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貴族為什麼免稅

1. 論述題結合法國大革命分析革命期間階級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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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貴族階級與資產階級彼此相似卻相互孤立
1755年一位貴族這樣寫道：「享有特權的貴族們每天都在破產、消亡，而第三等級卻都日益富裕起來」，法國大革命前幾個世紀以來法國貴族面臨著越來越貧困而資產階級逐步致富的局面，使得資產階級在很多時候財富和貴族一樣富有甚至超過貴族，經濟地位差距的縮小使得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教育不斷趨近，「資產者的知識來自同一地方，甚至來源於同一光源。對於他們，教育同時具備理論性與文學性：巴黎是法蘭西唯一的導師，它賦予一切人以相同的形式和行為舉止。」在18世紀末，法國貴族與資產階級除了權利差別以外，在思想和行為習慣上彼此相似。
而法國貴族等級制度的特殊性導致資產階級與貴族相似的同時卻沒有化解兩個階級之間相互孤立的階級關系。法國貴族等級制度的特殊性在於，法國貴族在失去政治權力的同時卻獲得了諸多個人特權作為他們政治權力損失的補償，在這些不平等的特權中，影響最大的是法國稅收政策不平等，比如免稅特權，貴族們直至死亡都一直擁有捐稅的豁免權。由於資產階級和貴族納稅上的不平等，資產階級和貴族之間的階級界線會隨著每年的征稅再次刻畫並逐步加深，使得這條階級界限越發清晰和明顯而不是相互融合。
法國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障礙始終界限分明，越過這道階級界限意味著在享受貴族特權的同時和原先的階級相割裂，而這樣的特權卻是原來的社會階級所憎惡和鄙視的。貴族無法容忍他們的團體中出現有資產階級背景的人，資產階級也排斥那些徒有貴族外表的人。
二、資產階級與人民相互分離
如同貴族孤立資產階級一樣，資產階級和人民之間的階級關系也是相互分離。資產階級與人民之間相互分離的重要因素同樣是階級特權：資產階級通過購買政府販賣的政府職位獲得特權，達到免去公共負擔的目的。
資產階級通過購買政府職位獲得特權以減輕甚至免除了軍役稅，而鄉村中除了貴族之外幾乎所有人都在自己的領地上無法逃避這個沉重的納稅負擔，導致了鄉村中家境富裕的人寧願傾其財產進入附近的城市購買政府裡面一官半職，成為政府官員。資產階級對於職位的追求可謂空前絕後，他們只要獲得一小筆資金，便馬上購買某個政府職位，連最小的資產者都可以謀得一官半職。資產階級憎恨貴族享有免稅特權同時追逐數以千計的官職帶來的特權：有些免去勞役負擔、有些免去軍役負擔。國家甚至由於出售給資產階級的官職過多導致軍役稅因過度減免使國家收入減少而控制出售官職的數量。資產階級在購買官職後成為特權階層，資產階級中的免稅者甚至多於貴族中的免稅者。這樣做的危害使得從鄉村出身的資產階級在城市定居後失去了對鄉村本土的情感，逐漸對那些鄉村生活中的相關事務變得陌生。居住地的分離，生活方式的差異，尤其是資產階級購買特權造成的階級差異，使得資產階級與人民分離。
資產階級獲得官職及對應特權後和貴族一樣變得驕傲自大、自私自利，在他們的行動中最突出的一點便是不願意與人民混淆在一起，並且使用各種手段擺脫和人民的關系，托克維爾認為，資產階級在排斥人民的同時也在逐步從人民手中奪取本屬於他們的政治權力。
三、貴族和資產階級特權向民眾轉移負擔
在貴族和資產階級眼裡，那些與他們共同生活在城市裡的民眾越來越陌生，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特權免稅導致本地稅收絕大部分都轉移到了城市下層階級身上，蒂爾戈在其著作中說道：「城市資產者發現了一種新的方法制定入市稅，以免自己來承擔這個重擔」。而沒有特權的普通民眾因為不公平的稅收加重了自己的分擔怒火中燒。
在14世紀法國奉行著這樣一句格言：「未經納稅人的統一，政府不得無故征稅」，政府對此有著堅定的決心，違反這條准則無疑與實施了保證，恪守這條准則則意味著尊崇了法律。而18世紀的大革命前夕，國王可以不經過民眾統一單方面設定征稅標准，而貴族和資產階級只要仍享有稅收豁免特權，不傷及自身利益，便會縱容國王對最為貧苦的第三階級征稅。因此國王在第一次單方面征稅時，有意避開了會損害貴族和資產階級利益的稅種，選擇了一項貴族和資產階級可以豁免的稅――軍役稅。另一個案例則是馬扎然曾經由於缺錢，專門針對巴黎富豪徵收的賦稅，但遭致激烈反對，使得賦稅無法在無奈之下轉移到普通百姓身上，馬扎然征稅的初衷是希望向最富有的公民征稅，結果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絲毫不為撼動，沉重的賦稅最終落在了最貧困的敗興頭上，但在此同時，國庫的收入卻未受損失。國家出台的稅制不能從貴族和資產階級身上獲得稅收，相反卻要強加給那些最為貧困的第三階級民眾，這樣極不公平的納稅體制，必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富人免稅，窮人納稅。由此，貴族和資產階級向民眾轉移負擔導致的不平等的稅收在每年都會導致不同階級進一步加速分離，人與人之間孤立成仇，其深度遠遠超過過去任何一代。
四、結語
法國大革命前夕政府日漸拮據的財政狀況使得賣官鬻爵越來越嚴重，這種處於財政需要而非行政需要的官員職位增設變相的通過出售職位特權使得法國各個階層相互分離，納稅負擔由上層階級轉移轉移到底層，各階層間嫉妒和仇恨增加，沒有共識，各自為政，缺少共同合作的利益基礎，階級間的不平等和相互分離、孤立的趨勢造成了造成了各階層間極為緊張的社會關系，在公共領域問題的合作上分崩離析，沒有了各階級間的和睦共處和相互幫襯，國家的自我管理便失去了可能性。

2. 法國社會等級第三等級屬於什麼

法國的社會分為三個等級，教士屬於第一等級，掌握著精神權力，享有免稅特權，不受世俗法庭審判，貴族屬於第二等級，也有免稅特權，餘下的大多數法國人屬於第三等級，三級會議由這三個等級分別推舉代表選成，通常三級會議最重要的議題是稅收，即當國王要征稅時，才召集三級會議，因此，會議的時間是不固定的。

3. 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貴族擁有怎樣的特權

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貴族能夠在自己的地盤上面當家做主，根本不用看國王的臉色行事，相反的國王的權利反而沒有那麼大。貴族們都是超級大地主，擁有非常多的土地和錢財，還享有非常多的特權。

由此可見，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貴族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好，他們擁有者平凡人擁有不了的東西，能夠有很多的特權，能夠自己當家做主，能夠擁有很多土地，能夠不把國王放眼裡，過的生活可以說是別人一輩子都羨慕不來的。

4.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是什麼該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權制，行政管理體制，巴黎至高無上的權力，等級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文人的理論支持，政治自由的缺失，路易十六的改革，而這所有的原因都蘊藏在舊制度里。

怎麼講呢，這場變革在我看來相當於底層勞動人民的自救。大革命爆發前，因為政治自由的缺失，人們注重追逐經濟利益，各個政府不斷向人民索取利益，在農民身上的各種捐稅非常的沉重，但貴族卻可以免稅，資本家通過花錢來購買官爵從而獲得免稅資格。這樣農民與資本家，資本家與貴族之間互相分離並且矛盾重重；農民看似享有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卻是病態的……所有這些因素集合起來從而導致第三等級最後奮起革命。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偶然爆發的，它是眾多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結果，它也不是全新的，而是舊制度下的一個產物。

5. 當今世界各國的稅制結構模式有哪兩大類

稅制結構模式是指由主體稅特徵所決定的稅制結構類型。一般有以下三類：
1、以商品和勞務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模式就其內部主體稅特徵而言，又稱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模式，還可以進一步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2、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結構模式就其內部主體稅特徵而言，又稱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模型。
3、雙主體稅制結構模式，是指在整個稅制體系中，商品勞務稅和所得稅佔有相近比重，在財政收入和調節經濟方面共同起著主導作用。一般說來，在由商品勞務稅為主體向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轉換過程中，或由所得稅為主體，擴大到商品勞務稅的過程中，均會形成雙主體稅制結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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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國VAT有免稅嗎

有免稅的。
VAT 即 Value Added Tax/ AD VALOREM tax ，附加稅，歐盟的一種稅制，即購物時要另加稅，是根據商品的價格而徵收的。如定價是 inc vat，即已含稅， excl vat 是未包稅，Zero vat 是稅率為0。各國稅率不相同，如義大利是 22% 稅率（2013年10月開始實行），（英國是17.5%，2011年1月4日調高至20%），即要多給20% 款項，阿根廷為21%（部分商品實行50%減免，即為10.5%）。
VAT 在國內通常被稱為增值稅。中國大陸地區的增值稅率普遍是17%，有部分實行低稅率13%以及零稅率。

7. 請問在法國巴黎地區購物免稅的問題

法國的消費稅是19%，不分地區全國通用
法國退稅的要求僅僅為持有C類簽證的外國人，在購買三個月內離境，一個護照一天內在一個商場或門店消費總金額超過200歐，可以是多張小票湊滿這個金額。以上條件必須全部同時滿足就可以申請退稅，和消費的東西、商店級別等無關，退稅是政府行為，和商店無關

奢侈品等可以免全稅，也就是是19%，但是需要支付退稅公司8%的手續費，實際到手是11%
法國全境通用VISA卡，銀聯卡僅限巴黎主要的購物中心使用，優惠政策主要是看銀聯或VISA當時是否搞活動什麼的
直營店和商場主要是價格不一樣，退稅是政府行為，全國統一，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機場可以選擇現金退稅或信用卡退稅。退稅的手續費就是你消費額的8%，直接扣掉，另外尼斯機場離境的話現金退稅加收5歐一單的手續費，有幾張退稅單收幾次。現金退稅是當場拿錢，但是往往需要排2到3個小時的隊才能辦理；銀行卡退稅無需排隊，但是一般需要回國後2到3個月錢才能到賬

8. 法國大革命前，法國的貴族有特權嗎貴族的生活狀況怎樣呢

有啊，就好象你現在這樣 。

9. 1792年法國面臨的嚴峻行式是什麼

法國大革命，是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監獄暴發的一場革命，法國的君主專制政體被推翻。大革命的結束時間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觀點認為1794年7月雅各賓派統治的結束為革命的終結。另有觀點認為1799年的霧月政變為革命終結的標志。

托克維爾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解釋
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被公認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與後果提出了一種開創性的解釋。這種解釋並沒有給出一種完美的結論，而是提出了引發後來者思考與探索的問題
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這段話可以說是表達了托克維爾解釋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
在深入研究舊制度的權力結構之後，托克維爾指出：「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他發現，舊制度乃是向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性」過渡的轉型階段，是兩種體制的復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余，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這種社會轉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這種因果聯系恰恰與人們想像的那種"壓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發生的。
托克維爾通過比較研究，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吊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余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就歐洲而言，法國當時並不是封建權利最深重的地區，相反，它卻是封建權利壓迫最輕的地方。這是因為法國早已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而且已變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為如此，農民對殘存的封建權利就更難忍受。作為土地所有者，農民才會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感到痛苦和憤慨；貴族不再擁有統治領地的權力，貴族的特權乃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說，不是貴族個人變得窮凶極惡，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會心理的變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范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不過，相比之下，托克維爾認為，各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之所以加劇，主要是中央集權制的作用。
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維爾認為，中央集權制不是大革命的產物，而是舊制度的產物。法國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歐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在王權中央形成了一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權於一身的統一權力機構，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總督總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力，中央集權制的政府幾乎達到了對全國的全面絕對控制；更有甚者，舊制度實行官員保護制，專橫地庇護大小官員。這樣，中世紀各地區、各人民團體和個人的政治自由權利也統統喪失了。這里應該指出的是，托克維爾顯然是把政治專制與行政集權混為一談了。
托克維爾承認，這種中央集權政府是舊制度的一項成就，是舊制度下「所有活著、動著、生產著的東西」的「新的根源」，也是舊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後保存下來並且能夠適應新社會的政治體制。但是，他也發現，這種單一的中央集權制既是舊制度時期社會動力之源，也很容易成為千夫所指之的。「由於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個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府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結果，這就導致了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絕對依賴又很容易轉變為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心願時，便產生人們對中央政府的極端仇恨。由此托克維爾得出結論：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和巴黎的至高無上地位，是法國多次革命的主要條件之一。
托克維爾還發現，正是中央集權制的發展，造成法國階級分離的加劇，使法國社會變成一點即炸的火葯桶。首先，三級會議的停開，使得第三等級（主要指資產階級）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有聯系。其次，與一般人們想像的相反，貴族的種種免稅特權不是中世紀的遺存，而是中央集權制發展的結果。王權逐漸剝奪了貴族的政治權力，但是，為了安撫與王權對立的貴族階級，作為一種交換，「自15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貴族享有的各種特權尤其是免稅特權徹底導致了資產者與貴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為了獲取免稅特權，資產者設法住進城市並在城市中獲得職位，這就導致了資產者和農民的分離。第四，農民成了被遺棄的階級。不僅其他階級都離棄農民，而且政府對農民極其冷酷無情：把各種捐稅徭役負擔強加給他們，以嚴酷的司法對待他們。各階級之間彼此隔離的惡果，一方面是「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但）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實行分而治之，最後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階級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敵，「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著互相廝殺。」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發的眾多直接因素時，托克維爾論及思想文化、宗教習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強調啟蒙運動和王權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進一步揭示了詭異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歷史因果鏈條。
啟蒙思想為大革命做了准備，這是常識。民主派把大革命視為啟蒙思想的正義原則的實現，保守派則把大革命歸咎於文人的蠱惑。與他們不同，托克維爾所要探討的是啟蒙思想的思維特徵及其得以產生和傳播的社會條件。
托克維爾發現，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主張「用1789年7月14日的巴士底監獄暴動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這種文學化政治思維之所以形成和傳播，是因為法國缺乏政治自由。與英國不同，法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區域，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因此他們只會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至於為什麼這種文學化政治思想會支配法國的政治生活，托克維爾則主要不是分析啟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強調舊制度下法國人的普遍精神特徵。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里，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貴族、資產階級因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經驗，因此對於那種文學化政治理論的危險性毫無所知。貴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為座上賓。國家高級官員也只精通行政事務，而不懂得治國安邦的根本法則，不能理解和預見社會潮流的動向及後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國人都「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里了。」
舊制度政府推行不徹底、半途而廢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發，這是托克維爾的一個獨到而重要的發現。他指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作為末代王朝卻是迄當時為止社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他認為，盡管整個社會機器破舊簡陋，但是這背後有兩台發動機在推動公共繁榮，一是以上層階級為標志的整個民族的覺醒，二是「依舊強大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托克維爾筆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個開明君主政府：國王實際上尊重和服從公眾輿論；政府鼓勵經濟發展、實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還嘗試改革，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開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發。托克維爾描述了這其中的微妙之處：
政府發起各種公共建設事業，與政府有金錢關系的人數驚人地增長，許多人萌發了發財暴富的慾望，但是，專制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使得宮廷的劣跡變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與政府關系最密切、最維護政府的那批工商業資產階級也就變成了最激進的改革要求者；
國王和政府官員公開討論社會政治弊端，國王屢屢試圖減輕下層民眾的負擔，如廢除農民的勞役制和手工業的行會，再如為消除額外增派而實行軍役稅公開措施，甚至要廢除貴族的免稅特權，這些口惠而實不至、半途而廢的改革只是起了喚起民眾不滿情緒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眾的私有財產，對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賴，在飢荒時期強行實施徵集制、食品強制出售和最高限價等措施，對窮人實行嚴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這些都是政府現身說法對民眾進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路易斯十六政府對司法部門、省級行政機構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痾」，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力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彷彿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在這種人心普遍浮動不安的情況下，「最後一擊便使它（國家）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盪和最可怕的混亂。」
托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沖塌神聖羅馬帝國大廈的力量來自西方。1789年法國爆發了革命。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從中世紀早期延續至今的封建社會制度被盪滌。三權分立和人權保證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魯士和奧地利企圖以武力對這個鄰國的事務進行干涉，結果慘遭失敗，引起了革命軍的反攻。在繼承了法國大革命遺產的拿破崙軍隊的沖擊下，神聖羅馬帝國最終土崩瓦解。法國佔領了萊茵河左岸。為了賠償這些地區前主人的損失，進行了犧牲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領地的大規模土地重劃：根據1803年的帝國代表聯席會議的決定，大約400萬臣民換了君主。中等邦國坐享其成。它們中間的大多數於1806年在法國的庇護下結成萊茵邦聯。同年，弗蘭茨二世皇帝退位，神聖羅馬帝國就此壽終正寢。
法國大革命並未蔓延至德國。雖然在過去的年月里這里一再有個別人士試圖消除貴族和市民階層之間的界線，也有重要人物將西邊的變革當作新時代的開始來歡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卻無法躍至德國，因為同中央集權的法國相反，帝國的聯邦制結構阻礙著新思想的傳播。除此之外，革命的發源地法國對德國人來說，乃是敵人和佔領國。同拿破崙的斗爭實際上變成了一場新的民族運動，最後上升為解放戰爭。社會變革的力量對德國不無影響。首先在萊茵邦聯諸國，然後是普魯士開始進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馮·洪堡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終拆除封建障礙，建立一個自由的、擔負起責任的資產階級社會：廢除農奴制、實現營業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義務。但是，許多改革方興未艾就半途而廢。公民在大多數情況下仍不得參與立法；只有幾個主要在德國南部的邦君遲疑地制定了憲法。
[編輯本段]法國大革命-起因
在路易十五當政時期（1715年 - 1774年），由於人民極度不滿國王的統治，不斷遭到各種抨擊。這形成了啟蒙運動，涌現出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一大批思想開明的人物，天賦人權、君主立憲、三權分立等思想應運而生，並且日益深入人心。
在革命前，法國的居民被分成3個等級：
天主教高級教士 封建貴族 資產階級、農民、無產者及除第一第二等級外其他階層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召開三級會議，企圖對第三等級增稅，以解救政府財政危機。第三等級代表則要求制定憲法，限制王權，實行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改革。6月17日第三等級代表宣布成立國民議會，7月9日改稱制憲議會。路易十六調集軍隊企圖解散議會，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裝起義。

10. 法國貴族

貴族們的生活模式其實一直沒什麼大變化。
社交：
繁瑣的禮節、一場接著一場的晚會、宴會、舞會、貴婦們拿個羽毛摺扇半掩這面容，攀比著誰更得體，或是討論那個小伙比較迷人，或是聚在一起談論著誰誰的花邊新聞，比如國王又找什麼情婦、誰誰和誰誰通姦了、某位夫人找了個小情人，當有人長篇大論時她們又像一群呆頭鵝似的湊過來聽然後提出一些低智商問題再然後放聲大笑。或者還會有幾個年輕淑女談論著某部小說的情節，還有的小淑女在討論自己看上了哪家的公子。
男人們討論著自己打獵或者戰斗時的英勇表現，然後端個酒杯站直了身體歪著頭互相長篇大論，說些新鮮的傳聞，眼睛時不時的瞟向周圍的年輕姑娘，並竭力討好著美麗的姑娘、名門小姐、富有的貴婦、寡婦，或者地位比自己高公爵、侯爵和他們的夫人，然後悄悄的給公爵夫人們暗送秋波，因為公爵夫人們不光有錢有勢而且有個特權王前設座，在國王面前說你幾句好話你就不得了了。

當然這些男男女女都雍容華貴舉止優雅。。。
然後跳舞。。。社交舞。

這基本就是一場貴族聚會的場景了，或許中世紀的會更野蠻一點，比如出現一個像豬一樣把肉亡嘴裡送然後把骨頭扔給身後僕人、小丑的。

決斗：
隨處可見，年輕少爺們為了某位淑女（多半年紀比他們大）爭風吃醋，進行決斗（通常是非致命的），然後那位貴婦在人前滿面榮光，人後面帶悲傷的去看望她的小情人。（心裡別提多美了）

婚姻：
貴族們一般都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並不是很懂得理財，所以他們整天盤算的無非就是別人家的豐厚遺產、領地和高貴頭銜，所以誰家的小姐可以出嫁了，誰家的少爺可以娶妻了，這些事他們一清二楚。

經濟：
貴族是有領地的，是可以在其領地內收稅的，而且他們自己不用納稅，和中國不同一般富有的貴族家庭通常也是商人當然自己管理經商這么不光彩的事肯定是管家再管，這些頭腦好使有富有的貴族正式別的貴族惦記的對象。

狩獵：
男貴族幾乎無一例外的都熱衷於狩獵，國王每年也會舉行盛大的狩獵活動。

沒有！
現在你想在法國找到一個有爵位的？找不到。基本跑到了其他國家，或者現在的頭銜是以姓名的方式保留，因為政府並不承認你的頭銜。如果你發現一個法國人的中名中有「德」，一個德國人的中名中有「馮」那就說明這傢伙多半有貴族血統，很多德國人貴族的中名就是以前的該家族的爵位與頭銜。

現在的世襲貴族，我說有貴族的國家，貴族並沒有什麼經濟和政治特權，以英國為例，一些小貴族甚至淪落到開汽車修理鋪，去開上議院會議只是為了那幾塊補貼，而大貴族們則熱衷於用祖先留下的豐厚遺產，經商英國最大的銀行家（名字我不記得了）擁有公爵頭銜還曾當過國防副部長。

當然現在的貴族更在乎的是源於自身血統與教育的榮耀、道德、責任而非利益，因為現在不允許特權，如果你去查一下每次戰爭的陣亡名單，你會發現，陣亡率最高的就是這些世襲貴族的子弟（身先士卒，輕傷不下火線），參軍最踴躍的也是這些世襲貴族子弟，因為如果拒絕參軍多半會被父親剝奪繼承權。一戰和二戰英國貴族的陣亡率為20%是貧民的兩倍，一戰結束後，一位公爵夫人的兩個兒子全部失去了，該家族也失去了所有繼承人，但是她說：如果她有半打兒子，她也會把他們全部送上戰場。這源於他們心裡的優越感，榮耀源於責任。因此時至今日這些英國貴族依然受到人民的尊敬，而對於他們的子弟也有更高的期望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