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憲政是什麼意思

⑴ 什麼是憲政國家

憲法學家們也給憲政下了許多定義。這些定義側重的角度不同，其表述或簡或繁，但從中仍能歸納出憲政的基本的內涵。 日本學者阿部照哉教授認為：「憲政是依據憲法而進行政治的原理。」 韓國學者權寧星教授則主張：「憲政是依據保障人權、確立權力分立的憲法而進行統治的政治原理。」 我國著名憲法學家張友漁對憲政作了詳盡的表述：「所謂憲政就是拿憲法規定國家體制，政權組織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間權利義務關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這些規定之下，享有應有的權利，負擔應負擔的義務，無論誰都不許違反和超越這些規定而自由行動的這樣一種政治形式」 。[2]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憲政就是民主政治、立憲政治或者說是憲法政治。 我們認為，憲政是以憲法作為政治活動根本准則的一種政治體制，是政治的法治化。由於憲法的基本內涵是決定「最高治權組織」的法律，即最高層次的政治規則，因此憲政意味著一個國家最高權力的組織和運行是依據憲法進行的。 憲政與非憲政國家的區別按照不同的標准可以對政治體制進行多種分類。 根據一個國家的政治活動是否依照憲法這一標准，我們可以將政治體制分為憲政和非憲政兩種政治體制。憲政體制可以是君主制，例如英國，也可以是共和制，例如美國和法國。非憲政體制主要是專制體制。專制可以存在於君主制國家，即君主專制。君主專制是古代社會中最普遍的一種政治體制。現代世界各國都有憲法，但並不都是憲政國家。現代的專制體制可以存在於君主制國家，例如約旦；但更多的專制體制存在於共和制國家，例如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和印度尼西亞蘇哈托32年的專制體制。在這些國家中都有憲法，但從根本上說這些國家的憲法沒有起作用或其憲法缺乏近現代憲法的基本精神。因此這些國家不是憲政國家。與傳統的君主專制國家相比，現代共和制國家的專制體制更加有害。其原因在於，傳統君主專制國家通常有比較規范的世襲繼承製度解決權力的交接問題，而在現代，由於人們已經普遍摒棄了世襲制度，專制國家的權力更迭通常伴隨著暴力和陰謀，甚至有可能因此演變成連年的戰爭。非洲的許多國家就是陷入了這樣一種災難之中。此外，現代專制國家對整個社會的控制更加嚴密，有的專制國家完全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進而控制其國民的生活來源，這樣其推行專制統治的危害就有可能比傳統君主專制國家更加廣泛而深刻，比如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憲政國家的最基本標准就看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是否在憲法的規范之下：最高權力在憲法規范下的國家是憲政國家；否則就是非憲政國家。這些國家憲法的許多內容可能在實踐中實施了，但它的最高權力沒有在憲法的規范下，因此不是憲政國家。 中國對於憲政的概念： 所謂憲政，就是憲法規定國家體制、政權組織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這些規定之下，享受應享受的權利，負擔應負擔的義務，無論誰都不許違反和超越這些規定而自由行動的這樣一種國家政治形態。 世界上第一個憲政國家是美國。美國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憲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和國，也是迄今為止最為完善的憲政國家。美國的憲法是13個州代表經過長達三個月的討價還價的基礎上相互妥協的結果。此外附有很多修正案，但是兩百年來沒有修改過憲法一個字。憲法確定了國家的組織形式和權利分配，美國憲法規定了三權分立的基本組織結構，相互分權和制約，以保證沒有專制。 此後，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制定了憲法，但是很多國家並沒有按照憲法辦事，憲法只是一種擺設。有的完全違背憲法，有的則是隔三差五的進行修改，憲法已經失去了實際的意義。看一個國家是否是憲政國家，要看它是否真的以憲法為根本，實際是否與憲法一致。

⑵ 什麼是憲政憲政是什麼意思

憲政又稱立憲主義，是西方政治學和法學中的一個概念，至少包括兩層含義：

第一層含義是指導憲法制定或推動憲法實施的實踐；

第二層含義是建立並推動特定類型政治制度的實踐，這類制度一般包含了有限政府、權力分立、代議民主、司法獨立等政治原理。

「憲政」只是一個名詞，資本主義也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既然資本主義有憲政，社會主義也可以有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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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所以不能搞西方憲政，有著充分的理由。首先，是基於西方憲政本身的階級局限性和暴露出的問題。它本質上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決定著社會政治機器的運轉，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西方發達國家搞了幾百年，其政治制度模式依然弊端叢生、沉痾難除。

甚至一些西方有識之士也承認，近年來西方制度正面臨深刻危機。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美國當前陷入一種惡性均衡，由於傳統制衡制度不斷根深蒂固且越來越僵化，有很多政治制度日漸衰敗。

英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認為，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個突出問題：即民主選舉「游戲化」，民主運作「資本化」，民主決策「短視化」，阻礙了國家治理。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表文章認為，西方民主正在經歷艱難時世，民主常常與債台高築、運作失靈等聯系在一起，金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

其次，是基於一些發展中國家盲目移植西方憲政的慘痛教訓。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西方國家的策動下，都曾試圖通過西式民主之路來實現繁榮發展，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非但沒有解決需要解決的問題，反而陷入了無休止的動盪與混亂。

⑶ "法國總理可副署總統的部分文件等."請問此"副署"是什麼意思啊

這關繫到法國憲政體制的問題。

法國，也就是現在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既不是美國式的總統制，也不是英國式的議會制。而是將二者結合起來形成的「雙元首制」，也叫做「兩頭制」。

具體而言，就是說總統作為國家元首的同時，也享有一定的行政權，主要是關繫到原則性國策方面的，諸如外交、國防、重大內政。
但是，這並不是說總統就擁有了完全的絕對的行政權，即使是在外交、國防方面。總統所受的重大限制就是總理的「副署權」。也就是說，總統的政令要想生效，必須要有總理的簽名，也就是「副署」。總理有權副署，也有權拒絕副署。如果未經總理副署，總統的政令是沒有法律效力的。當然，這並不是說總統就要受到總理的極大限制。因為，作為總統，要想控制總理更簡單——隨時罷免他。

⑷ 從法國憲法發展和產生分析法國憲政歷史進程總結及特點

綜觀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的制憲運動，不難發現其基本特點和運行軌跡。法國近代意義上的憲法制度是在革命運動中逐漸建立和完善的，但它經歷了相當長時間激烈動盪和頻繁更迭的歷史過程。總起來看，理論上的先導性和超前性是其最基本的特點之一。法國憲法先理論後實踐的特點，客觀上產生了某些負面影響，它既導致法國制憲運動有章可循，有源可溯，又使新憲法往往超越時代，結果激進的憲法只能停留在紙面上而難於付諸實現，甚至有流產的危險。
法國制憲運動另一個突出特點是憲法理論流派眾多，主張各異，這使憲法的原則精神和嚴肅性受到削弱，因而人們可以時常看到法國大革命時期各利益集團、各階級階層恣意踐踏憲法的混亂狀態。同時，1789年大革命勝利伊始，就暴露出各階級憲法觀的嚴重分歧。有的憲法理論家崇尚盧梭的主權在民思想，有的主張以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原則為立憲之本。譬如，孔多塞就極力倡導法國政治制度的最高目標是保障天賦人權，憲法的核心內容應是一個人權宣言；法國憲法學界泰斗西哀耶斯，則主張法國憲法理論應把三權分立學說，社會契約論綜合地體現於一部系統完整的憲法之中；西哀耶斯窮畢生精力於法國制憲運動，先後參與了八、九部憲法的制定，其影響超過孔多塞而盛名遠播。

⑸ 論憲法和憲政的聯系與區別

在人文社科話語體系中，憲政指涉的是一種關於國家權力良性運作的政治思想、狀態或者過程，追求一些崇高的價值。我們在研究這一課題時，面臨二個無法迴避的事實：一是憲政發源於西方，——因此只要我們用憲政這一話語來討論問題，就無法迴避西方學者對這一術語的認知和研究成果；二是研究這一課題的目的是為中國憲政建設——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憲政——提供理論支持。因此在當下的語境中討論憲政，我們必然面臨這樣一些問題：「社會主義與憲政是否兼容？」「憲政的普適性價值何在？」「究竟什幺是社會主義憲政？」「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憲政？」本文試圖就這些問題作一初步探討，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
在中國的歷史上，憲政曾被視為西方的腐朽產物而受到敵視和排斥。這固然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人們的線性思維方式有很大關系，但卻引出兩個問題讓我們思考：發源於西方的憲政是否能同樣適用於東方的中國？形成於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憲政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從邏輯上講，研究社會主義憲政首先面對的就是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問題。盡管改革開放後我國學者對憲政的研究密度反映了他們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但這樣的疑問依舊存在，不容迴避。事實上，從法律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學者對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這一問題看法不一。就法律的本源問題，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認識模式。一種認為法律是制定的，人們可以根據時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論和對公共政策直覺的感悟，學習法律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制定法律來引導社會發展；另一種則認為法律是發現的，只能紮根於本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傳統之中。在我們國家這兩種觀點表現為移植論和本土論之間的論爭。移植論者認為後發達國家可以學習移植發達國家的法律，來加速本國法律的發展。如何勤華教授最近撰文認為，「法律移植是法律發展的規律之一」，是「世界法律發展的一個基本歷史現象」，「沒有一百年來對外國法律的移植，也就沒有近代中國法」。[1]法律本土論者向來就不少。如孟德斯鳩就曾說過，「為某一國人民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適合於該國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適合於另外一個國家的話，那隻是非常湊巧的事。」 [2]自孟氏以來，西方出現了一種「鏡子」理論，認為法律的每一方面均是由經濟和社會所鑄就，深深紮根於各個特定的社會。故法律移植實屬困難，或者根本不可能。[3]在我們國家，朱蘇力被視為這一觀點的主要倡導者。在《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一書中，蘇力先生指出：「關於法律移植，我確實認為法律移植不大可能」。[4]
但是，當今社會的現實似乎證明了法律移植論的主張。自從近代憲法在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以來，各國就紛紛模仿。各國憲法在內容和形式上區別很大，但幾乎都具有如下的特徵：憲法的效力高於普通法律，修改程序異於普通法律，主要規定國家的根本組織，內容劃為三塊，一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二是國家最重要機關的組織許可權及其相互關系，三是憲法的修改。[5]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具有極強地域性的西方憲法的觀念和形式覆蓋了全世界。西方憲政雖具獨特性，但許多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現代社會對法治和憲政的不同需求。因此，盡管現代社會各國政治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傳統各異，但只要採取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效率導向的市場經濟，非人格化的官僚管理體制，奉行利益導向的形式理性價值觀念，就必將選擇法治和憲政。在我們看來，憲政與社會主義有極強的內在關聯，可以說沒有成功的憲政建設，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也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建立以實質正義為價值導向的憲政。
（一）憲政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主義的特徵之一
社會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理論或者理想，還是一種制度或者運動形態，都體現人類文明發展到了一個更高階段。憲政則是人類在千百次試錯和糾錯之後所創造的文明中的少數幾顆璀璨明珠之一。從國家權力行使入手並試圖讓人類在國家權力的關照之下一步步走向全面解放，正是憲政存在的現實意義。顯然，這構成了以解放人類為終極目標的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其重要特徵之一。從社會主義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社會現實來看，憲政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
首先，只有建設憲政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追求。憲政最根本的價值追求是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公民的權利（下文將詳細論述這一問題），社會主義同樣十分關注人權的實現和保障。從人權產生的目的來看，人們對人權的推崇，實際上是對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財產權的保障等權利的渴求。歷史上的一切進步運動，都致力於人權的實現和保障。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是讓所有的人都充分享有各種權利，建立一個「由全體社會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使全體社會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6]從人權的內容看，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革命者反對政治權力對公民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恣意剝奪，追求自由、平等和財產權，也是社會主義運動者的目標。在本質上，社會主義與以往的一切進步運動一樣，以實現和保障人權為價值追求，其區別只在於社會主義從經濟基礎入手，找到了使這一夢想成為現實的路徑。
盡管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和存在的目的是實現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但客觀條件決定了在社會主義階段全民不可能直接行使權力，必須存在權力所有者和權力行使者的分離。從人性的角度看，如果少數權力行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行，時刻牢記為公民服務的宗旨，那幺就不必擔心他們濫用職權，對他們的限制就成為多餘。但從古今中外的歷史和現實來看，這種哲學王的幻想只有破滅的命運。在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眼中，人性是邪惡的。這從諸多學者的論述中就可以見得。社會主義學者反對抽象地談論人性，認為人的屬性是多方面的，在總體上表現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以及社會屬性內部的沖突，構成了人性的外在沖突和內在沖突，前者表現為人的感性慾望的滿足與社會關系有序化之間的矛盾，後者表現為各種社會關系之間的沖突。人性在其外在沖突和內在沖突的過程中表現出的具體人性存在著一種與社會發展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可能，這對於無論以何種形式存在的人來說都是如此。[7] 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會出現權力運行不符合權力所有者意志和授權目的，甚至反過來侵犯權力所有者權利的事實。憲政作為防止這一現象出現的成功政治實踐，必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選擇。
其次，憲政是標識社會主義特徵，建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環。政治文明這一概念，馬克思在論述執行權力、集權制和等級制時曾提到，但並未詳細論述。[8]《中國大網路全書·政治學卷》認為，政治文明是由國家構成的社會活動的產物，一般表現為人們在一定社會形態中關於民主、自由、和平、解放的實現程度。政治文明的內容包括國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彼此聯系，互相溝通，協調發展，構成了政治文明的統一體。中國在19世紀中葉已經步入現代化的歷史軌道，在隨後的歷史中，我們不斷地變奏著這一主題，政治文明的轉型則是其核心內容。[9]政治文明作為政治、法律和民主制度等的綜合體，其核心因素是國家權力的行使。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的政治文明史顯示，始終困擾人們難以回答和解決的難題在於，政治文明在不斷推進的歷程中始終表現為「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政治統治關系，社會不平等、不公正對社會平等、公正的價值主導格局，少數社會成員對於多數社會成員的權力控制形式。所以，盡管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現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層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質卻沒有出現由於政治文明演進中的量的積累所最終導致的質的變化」。[10]
顯然，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超越以往任何政治文明的一次質的變化。社會主義國家要建設的政治文明，無論從內容還是類型上講，都具有超越以往任何歷史類型的實質區別，是一種新型的政治文明，她要拋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建立一種平等公正的價值主導格局。當現代化被確定為我國的奮斗目標，特別是現代化建設擴展到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層面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便處於排頭兵的地位。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新型的政治文明，必須使國家權力按照社會主義的本質運行，憲政正是這樣一種制度選擇。憲政作為防止國家權力的行使違背人民的意志，追求少數人利益的一種政治構架和實踐，能夠有效地控制國家權力的運行，是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當然評價指標。社會主義憲政體現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價值內核，是中國政治文明轉型建設獲至成功的重要一環，也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標志。
復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資本主義處於共同的歷史階段和時代環境，決定社會主義中國必須建設憲政。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預測，資本主義後的共產主義分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即我們所謂的社會主義階段）和共產主義階段。但在落後的國家如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則必須經歷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據十五大報告的論述，這一階段「不是泛指所有的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要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我國正處於這樣的階段。「從歷史的長河來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終前途是進入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順利發展的下一站也是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11]這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資本主義是共時態的社會發展階段，都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間的過渡社會形態。當今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處於共同的歷史階段，面臨著共同的時代背景，肩負著發展生產力的歷史重任。「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與資本主義建設的區別，僅在於建設的方向、道路和領導力量方面，而不表現在建設的具體任務或內容上。」[12]
資本主義國家長達幾百年的興盛歷史，充分證明憲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18世紀的英國是發達國家，而法國則是發展中國家，這種差距產生的根源在於二者制度上的差別。當時在英法都存在資本主義，但英國在1688年以後就形成了憲政制度，法國則處於專制統治之下。這種制度上的差異，使英國的資本主義是「好資本主義」，即自由市場是以政治上沒有壟斷為基礎。當時的英國建立了一種共和憲政制度，存在分權制衡，這種制度限制了當權者的機會主義。而在大革命以前，法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壞資本主義」，經濟上有自由，但政治上是人治，是一種壟斷政治。政治壟斷使機會主義盛行，政府部門提供的服務質次價高，還與商人勾結獲得大量壟斷利潤，產生的收入分配既無效率又不公平，限制了市場的容量，有害於經濟發展。只有在憲政制度下，壟斷政治和政府的機會主義才會消除，分配才會盡可能公平，進而增強民眾的購買力促進經濟發展。美國經濟發展後來居上，也證明了這一點。[13]盡管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從本質上講能夠更好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但我們當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正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擴大經濟自由，會面臨種種實踐困難。因此，我們應該吸取英美法的歷史經驗，積極利用憲政這一文明財富，促進經濟的迅速發展，追趕民主、文明的時代潮流，促使社會主義順利地邁向共產主義。
最後，在社會主義中國，憲政建設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意味著在一個具有兩千餘年封建傳統的地域上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中國長期的超穩定的封建統治，形成了一套封建官僚政治。「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徵或規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壞全系於官僚一身，甚至國家安危、民族興亡、人民枯榮，最後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則對之無可奈何。」[14]所以在封建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似成定律。在這樣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面臨著傳統的種種阻力，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跳出傳統的周期率問題。記得1945年在延安時，黃炎培問毛澤東，中共能否跳出「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澤東滿懷信心地對他說，我們找到了能夠跳出這一周期率的辦法，那就是民主。[15]所謂跳出周期率，是指如何防止國家權力腐化導致國家分裂動亂。為此，從建國到現在，中國共產黨都在摸索如何使國家權力執掌者遵從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的宗旨。在毛澤東時代，整黨整風、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黨外群眾和民主黨派人士監督等種種措施多管齊下；鄧小平則在確立經濟建設為中心後，強調民主法制建設。半個世紀以來，我們摒棄了運動式的整黨整風、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逐步走上訴求制度和法律的道路。從總體上講，盡管我們在國家權力的行使和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並沒有將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控制在最低程度。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憲政建設在目前是相對較好的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的嘗試。對於有著悠久權力本位傳統的社會主義中國來講，憲政不失為真正跳出「周期率」的就近良策。
（二）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建立實質憲政
憲政與憲法關系密切，憲法是憲政的前提，憲政是憲法實施的結果。憲法與法治也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在人類歷史上，法治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原則和制度要求，但主要體現為一種價值追求。憲法作為體現和塑造一國客觀價值秩序的首要文件，引導著一國法治的主要價值追求。法治與人治的區別在於堅持法的權威至上。在現代國家中，憲法統帥著一國的法律體系，如果放任憲法被踐踏而得不到遵守，法的統治將淪為空談。從這個意義上講，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法治首先是憲治，憲政是法治的必然結果。一個國家奉行什幺樣的法治理念，踐行什幺樣的法治模式，就有什幺樣的憲政實踐。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法治在古希臘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但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理論及制度安排則是資產階級革命前後的事情。現代法治是人類告別前現代社會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產物，以「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作為哲學基礎，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價值密切相關聯」，是現代西方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主要模式，並為非西方國家所效仿。[16]盡管西方各國的法治理念和模式有所區別，但現代法治產生的西方背景以及構成這一背景的文化、歷史、經濟和政治的相似性，使之呈現出一種整體性和階段性特徵，經歷了從形式法治到實質法治的歷史演變。我國學者高鴻鈞在《現代西方法治的沖突與整合》一文中的研究顯示，[17]形式法治是在反封建專制斗爭中由資產階級思想家首先提出來，戴雪是始作俑者，而法律實證主義則為之提供了理論支持，其後的學者如拉茲、哈耶克、富勒和芬尼斯的有關論述強化了形式法治的特徵。從總體上講，盡管思想家的觀點在細節上極具智能，但總體含義基本一致。形式法治作為西方法治的第一站，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其理論上的缺陷十分明顯，並受到實踐的強力挑戰。、[18]在20世紀初期，實質法治在學者對形式法治的一片討伐聲中登堂入室，其始點是1919年的魏瑪憲法和1918年蘇俄社會主義憲法的制定。實質法治是對形式法治造成的社會貧富不均、失序沖擊秩序的挑戰的回應。自此以後，現代法治的理論和實踐在內容和價值上發生了根本變化，1959年的《德里宣言》是個明顯的標志。這種變化隨之波及民法、刑法等領域。[19]我們同樣可以在馬克斯·韋伯、紐曼、莫爾、沃克，特別是羅爾斯、德沃金等學者的論著中找到實質法治的思想淵源。與形式法治相比，實質法治主張以實在法之外的正義、道德來衡量和檢測法律，要求法律保護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並從制度安排上來彌補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不平等。
憲政主要關注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護社會成員彼此不受侵害，並通過一序列制度構架來限制政治權力的行使。憲政將這一價值追求訴諸於法律的統治，憲法則擔當起總體制度構架的重任，如1787年美國憲法通篇只規定國家權力。自法治在西方國家確立以來，體現在制度層面和實踐維度的憲政便同時出現，法治建設的歷程也是憲政建設的歷史。與法治的歷史流變相關，憲政也經歷了從追求形式正義到追求實質正義的階段性變化。但我們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在時序上，形式法治是西方法治的第一站，隨著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轉向壟斷經濟，法律工具導向的形式法治轉向了價值導向的實質法治。但是，實質法治並沒有代替形式法治，形式法治還是法治的主體，實質法治只是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內對之加以補充和修正。「在現代民族國家，只要利益導向的市場經濟、科層制的官僚政治和工具理性的價值觀占據主導地位，形式法治就會繼續成為主導型法治形式，實質法治只能處於一種補偏救弊的地位。」[20]同樣，與形式法治相適應的形式憲政在當代民族國家居於主導地位，而建立一個完全的實質憲政尚待時日。在我們看來，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建立實質憲政。
事實上，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很早就看到了形式憲政的局限和弊端，他們從現代化的高度剖析了形式憲政的弊端，為社會主義超越形式憲政建立實質憲政開出了一副革命性的良方妙葯。馬克思認為，作為現代化進程一部分的形式憲政有其光輝的一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給予資產階級高度的贊揚：「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他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他無情的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首長的行行色色的封建羈絆。」[21]但馬克思認為現代性並非是和諧的整體，矛盾、二律背反貫穿其中。「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具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飢餓和過渡的疲勞。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窮的根源……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22]形式憲政向實質憲政轉向的根本動因在於經濟的發展。前者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相適應，後者則以社會市場經濟為支撐。當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加強對社會和經濟的干預，社會市場經濟一統天下時，實質憲政卻並沒有隨之取代形式憲政，其根源就在於私有制。盧梭在論述不平等的起源時就揭露出不平等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出現的唯一基礎上；他認為私有制的出現是一種災禍。[23]馬克思同樣認為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經濟根底，因此他號召說：「哲學家只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重要的在於改變世界」，認為只有建立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為實質憲政的實現創造經濟和政治上的條件。
社會主義實踐也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將為實質憲政的實現提供先決條件。這首先表現在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製取代了私有制，為經濟上的平等提供了前提。「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者是生產條件（既包括他所耕種的土地，也包括他用來勞動的工具）的非所有者」[24]，「所有權表現為佔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表現為勞動者不能佔有他自己的產品」，這種狀況僅僅「是法律上的合理存在，而不是經濟上的合理存在」。[25]這種「法律上的合理存在」必將導致形式憲政的出現，而作為經濟上的不合理存在，則必然阻止形式憲政向實質憲政的轉化。社會主義制度超越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狹隘性，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如果土地所有權歸人民所有，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基礎，使勞動條件變成一個獨立於工人之外並同工人相對立的力量的基礎，就不再存在了。」[26]這一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將使資產階級失去剝削的工具，為經濟上的平等創造條件，進而為形式憲政向實質憲政的轉變掃清了障礙
另外，社會主義將建立一種全新的民主制度，使人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體現。從奴隸社會始，國家權力經歷了從所有權與行使權合一到逐漸分離、國家權力所有者從單個主體到多數主體乃至屬於全體國民的演變，在這一演變過程中，國家權力同時向社會成員權利轉化和回歸，幾乎所有的現代國家都在憲法中宣布主權屬於人民，公民享有種種政治權利。[27]在現代國家，要保證主權屬於人民，只能建立某種形式的代議制。所以列寧說：「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像什幺是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28]社會主義民主是一種全新的民主，充分地闡釋了人民主權的真實含義。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發展前途是「專政的對象日益減少，民主的主體日益增多。這種發展趨勢的最終結果總有一天是專政對象完全消逝，全體國民都成為民主的主體」。[29]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正是這一新型民主的體現，而且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最基本的形式。民主主體范圍的擴充，使人們可以參與協商形成作為共識的法律，所有的人都成為自己的立法者，在法律中體現自己的意志。正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所言：「惟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30]顯然當人民為自己制定的憲法和法律得到實施時，一種體現實質正義的憲政就會出現。
二、憲政的普適性價值
人類發展到近現代，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一枝獨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人們驚嘆西方的繁榮時，更為其精密有序的政治秩序所折服。面對西方現代化的誘惑，反觀本國的積弱積貧，我們堅信走憲政之路，是社會發展使然。將濫殤於西半球並具有極強地域性的憲政視為社會發展必經之路，其預設的一個理論前提是憲政具有普適性，它所追求的價值，不僅適用於西方，而且應為所有的國家所追求。我們研究憲政這一主題，應該首先明確憲政自身的價值追求。憲政發端於西方，厘析憲政體現的價值追求，自然無法拒絕西方語境下的憲政含義指涉。
在經歷過中世紀極端專制和殘酷的統治後，創立一套使公民免受政府侵犯的政治制度是人們的最高政治追求。在傳統上，西方憲政思想的突出主題是要設計一些政治制度來限制政府權力的行使。古典憲政思想傳統上關注於最大限度地保護社會成員彼此不受侵犯，同時將政府侵犯其公民的機會降至最小。在現代政治學和憲政理論中，學者在論述憲政時，關注的依舊是有限政府和公民權利的有效保障。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丹·萊夫認為，「憲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鉗制政治權力的公共規則和制度。憲政的出現是與約束國家及其官員相關。」[31]斯蒂·M·格里芬則認為，「憲政是這樣一種思想，正如它希望通過法治來約束個人並向個人授予權利一樣，它也希望通過法治來約束政府並向政府授權」。[32]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雅施·蓋伊（Yash Ghai）理解的憲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的權力由憲法界定和限制，憲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擁有通過不同形式的司法審查來實施這些限制的權威，這種司法審查可以經由任何感到其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為的侵犯的當事人的請求而開始。」[33]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主席凱茨博士則認為，「任何有意義的憲政概念必須考慮到『合法性』（國家權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和『同意』（人民對政府及其行為的承認和贊同）。」[34]
西方學者對憲政的這一認識，來源於他們的自然法思想。在古典自然法學者眼中，在前政治社會時期，人們享有天賦的生命、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權利。但這一社會有其致命的缺陷，沒有一套明文規定的法律為大家所接受，缺少一個有權依照既定的法律裁判一切爭執的公正法官，也沒有強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於是，生活在自然狀態下的人們只得「放棄一種盡管自由卻是充滿恐懼和危險的狀況」，相約進入政治社會。人們放棄一個自由的社會並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形成政治權力，只是為了形成一個自由而和平的生活狀態，「政治權利就是為了規定和保護財產權而制定法律，以判處死刑和一切較輕處分的權利，以及使用共同體的力量來執行這些法律和保衛國家不受外來的侵害的權利」。自然權利的讓渡，通過人們之間的契約行動來實現，憲法就是這一契約的書面形式。政府在行使政治權力時必須按憲法行動，「除了保護社會成員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以外，就不能再有別的目的和尺度」。[35]洛克在強調政府必須按憲法行動的同時，也注意到權力分立對防止政治權力侵犯個人權利的重要意義。它的這一分權思想最終由孟德斯鳩加以系統化和理論化。在孟德斯鳩看來，只有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立並由不同的機關行使，才能逃脫專制的危險。「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統一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⑹ 憲政的定義

法學家格哈德卡斯珀在論文《憲政》（Constitutionalism）中提到：「憲政有描述性和規范性的兩個內涵。描述性內涵是說它被用來指代歷史上，人們為逐求各項權利、自由等的制度性承認的奮斗；規范性內涵的意思是它包括了美國憲法中政府的必要特徵。」 美國憲法規定：（1）立法權由國會行使，國會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2）行政權由一任美國總統行使；（3）司法權歸屬於最高法院和各下級法院，下級法院可由國會不時規定和設立。
周葉中主編的法學教材《憲法》中，給出的說明是：「憲政（constitutionalism）也稱「立憲政體」、「立憲主義」。近現代意義的憲政的含義有多種，不過可歸納為兩類（如右圖）。憲政作為專制政體的對應物，其基本內涵就是用憲法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經取得的民主事實確認下來，用法治的精神發展和完善這種民主事實，以此保障公民權利，它一般應包含三個基本的要素：民主、法治和人權。其中，民主和法治都服務於相同的價值——保障人權，只是在憲政中角色不同罷了。」
中文含義：民主的自由政治。見1983年版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1250頁，（1992年2月北京124次印刷）。
中文「憲政」一詞來源於日文漢字，中國首次提起並予以介紹者是晚清著名學者黃遵憲。黃遵憲1887年在其《日本國志》一書中有介紹（「立憲政體」），梁啟超讀後為該書寫了《後序》發表。正是由於梁啟超的推崇使用，以及他在文中對「立憲政體」即「憲政」的明確解釋，使得這個詞所代表的政治思想逐漸為中國人所認知。
「憲政」又稱「立憲主義」，英語中相對應的詞是Constitutionalism，發源於英美，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中文詞「憲政」對應的英文原詞constitutionalism ，其本義主要對應著一般中文的「制度」主義、「架構」主義、「法治」主義、「立憲」主義等多層意思，也是這些中文意義的總合。
我國從近代以來開始受「憲政」觀念影響。早期主要受英國「立憲政體」的影響，把憲政理解為民權與君權的結合，所謂「君民共主」。後期倡導「民權主義」，強調政權和治權分離。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五權憲法」是中國資產階級憲政主張的集中體現。我黨第一代領導人在同國民黨專制獨裁政權的斗爭中，也使用過「憲政」概念。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我黨開始用「人民民主專政」概念。
19世紀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本傑明·柯蒂斯曾經寫道：「法庭不能基於政治考慮而做出司法判決……根據法律解釋的固定規則，當拋棄憲法的嚴格解釋而允許每個人持有自己的理論觀點時，我們就不再擁有一部憲法。我們將陷入某些個人的統治之下，在這種統治中，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眼下認為正確的觀點來宣布憲法的含義」。

⑺ 憲政啥意思

憲政又稱立憲主義，是一種主張國家權力來自並被一部憲法約束、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或理念 。憲政的要義有兩點：第一是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自由；第二是限制公共權力，一切公共權力的權威與合法性來自於憲法。

⑻ 憲政是什麼

憲政：又稱立憲主義，是西方政治學和法學中的一個概念，至少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導憲法制定或推動憲法實施的實踐；第二層含義是建立並推動特定類型政治制度的實踐，這類制度一般包含了有限政府、權力分立、代議民主、司法獨立等政治原理。

⑼ 法國憲政形成演變的特點和歷史影響

特點：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彰顯了協商民主和求同存異的精神，在斗爭和妥協中產生，體現了法國的民情。
影響：促進了法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完善，為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⑽ [轉載]什麼是憲政憲政是什麼意思

憲政是指一種在憲法之下使政治運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狀態，它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被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憲政的實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權力，同時要保障公民的權利。「憲政」（Constitutionalism 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與「憲法」（Constitution or Constitutional Law）一樣，均是舶來品。從英文詞源上看，憲政與憲法有不解之緣。從歷史淵源上考察，古希臘最博學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交替運用憲法、憲政、政體等語詞，在他那裡，憲政與憲法的含義並無二致。他主張用憲法的形式限制整個國家的結構，規限城邦「最高統治機構政權的安排」。到了近代，憲政與憲法的含義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而且，就其科學內涵而言，近現代憲法與憲政的概念與古希臘時期的城邦憲法、憲政均有實質上的不同。西方學者的憲政概念：他們都迴避對憲政階級實質的分析，且大都是從某一角度來闡釋憲政，因而不夠全面。若撇開他們以西方憲政為理想參照系所帶來的偏見不論，他們的不少觀點對我們界定憲政概念還是有借鑒意義的：（1）憲政以「法之法」的憲法為基礎；（2）憲政意味著對於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制度安排，它保障公民權利並制約政府權力；（3）憲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4）憲政包含著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中國學者的憲政概念：既包含了西方學者憲政定義中的合理成分，又有自己的突出優點，一是比較全面，二是大都強調了憲政的動態意義和實踐色彩。但也有若干不足，如張友漁教授的定義中並沒有強調「憲政」的民主政治要義，以至難以說明一些國家制定了憲法但實際上並不存在憲政的例證。杜鋼建副教授的觀點頗為新穎獨特，有一種更為務實的特點。但他將民主排斥出憲政的要義范圍而把自由推崇為憲政的首要目標並不可取。自由是憲政的低度目標，民主才是憲政的關鍵要旨。總結上述學者的觀點，我主張把憲政簡單地定義為：憲政是以憲法（立憲）為起點、民主為內容、法治為原則、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和政治過程。憲政和憲法的關系：從根本上講，憲政確立與否，不僅僅取決於擁有一部有形的憲法，而更重要的在於與憲政的基本要求相統一的憲法的從價值基礎、政權結構及其保障機制等實質內容。在形式上，憲政有賴於憲法；而在理念上，憲法形式也脫離不了人們對憲政所追求的理想價值成分。憲法一旦頒行就成為實施憲政的依據，指導憲政建設的運行。而憲政所負的使命是，既要實施憲法，又要完善發展憲法。這里，憲法和憲政具有形式和內容的辯證統一關系。憲政對於憲法的意義在於，首先它是防止列寧所說的「虛假憲法」產生的唯一手段。列寧指出：「當法律同現實脫節的時候，憲法是虛假的；當它們是一致的時候，憲法便不是虛假的。」憲政是憲法的支柱、動力和靈魂，有憲法而無憲政，憲法便失去其真實性、有效性；其次，憲政是驗證憲法「正當性」的問題：什麼是憲政？憲政是什麼意思？ 關鍵環節。憲法的「正當性」特指憲法內蘊的應然價值取向，憲法規范應體現公認的立憲主義的憲法觀念和精神，表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象清末《欽定憲法大綱》企圖用根本法的形式把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鞏固起來，因而即便它在現實中得到實施，也不會有「憲政」可言。而就中國1975年憲法而言，若嚴格實施，也不會帶來人民所渴求的「憲政」。可見，憲政是驗證憲法「正當性」本質所在，憲政運作既是體現憲法「正當性」的實踐環節，又是驗證憲法「正當性」的手段，並不斷推動其「正當性」的手段，並不斷推動其「正當性」的動力源泉。總之，實行憲政在正常的條件下，固然是以正當性的憲法為前提，無憲法即無憲政，正當性的憲法是憲政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而憲政又是憲法的靈魂所在。沒有憲政動作，憲法就徒有其名，虛有其表。憲法是依賴憲政來得以實施、維護和發展完善的。憲法權威的樹立，憲法的實施、完善和發展是寓於憲政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