當運送遺書的大車抵達北京時，新疆巡撫何彥升字秋輦之子何震彝字暢威竟將大車接到自己家中，約其岳父李盛鐸字本齋和劉廷琛、方爾謙等人，挑選遺書，取其精好者藏匿下來，而將較長的經卷，一拆為二三充不足之數。根據李氏及家人以後出售的卷子目錄，看出李盛鐸當時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將經卷大都作為禮物饋贈了親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個未知數。現藏東京的一部分卷子，現藏台灣中央圖書館的150餘卷經卷，就是何、李當年私下藏掖下來的。對於這種明火執仗的偷竊行為，學部侍郎寶熙上章參奏。因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總之，這批敦煌遺書在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卷數比敦煌起運時還多，變成8697卷。1929年，京師圖書館將卷移交北平圖書館時，則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數而言，現在的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已近萬卷，成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遺書的三大圖書館之一了。

六

自1900年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經卷之後，1944年，常書鴻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以外的地方又發現了經卷殘片。1944年8月30日，他們在莫高窟中寺後面的一座小廟移動三尊清末價值不高的塑像時，由於塑像裡面的木棒埋在土台基座下很深，所以無法移走。因此只好毀掉塑像，拆毀後發現，塑像里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蘆葦，而是寫有經卷的殘片。常書鴻和考古學家夏鼐、敦煌學專家向達等人一起進行鑒定，共發現經文66件，殘片32片。這是繼藏經洞發現以來的又一次重大發現。拆毀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經洞發現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見這些寫經不是藏經洞里的經卷。從紙質和字體上看，是六朝的遺品。這說明在莫高窟藏經洞之外，也有發現寫經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後一定會發現新的藏經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

㈩ 敦煌莫高窟的故事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後，首先撿了幾件自認為值錢的東西，送給敦煌知縣汪宗瀚，請他鑒定，也希望能換點錢。汪畢竟對古物有些知識，就索取了一些文書和經卷，作為官場交結的"禮品"。1902年，蘇州人葉昌熾當了甘肅學政，汪知縣便送給葉昌熾宋乾德六年（966年）的水月觀音像一幅和寫經卷子、梵葉本各兩件。葉昌熾是清未著名的金石學家，對此十分珍視，遂建議甘肅藩台，將這些遺書如數運解到省城蘭州保存，但藩台認為這些"廢紙"無甚價值，遂以五六千兩白銀的運費難籌為由，下令就地封存。1904年3月，王道士乘封存之機，私藏遺書若干，或饋贈官紳，以趨炎附勢；或私賣於世，以中飽私襄。至少有安肅道道台廷棟、迪化（今烏魯木齊）將軍滿人長庚、文人恆介眉、張筱珊、張友履等人也拿到了敦煌遺書。
敦煌遺書流傳至民間，莫高窟秘藏古代手稿的消息也不脛而走。當時中國的目光都在渤海灣，不會有任何人向這渺無人煙的荒漠與陰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但是，這些寶物卻使外國的"考察家"、"探險家"和文物間諜垂涎三尺，他們紛紛將魔爪伸向了莫高窟。從1905年到1924年，不到20年的時間內，先後有俄、英、法、日、美等國的"考察家"來到了敦煌，盜走了三、四萬卷經書及許多珍貴的壁畫、雕塑，給莫高窟帶來了近乎毀滅性的災難。 1905年，德國考古學家阿爾波特在哈密從土耳其商人口中聽到藏經洞的消息，這對他充滿誘惑，但又由於時間緊迫，於是他以拋硬幣決定是否前往。"正面朝上，會滿載而歸；背面朝上，則空手而回"，他寫道。結果是背面朝上，於是他備馬打道回到了喀什干，失去了他的"應屬於我的難以置信的寶書"。可是，同時10月，沙俄帕米爾地質考察隊的勃奧魯切夫來到敦煌，僅以6包俄國日用品為代價，騙取敦煌遺書兩大包。
1907年3月，為英國服務的匈牙利人斯坦因爵士偽裝成玄奘的信徒，隨帶中文秘書兼翻譯蔣孝琬，從英屬印度經新疆來到莫高窟，經過3個多月的周密謀劃，在高達10英尺，整堆500立方英尺的手稿中，花了37夜的功夫，恣意桃選了他需要的東西。一翻討價還價後，他僅用40塊馬蹄銀(合200兩)賄通王道士，騙走六朝至宋代的經卷、寫本共7大箱約萬余卷，以及5大箱裝有仔細包紮好的繪畫綉製品等藝術古物，約500餘幅。6月13日，斯坦因的運輸隊啟程，可是，10月份，斯坦因又委託蔣孝琬和另一個中國人潛回莫高窟，又誘取了230捆手稿。再約10個月後，這批文物被偷運至倫敦博物館。

1906年6月，法國人保羅·伯希和率領考察團，在新疆尋訪探古時，在烏魯木齊偶遇一個被流放的滿清某宗室的蘭公爵，看到一份他拿的敦煌手稿，方知千佛洞發現秘密手稿的消息。伯希和與助手瓦蘭博士、攝影師查爾斯·努埃特三人於1908年7月到達敦煌。他漂亮的中國話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進入藏經洞後，"驚得呆若木雞"，遂決定檢查一下整個書庫。他用整整3個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閱讀速度，緊張而有條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寫本和繪畫的每一張紙片，將卷子分為兩堆，一堆為精品，一堆為凡品。然後和王道士秘密會談，最後僅以500兩白銀為代價，騙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貴文物，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其它類3900卷，裝滿十輛車後偷運回法國，與查爾斯·努埃特在莫高窟拍攝的數百幅黑白照片，現皆收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 1909年，日木人大谷光瑞組織探險隊，到敦煌掠取了大量經卷，僅大谷大學就收編7000多號。同年，清政府北京學部撥付庫銀6000兩，下令敦煌縣令陳藩交出剩餘的遺書。王道士早已將許多私藏於兩個大轉經筒中。 轉年，由新疆巡撫何彥升負責上交時又被雁過拔毛，層層剝奪，最後只有劫後殘存的8697卷送到北京，收存在京師圖書館中(今北京圖書館)。

1911年10月，大谷探險隊第三次在絲路"考察"時，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又從王道士手中騙買寫經469卷，精美唐代彩塑兩尊。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敦，又從王道士手中騙買走足足四大箱，600多卷經卷。兩次共騙盜圖書、經卷、寫本、刻本達11，604號，及綉刺品、繪畫多件。1915年，當斯坦因取道喀什走出中國時，45頭重載駱駝滿載著141箱中國文物，排成長長的一隊，遠看就象沙漠上的一列火車。其中一頭駱駝背上四個古怪的大木箱，裝的就是敦煌文獻。

1914至1915年，俄人鄂登堡盜去寫經在3，000件以上，另有絲織藝術精品150餘方，壁畫500餘幅。 直到1919年，甘肅政府耳聞民間常有人向外國人兜售敦煌寫本的消息後，下令敦煌當局查找流散的敦煌遺書時，再次把藏經洞打開，裡面竟然還藏有94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