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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法國問題在哪個會議上解決

發布時間:2022-12-08 22:25:05

Ⅰ 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的國際會議是什麼

日內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

日內瓦會議是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日內瓦舉行的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

1954年2月18日,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會議達成協議,建議在日內瓦召開由中、蘇、美、英、法以及有關國家參加的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會議分為兩部分,交叉進行。4月26日至6月25日,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日內瓦會議是一次成功的會議。這次會議對新中國來說是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的。通過這次會議,印度支那的戰火熄滅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這就再一次打亂了美國從朝鮮、台灣、印度支那三條戰線威脅新中國的戰略部署,鞏固了中國南方邊陲的安全。

通過這次會議,世界看到了同美國所掌控的安理會形容的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國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國外交風格,看到了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處理國際問題當中新中國的分量。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企圖在印度支那恢復其殖民統治,這導致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爆發。雖然法國受到美國的支持,但在陳賡率領的中國軍事顧問團的幫助下,法國軍隊於1954年被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聯盟的人民軍打敗。

1953年2月25日至28日,蘇、美、法、英四國外長在柏林達成協議:由蘇、美、法、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有關國家的代表,於1954年4月26日起在日內瓦開會,分別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

1954年5月3日奠邊府戰役結束後,法國約瑟夫·拉尼埃主戰內閣倒台,孟戴斯·弗朗斯主和派組閣。1954年5月8日日內瓦印度支那和平解決方案開始談判。

Ⅱ 中國在日內瓦和萬隆會議中,取得了什麼外交成就

日內瓦會議:
和平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中國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與的重要國際會議,達成了《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瓦協議》,結束了法國在印度支那地區長達八年的殖民戰爭,進一步緩和了亞洲和世界的緊張局勢。
萬隆會議:
明確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最終通過了《關於促進世界和平的合作宣言》,處理的亞非國家的發展問題和各國關心的國際問題,撇開分歧,加強合作,顯示了團結、和平、友誼的「萬隆精神」。

簡略地說出要點就可以了
(取得什麼成就,也就是說取得什麼成果,會議處理的什麼問題,產生了什麼影響。)

Ⅲ 清朝中法戰爭的法國殖民地的什麼時候丟失的

您說的是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合成的法屬印度支那,然後緬甸是英國殖民地哦,合成英屬印度
它的丟失可以追溯到二戰後,還記得周總理參加的日內瓦會議嗎,以下視具體內容和事件。。
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
二戰結束後,法國收回在泰法戰爭中失去的領土,准備恢復殖民地統治,卻與越盟發生了沖突。這個由共產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組成的組織,是由受過法國教育的胡志明所領導的。美國在二戰期間曾向越盟提供援助,支持這一組織反抗日本統治。
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中緬印戰區參謀長約瑟夫·史迪威在戰時曾私下表示過,法國在戰後決不能取回印度支那。羅斯福提出讓蔣介石接管印度支那,遭到後者拒絕,據說,他的回應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這樣做!」戰爭結束後,英軍進入印度支那地區南部,為法國收復土地。而蔣介石則派出盧漢將軍,率領200,000大軍進入印度支那地區北部接受日軍投降。中國政府支持剛剛建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並且利用越南國民黨,增加自己在新政府當中的影響力,並且對法國施加壓力。[8]法國在蔣介石的協調之下,與越盟達成和平協定,並且放棄了自己在華的一切特權、利益和租界。1946年3月,印度支那開始逐步重回法國統治。
日內瓦協定
1954年4月27日,日內瓦會議召開會上各國制定了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方案。會議結果支持印度支那的領土完整,並且要求法國賦予越南獨立地位,禁止各國干涉地區內政,而且將北越和南越之間的地區劃為非軍事區。最後,協定規定,南北越在1956年7月舉行公投,解決同一問題。法國在會上放棄對印度支那的所有領土主張。美國和南越都沒有簽署協定,只有法國和北越簽署了這一協定,將北越交給了共產黨,將南越留給了受到美國支持的保大政權。
美國開始深入越南事務,最終使得越南戰爭爆發。在1954年獨立的柬埔寨和寮國也捲入了這一場戰爭之中。

Ⅳ 巴黎和會上各國的目的分別是什麼巴黎和會上,美國,日

巴黎和會是一戰結束後的1919年,勝利的協約國集團為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以及奠定戰後的和平而召開的會議。

戰勝國法國的目的

法國為戰爭付出了巨大代價,500餘萬軍民傷亡,而且西線戰場絕大部分在法國。因此法國希望能取得德國工業的控制權以補償自身損失。克列孟梭總理的觀點也代表了法國民意。

戰勝國英國的目的

盡管英國本土在戰爭中未遭戰火,但仍有許多英軍士兵在戰爭中喪生,因此英國國內廣泛的民意仍希望嚴懲德國。英國首相戴維·勞合·喬治支持懲罰德國,但在具體措施上較法國為輕。喬治認識到,一旦法國提出的條件全都得到滿足就會成為歐陸的超級強國並破壞歐陸均勢,這和英國意圖維持一個均衡的歐洲的傳統政策相悖。同時喬治對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政策感到憂慮,因為英國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但他贊同簽訂秘密條約封鎖德國海岸線。

戰勝國美國的目的

在1917年4月美國參戰前後,美國國內盛行孤立主義,民眾普遍認為應及早從歐洲事務中脫身。因美國在一戰中通過貿易受益並成為第一經濟強國,政府傾向於安撫德國並保證平等的貿易機會並順利收回戰爭債務。——基本常識歷史篇。

Ⅳ 日內瓦會議名詞解釋

時代背景

日內瓦會議
1954年2月28日,由蘇聯倡議,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 會議上達成協議,定於同年4月舉行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除蘇聯、美國、法國、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會議的全過程外,同這兩個問題有關的其他國家也派代表分別參加各有關問題的討論。4月19日,中國政府任命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為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日內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1]

會議內容
會議議題

本著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真誠願望,周恩來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和朝鮮的南日外相提出所有外國軍隊都撤出朝鮮,然後舉行朝鮮國民議會的全朝鮮自由選舉的合理主張。但美國代表帶頭拒絕一切建議。[2]

日內瓦會議的另一個議題就是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後在於右任的倡議下,改用「中南半島」)的和平問題。1954年5月8日,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談判開始。與會國家中、蘇、美、英、法五大國外,還有越南民主共和國以及被法國佔領的南越、寮國和柬埔寨。經過周恩來奔波斡旋,交戰雙方分別達成了在越南、寮國、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3]

朝鮮問題

1954年4月26日,日內瓦會議開幕,首先討論朝鮮問題。會議一開始,朝鮮外務相南日就提出了關於恢復朝鮮統一和組織全朝鮮自由選舉的方案。周恩來外長表示完全支持南日外務相提出的方案。

南朝鮮代表卻先後提出:由聯合國監督,按大韓民國的憲法在全朝鮮舉行選舉;在選舉前一個月,中國軍隊全部撤出朝鮮,但聯合國軍隊要在選舉和完成統一後再撤退等建議。很顯然,南朝鮮的方案實質上就是要把大韓民國的法統強加給全朝鮮人民,由南朝鮮並吞北朝鮮。美國代表馬上支持這些建議。

周恩來外長在會上指出: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是朝鮮人民在全國選舉中能自由表示意志而不受外力干涉的先決條件;聯合國是朝鮮戰爭中的交戰一方,不能由交戰一方來監督朝鮮的選舉,但中國同意對選舉進行國際監督。並建議:為了協助全朝鮮委員會根據全朝鮮選舉法在排除外國干涉的自由條件下舉行全朝鮮選舉,成立中立國監督委員會,對全朝鮮選舉進行監督。

由於與會各方對如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存在著原則分歧,直到1954年6月15日仍難達成協議,朝鮮、中國、蘇聯再次提出一些有利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以打破僵局,但美國帶頭反對。參加「聯合國軍」的那些國家的代表提出了使會議面臨決裂的《十六國宣言》。

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外長仍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指出美國要阻撓日內瓦會議就解決朝鮮和平問題達成任何協議。情況雖然如此,與會國仍有義務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達成某種協議。周恩來外長對協議案文提出如下建議:「日內瓦與會國家達成協議,它們將繼續努力,以期在建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關於恢復適當的談判時間和地點問題,將由有關國家另行商定。」

盡管這個聲明為絕大多數與會者所接受,但由於美國代表不表示同意,而未能獲得通過。這樣,日內瓦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以未通過任何協議而結束。但正如周恩來外長所指出:它使大家了解到美國代表如何阻撓日內瓦會議,並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議。

印支問題

日內瓦會議的後期,即從5月8日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參加者有中、蘇、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共和國(即原南越)、寮國王國和柬埔寨王國。會議主要討論了停戰後一段時期內為越南交戰雙方的武裝力量劃分集結區,寮國和柬埔寨問題如何同越南問題區別對待,停戰的監督和保證,印度支那三國的政治前途等問題。美國企圖延長乃至擴大印度支那戰爭,雖然被迫同意參加會議,但始終沒有放棄其直接插手印度支那戰爭的打算。面對上述情況,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過程中,採取了盡可能爭取法國等多數國家、著重反對美國破壞、大力把會議推向前進的做法。

6月中旬,會議因各方分歧停滯不前。中國及時地折衷了有關國家的意見,提出了解決寮國和柬埔寨問題的方案,得到了廣泛的贊同。與會國就如何解決寮國和柬埔寨的停戰問題達成了一些協議,使會議大大前進了一步。

中國代表團在解決如何劃分越南交戰雙方的集結問題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周恩來總理會晤法國新總理孟戴斯·弗朗斯,在廣西柳州與胡志明主席交換意見,在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會談,進一步協調了越、中、蘇的看法,打破了在劃分集結問題上的僵局,掃除了會議達成協議的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障礙。

7 月21日,會議通過《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結束了法國在這個地區進行多年的殖民戰爭,確認了印支三國的民族權利,是印支三國人民爭取獨立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時,通過日內瓦會議,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國人民為祖國安全、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的事業,為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發揮了積極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美國代表沒有在會議最後宣言上簽字,預示它另有圖謀,這為美國加緊干涉印度支那埋下了伏筆。

歷史意義

周恩來步入日內瓦會議會場
日內瓦會議是一次成功的會議。這次會議對新中國來說是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的。通過這次會議,印度支那的戰火熄滅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這就再一次打亂了美國從朝鮮、台灣、印度支那三條戰線威脅新中國的戰略部署,鞏固了中國南方邊陲的安全。通過這次會議,世界看到了同美國所掌控的安理會形容的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國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國外交風格,看到了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處理國際問題當中新中國的分量。

周恩來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日內瓦
促成印度支那實現和平

1.促使會議就印度支那停止敵對行動的基本原則達成協議 日內瓦會議初期,中、蘇、越三國領導人曾就實現印度支那和平達成了一致意見。但奠邊府戰役勝利後,越方代表對南北劃界產生了動搖,並希望將寮國、柬埔寨和越南問題一起解決。但中、蘇兩國最終說服越南代表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關於在印度支那停止敵對行動》的建議。同時中國代表團在會外與英法代表頻繁接觸,最終中英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溝通和諒解。同時在英國的幫助下,中印關系也得到緩和。5月29日,在中國代表團建議的基礎上,會議通過了英國代表團提出的建議,決定法越雙方共同研究停止敵對行動後的軍事部署問題,並盡快向會議提出報告和建議。

2.推動會議在柬埔寨和寮國問題達成協議 在印度支那的抗法斗爭中,他們曾經與越南人民軍隊共同作戰,但從日內瓦會議開始後,越南代表就否認寮國和柬埔寨的政府,並希望在「普選」基礎上,建立印度支那聯邦。但這一建議被英、法、美所否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對越南和英法兩邊開展了一系列積極的外交活動,最終促成越南做出讓步,同時與英法代表達成初步意向。6月18日會議上,各國代表(美國除外)以周恩來提出的《關於解決寮國和柬埔寨問題的建議》為基礎,集體通過了《關於在寮國和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的協議》。 3.力促法越雙方達成協定 對於軍事集結區的劃界問題,法越雙方都不願意讓步。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一方面抓住機遇,主動與新上台的主和派法國領導人孟戴斯—弗朗斯進行會晤;另一方面積極與蘇、越領導人進行溝通,最終促成7月20日法越雙方就越南軍事分界線和寮國、柬埔寨的停火和政治解決達成協議。次日,舉行了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除美國和南越代表外,其他國家均支持法越雙方公布的停戰協定,印度支那和平終於實現。

抓住機遇,發展對外關系

1.推動中英關系發展 英國是最早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大國,但由於英國對中國恢復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投棄權票,以及隨後在朝鮮戰爭中出兵參戰並跟隨美國對中國實行禁運,中英停止建交談判。朝鮮戰爭後,許多西方國家對美國繼續堅持對中國的貿易封鎖和禁運政策產生不滿,尤其是英國。日內瓦會議召開以前,中國政府就決定在會議之外與英國代表進行接觸。會議期間,英方對中方釋放出較為友好的態度,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抓住機遇,與英方進行了頻繁接觸,這種做法對6月17日中英兩國發表聯合公報起了促進作用,聯合公報宣布中國政府派遣代辦駐在倫敦,其地位和任務與英國駐北京代辦的地位和任務相同。隨後在英方盛情邀請下,中國還組織代表團對英國進行了貿易訪問。

2.搭建中美溝通的橋梁 日內瓦會議召開前,中美呈對立關系,美國甚至打算聯合英法對印度支那採取直接軍事干涉,但英國拒絕參與,美國的軍事干涉行動才沒有正式展開。雖然從日內瓦會議開始一直到第一階段結束,中美兩國代表團一直處在冷漠和緊張的情緒中,但隨後情況出現了轉機。通過英國代表的牽線和雙方富有誠意的接觸,促成了中美雙方代表就美國在華被押人員和中國僑民和留學生滯留美國等問題進行了4次正式會談,並達成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日內瓦會議是中國通過多邊外交場合推動中美雙邊關系發展的重要嘗試。雖然這次嘗試在改進中美關系的作用上並不明顯,但在中美之間架起了一座相互溝通的橋梁,並為1955年正式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鋪平了道路。[4]

對中國外交的作用和影響

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拜會周恩來
1954年日內瓦會議是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重大國際問題的會議,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國際力量,為會議達成協議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次會議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確保了中國南部邊境地區的相對穩定,明顯改善了中英關系,架起中美溝通的橋梁。日內瓦會議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中國與印度支那的關系、中國的對外政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代表

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的演講

中國政府在日內瓦會議上

4月1日,周恩來到莫斯科,就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等有關問題,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範文同舉行會議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國政府正式任命周恩來

Ⅵ 1954年在什麼會議上中國首次以五大國

1954年4月至7月召開的日內瓦會議,是中國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的討論和解決重大國際政治問題的多邊國際會議,在中國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1954年2月,由蘇聯倡議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會議上達成協議,定於同年4月在瑞士舉行日內瓦會議。除蘇聯美國法國英國中國全程參加整個會議外,同這兩個問題有關的其他國家也派代表分別參加各有關問題的討論。

會議於當年4月26日在日內瓦萬國宮開幕,40多個國家與地區代表參加會議,中國派出了180多人組成的代表團。這是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參加國際會議,首次在重要國際舞台上亮相展示歷經戰火洗禮的年輕共和國的風貌。

詳細介紹: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標志著新中國走向多邊國際舞台,是新中國外交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日內瓦見證了中國從國際體系的旁觀者到參與者建設者和引領者的發展過程。

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國維護世界和平,以外交手段推動解決熱點問題的誠意和決心,擴大了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在中國和世界外交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國的外交積極致力於維護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致力於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繁榮,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增強。

Ⅶ 德黑蘭會議、開羅會議、波茨坦會議、雅爾塔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參加國、內容、影響分別是什麼

一、開羅會議

1、時間:1943年11月27日

2、與會國:中華民國、英國、美國

3、內容:宣言指出,「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侵略」。「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4、背景:1943年6月初,美國總統羅斯福向中華民國政府表達了擬約丘吉爾、斯大林、蔣介石會談的意願。

5、影響:開羅會議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100多年中第一次以世界大國身份參加的會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確立了中國在世界的四強地位。

二、德黑蘭會議

1、時間: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2、與會國:蘇聯、美國、英國

3、背景:1943年7月,美國總計羅斯福建議斯大林籌組雙邊會晤。8月7日,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致函斯大林,建議在英國奧克尼群島的斯卡帕灣籌辦三方會晤。斯大林把自己要「將兩國代表會議……變成三國代表會議」的想法告訴了羅斯福和丘吉爾。

4、內容:會議討論了分割德國,建立維護和平的國際組織,巴爾干、法國、遠東、芬蘭以及波蘭疆界等問題。通過了東西方盟國聯合打擊希特勒德國的一致作戰計劃,為1944年在歐洲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奠定了基礎,從而對大戰的進程和結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其次,這次會議解決了美英蘇三大國長期以來存在的一些主要矛盾和分歧,

5、影響:德黑蘭會議和《德黑蘭宣言》是反法西斯聯盟主要國家在戰爭後期建立有效軍事合作的重要步驟,對加強盟國團結、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徹底打敗德意日法西斯產生了重大作用和影響。

三、雅爾塔會議

1、時間: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

2、與會國:美國、英國和蘇聯

3、戰後處置德國問題、波蘭問題、遠東問題、聯合國問題。必須使德國非軍國主義化、民主化和肅清納粹主義;蘇美英法四國總司令分別在各自的佔領區內行使管理權;英美承認波蘭臨時政府並與流亡政府斷交.

波蘭西部邊界問題由和會最後決定;設立外長會議討論對德國和義大利等戰敗國的和約問題;認為關於海峽的《蒙特勒公約》應予修訂;哥尼斯堡及其附近地區劃歸蘇聯。

4、背景:1944年,整個世界的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無論是在歐洲大陸、亞洲大陸還是在太平洋戰場上,都促使美、英、蘇三大盟國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會議「積極」地准備著。

歐洲戰場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蘇聯紅軍和美英聯軍正從東西兩面夾擊德軍,一步步地把戰爭推進到納粹德國的本土。

6、影響:雅爾塔會議基本上解決了戰後和平與安排的問題。1945年7月17日~1945年8月2日蘇美英三國首腦的波茨坦會議實際上是對雅爾塔會議的決議和規定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和修繕。會議主要討論了德國問題、波蘭問題、對義大利等戰敗國的基本政策和黑海海峽問題等「。

四、波茨坦會議

1、時間:1945年7月17日到1945年8月2日

2、與會國:美國、英國、蘇聯

3、內容:對戰後德國的處置問題和解決戰後歐洲問題的安排。

4、背景:波茨坦會議的背景是1945年5月8日德國法西斯無條件投降,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但在遠東對日作戰還在激烈進行。為了商討對戰後德國的處置問題和解決戰後歐洲問題的安排,以及爭取蘇聯盡早對日作戰。

5、影響:波茨坦會議是三大國首腦在戰爭期間召開的最長的一次會議,也是最後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對於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具有重大意義,並就戰後許多重大問題達成了協議,從而確立了戰後世界的政治格局。

(7)印度和法國問題在哪個會議上解決擴展閱讀:

開羅會議對中國的意義

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成為世界四大強國之一。會議還同意日本在戰爭結束後歸還所有被侵佔的中國領土,但未具體指出是哪些領土,只是確定包括滿洲地區,台灣島和澎湖列島。

促成此次會議的主要因素是羅斯福總統對於在日本壓力下中國軍隊士氣衰退的擔心,害怕其崩潰或退出抗日戰爭。與此同時美國戰場司令史迪威將軍與蔣介石的矛盾也使聯盟面臨問題。

此外,蔣介石通過美國空軍指揮官陳納德向美國提出的援助需求未得到滿足,美國也沒有履行它全面空為了構建戰後亞洲設想,羅斯福在會議期間舉行了多次會見,希望中國成為四大強國之一,能夠充當地區警察的角色。

羅斯福的想法是,四強中的每個國家都能夠成為所在地區維護和平的軸心。雖然比起其他三個盟國,中國力量較弱,但它仍然是亞洲地區的主要國家。曾經設想中國能制止日本新的侵略,為阻止日本的任何擴張和瓦解日本殖民主義,建立託管制度提供幫助。

羅斯福曾希望能阻止蘇聯和英國利用戰後局勢動盪之機在亞洲擴大自己的存在。他還極力主張日本戰敗後在印度支那地區建立託管制度,而不是將其交還於法國。蔣介石曾承諾羅斯福中國不會擴張領土或者控制殖民地國家。

羅斯福則承諾中國歸還日本竊取的包括滿洲地區,台灣島和澎湖列島在內的中國領土。襲的承諾,這加劇了中美兩國軍方領導人之間的緊張關系。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德黑蘭會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開羅會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雅爾塔會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波茨坦會議


Ⅷ 日內瓦會議主要研究解決什麼問題

會議概況

1954年2月28日,由蘇聯倡議,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會議上達成協議,定於同年4月舉行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除蘇聯、美國、法國、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會議的全過程外,同這兩個問題有關的其他國家也派代表分別參加各有關問題的討論。4月19日,中國政府任命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為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日內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

對朝鮮問題的討論

1954年4月26日,日內瓦會議開幕,首先討論朝鮮問題。會議一開始,朝鮮外務相南日就提出了關於恢復朝鮮統一和組織全朝鮮自由選舉的方案。周恩來外長表示完全支持南日外務相提出的方案。

南朝鮮代表卻先後提出:由聯合國監督,按大韓民國的憲法在全朝鮮舉行選舉;在選舉前一個月,中國軍隊全部撤出朝鮮,但聯合國軍隊要在選舉和完成統一後再撤退等建議。很顯然,南朝鮮的方案實質上就是要把大韓民國的法統強加給全朝鮮人民,由南朝鮮並吞北朝鮮。美國代表馬上支持這些建議。
周恩來外長在會上指出: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是朝鮮人民在全國選舉中能自由表示意志而不受外力干涉的先決條件;聯合國是朝鮮戰爭中的交戰一方,不能由交戰一方來監督朝鮮的選舉,但中國同意對選舉進行國際監督。並建議:為了協助全朝鮮委員會根據全朝鮮選舉法在排除外國干涉的自由條件下舉行全朝鮮選舉,成立中立國監督委員會,對全朝鮮選舉進行監督。

由於與會各方對如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存在著原則分歧,到6月15日仍難達成協議,朝鮮、中國、蘇聯再次提出一些有利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以打破僵局,但美國帶頭反對。參加「聯合國軍」的那些國家的代表提出了使會議面臨決裂的《十六國宣言》。

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外長仍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指出美國要阻撓日內瓦會議就解決朝鮮和平問題達成任何協議。情況雖然如此,與會國仍有義務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達成某種協議。周恩來外長對協議案文提出如下建議:「日內瓦與會國家達成協議,它們將繼續努力,以期在建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關於恢復適當的談判時間和地點問題,將由有關國家另行商定。」
盡管這個聲明為絕大多數與會者所接受,但由於美國代表不表示同意,而未能獲得通過。這樣,日內瓦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以未通過任何協議而結束。但正如周恩來外長所指出:它使大家了解到美國代表如何阻撓日內瓦會議,並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議。

對印支問題的的討論

日內瓦會議的後期,即從5月8日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參加者有中、蘇、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共和國(即原南越)、寮國王國和柬埔寨王國。會議主要討論了停戰後一段時期內為越南交戰雙方的武裝力量劃分集結區,寮國和柬埔寨問題如何同越南問題區別對待,停戰的監督和保證,印度支那三國的政治前途等問題。美國企圖延長乃至擴大印度支那戰爭,雖然被迫同意參加會議,但始終沒有放棄其直接插手印度支那戰爭的打算。面對上述情況,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過程中,採取了盡可能爭取法國等多數國家、著重反對美國破壞、大力把會議推向前進的做法。
6月中旬,會議因各方分歧停滯不前。中國及時地折衷了有關國家的意見,提出了解決寮國和柬埔寨問題的方案,得到了廣泛的贊同。與會國就如何解決寮國和柬埔寨的停戰問題達成了一些協議,使會議大大前進了一步。
中國代表團在解決如何劃分越南交戰雙方的集結問題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周恩來總理會晤法國新總理孟戴斯·弗朗斯,在廣西柳州與胡志明主席交換意見,在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會談,進一步協調了越、中、蘇的看法,打破了在劃分集結問題上的僵局,掃除了會議達成協議的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障礙。
7 月21日,會議通過《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結束了法國在這個地區進行多年的殖民戰爭,確認了印支三國的民族權利,是印支三國人民爭取獨立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時,通過日內瓦會議,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國人民為祖國安全、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的事業,為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發揮了積極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美國代表沒有在會議最後宣言上簽字,預示它另有圖謀,這為美國加緊干涉印度支那埋下了伏筆。

關於中國代表團

4月1日,周恩來到莫斯科,就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等有夫問題,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大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範文同舉行會議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國政府正式任命周恩來為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副外長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晚上,周恩來同毛澤東、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商談了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有關問題。這期間,周恩來囑咐在《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中加進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態度的話:「我們不侵略別人,也堅決反對任何人的侵略行為,我們不威脅別人,也反對任何人的威脅行為;我們不幹涉別人內政,也反對別人干涉任何人的內政;我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但我們對任何武裝侵略,決不會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領代表團乘專機從北京經莫斯科,於24日抵達日內瓦。臨出發前,周恩來召集代表團成員全體會議。他指出,任何人不論職務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團的制度和紀律,不得違反。周恩來為開好這次會議而殫精竭慮。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屋內的燈光常常從天黑亮到天明。睡覺起來,不是伏案疾書,就是閱讀思考,同代表團成員商議問題。日內瓦是世界有名的風景區,號稱「世界公園」。出席會議的各國代表團都找機會游覽觀光。中國代表團里,有人見周恩來工作太緊張,勸他出去散散步,他總是親切地說,多做點工作吧。瑞士的報紙上曾贊揚說,中國的總理與眾不同,休息日也不見他出來游覽,真正是一心一意為會議。

與會期間的中美較量

在第一階段最後一次會上,美國代表糾集「聯合國軍」的國家拋出「十六國宣言」,妄圖在沒有任何協議的情況下結束會議。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當機立斷,作了即席發言,提出至少應該通過一項決議;決定今後將繼續努力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他說:「中國代表團帶著協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如果我們今天提出的最後一個建議都被拒絕,我們將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遺憾。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將對這一事實作出判斷!」他的發言義正詞嚴,合情合理,誠懇朴實而又充滿義憤,很打動人。在他發言過程中,全場一片寂靜。這一英明步驟顯然出乎對方預料,使之陷於被動。比利時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釋,說什麼「十六國宣言」同周總理的建議精神是一致的。周恩來當即追問:既然一致,為什麼不能十九國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贊成中國代表團的建議。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立即提出無保留地支持比利時代表所附議的中國代表團的建議。這一來,對方陣腳大亂。美國代表聲稱,在請示政府以前不準備發表意見,不參加表決。南朝鮮代表說比利時不能代表十六國,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鮮。周恩來最後指出:美國這樣的態度,「使我們大家都了解到美國代表如何阻撓日內瓦會議,並且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議」。事後,莫洛托夫祝賀周恩來的精彩發言便會議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鮮同志說:中國同志使外交變成藝術。日內瓦會議第二階段的議題是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本來,印度支那問題遠比朝鮮問題復雜,利害關系十分錯綜。但由於5月7日越南在戰場上取得了奠邊府大捷,形勢大為改變。6月中,法國國內矛盾尖銳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傾向於早日結束印支戰爭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組閣。法國不想再完全聽從美國,美國在會上很孤立,印支問題有了取得協議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蘇、越三國代表團商談寮國、柬埔寨問題,為了使會談取得進展井達成恢復印支和平的協議,周恩來在會上提議作出一些讓步,來取得越南在劃區問題上的補償。蘇、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來向英國外長艾登作了說明。23日,周恩來同法國新任總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爾尼會晤,坦率地交換了意見。最後,與會各國達成了協議,規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戰爭的具體辦法,規定了解決印度支那政治問題的原則。7月21日,周恩來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發言說:「印度支那敵對行動的停止就要實現了。舉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復了。正如朝鮮一樣,和平又一次戰勝了戰爭。讓我們更加堅定信心,繼續為維護和鞏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國宣布不參加會議的最後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會後,越南胡志明主席發表文告說:「在日內瓦會議上,由於我國代表團的斗爭,由於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代表團的幫助,我們取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法國政府承認了我國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並且同意了從我們的土地上撤退法國武裝部隊,以及其他。」越南勞動黨中央致電中共中央,對中國方面在「抗戰中以及日內瓦的外交斗爭中」給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幫助」,表示「誠摯的感謝」。
參加日內瓦會議是周恩來首次登上國際舞台。他本著學習的精神,以無產階級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氣魄和膽略,積極主動地創造性地開展了大量的國際統一戰線的工作,團結和爭取了一切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揭露和擊退了杜勒斯之流對會議的破壞,使會議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報紙說,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消除了國外人們頭腦中一個「好戰的」中國的形象。周恩來的發言代表了亞洲人的聲音。美國本想在日內瓦會議上孤立中國,但經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出色工作和斗爭,美國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於孤立。日內瓦會議開始時,中美雙方的關系是十分緊張、尖銳對立的。經過日內瓦會議,架設了中、美官員雙方接觸的橋梁。會議期間,中美雙方舉行了四次會談。這些會談成為此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前奏。

中美大使級會談先是在日內瓦,後是在華沙舉行,延續15年。這是周恩來主持下的新中國外交在特定條件下的一種獨創,它使中美兩個大國在互不承認的對立情況下,有一個溝通意見的渠道。所謂「兩國互不承認,卻有會談關系,沒有外交關系,卻又互相派出大使進行長期會談;雙方還可以達成某種協議,即協議聲明,創造了協議上你講你的,我講我的新寫法。這在國際關系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這種創造性在當時起到了表明中國的立場、態度,並與美國進行直接斗爭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蔣介石趁大陸遭受自然災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陸的惡浪,福建前線戰雲密布。當時的關鍵,是看美國的態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級會談中聽到美國代表卡伯特說,他們將盡一切力量來防止這種事情,甚至說,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制止他。這個情報對當時國內的決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國宣布12海里領海,美國不承認。但美方表示他們的軍艦決不會進入12海里,這也是在大使會談中透露給中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實際上反映中美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兩國關系。兩國雖然隔絕,卻是互相了解底細的。正是周恩來的智慧和才能,有這十幾年的會談,最終形成美國承認台灣是我國領土,並接受中國提出的「廢約、撤軍和斷交」的建交三原則的條件下同中國建交。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舉行多次談判,達成中英兩國在北京和倫敦互派代辦的建立半外交關系的協議。這也是外交上的一種創舉。

Ⅸ 簡述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進程與結果。

簡述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進程與結果。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與國家主權原則 內容提要: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近現代歷史上的第一個國際關系體系,它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確立了國家主權和平等原則。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堅持這一原則依然顯得很有必要。 關鍵詞:國際關系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國家主權 研究國際關系,不僅需要對現實有敏銳的觀察能力,更需要對歷史有個清楚的了解。從近現代國際關系史來看,曾先後出現過四個體系,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也有一說為五個體系,即在維也納體系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之間存在過俾斯麥大陸同盟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從17世紀形成到18世紀解散,維持了約一個半世紀,對國際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將對此進行一個粗略的探討。 一、有關概念 「國際關系」、「國際關系體系」是兩個在國際關系學或國際政治學中廣泛被使用的概念。為了便於後面內容的闡述,有必要對它們進行一個簡單的介紹。 「國際關系」相對於「國內關系」而言,是指人們超越國家界限建立的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⑴只要世界上出現了不同的國家,國家間發生了某種交往,就會形成某種國際關系。「國際關系體系」指的是,各種國際行為體之間(主要是國家)的各種形式的關系(主要是政治關系)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成的統一體。⑵統一體具有不可分割性,有其整體的結構與功能,有其總體運動、發展規律。⑶有「國際關系」的存在並不一定能夠構成「國際關系體系」。由於產生力水平低下,國際自給自足、閉關自守,加上交通和通訊手段落後,早期的國際關系處於一個極不發達的狀態。國際關系呈現出偶然性、鬆散性、有限性,世界各國、各地區處於相對隔離、孤立的狀態。可以說,早期的社會不存在著國際關系體系(東亞封貢體系是個例外)。 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催生了現代國家與現代國際關系。新的生產方式和強大的生產力,開始沖破舊世界的樊籬,推動人類社會日益走向一個緊密的整體,由此出現了現代意義的「國際關系體系」。有學者認為「國際關系體系」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國際分工體系的完成、世界市場的出現、世界貨幣體系和世界殖民體系的建立」作為標志,經歷了四個發展時期:一是19世紀末到1917年,單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時期;二是1917年——1945年,兩種政治經濟體系並存斗爭時期;三是二戰後到90年代初,兩大社會體系、三類國家、多種類型的經濟制度在同一個統一的世界體系中並存、競爭、共處的時期;四是冷戰結束後,新的國際關系體系處於形成當中。⑷這種理解把「國際關系體系」固定在「全球層次」進行研究。其實「國際關系體系」概念中的「統一、整體」強調的是行為體之間關系的緊密性,並不是指體系覆蓋行為體的全面性。所以,「國際關系體系」是有不同層次的,從雙邊、多邊、亞地區、地區直至全球水平。國際關系體系不等於全球(世界)體系,它是隨著現代國家的出現、國家間關系的日趨密切而形成,並且隨著國家間關系的變化產生了不同的體系,經歷了一個從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的過程。 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及其影響 現代國際關系是以結束「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為初端,由此形成了第一個國際關系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歐洲「三十年戰爭」發生於1618年——1648年,是歐洲從封建時代跨進資本主義時代、中世紀國際關系轉向現代國際關系關鍵時期爆發的大規模的國際戰爭。⑸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在於西歐的生產方式開始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度,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結合的神權政治已不適應時代的發展。這種趨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16世紀開始的宗教改革此時已開花結果,新交勢力在歐洲已能夠於羅馬教廷分庭抗禮。二是國家至上觀念根據歐洲逐漸形成的民族國家的需要而應運而聲。三是近代國際法開始出現。第一部有完整體系的國際法著作,即格老秀斯的《戰爭與和平法》於1625年出版,從法理上論證了主權國家存在的合法性。 戰爭可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德意志帝國的內部「新教同盟」與「天主教同盟」的內戰。帝國的腐朽使周邊國家紛紛插足德意志帝國的事務,企圖從中撈到好處。第二和第三階段表現為帝國與某個國家的沖突,前面為丹麥,後面為瑞典。第四階段則進一步擴大為國際戰爭,西歐主要國家都陷入其中:丹麥、瑞典、法國站在了「新教同盟」一邊,並得到了荷蘭、英國、俄國的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班牙則站在了另一邊,並得到了羅馬教皇和波蘭的支持。如果第一階段還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的話,那麼從第二階段起宗教色彩就日益淡化,當發展到信仰天主教的法國與信仰新教的瑞典結盟來進攻信仰天主教的帝國時,可以說宗教已完全失去了影響戰爭的意義,而對利益的爭奪和稱霸歐洲則成為了矛盾的焦點。交戰雙方損失慘重,法國和瑞典取得了優勢,雙方於1648年10月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定了歐洲大陸各國的國界,法國和瑞典獲得了相應的領土,德意志境內的幾個大諸侯都擴大了領地,各諸侯在其領地內享有內政、外交的自主權。荷蘭和瑞士的獨立地位獲得了承認,葡萄牙獲得了獨立。基督教從此一分為三,天主教一統西歐的局面被打破了,加爾文教於路德教取得了同天主教平等的地位和權利。邦國可以自行決定本邦的宗教信仰並不允許歧視迫害不同信仰者。⑸ 威斯特伐利亞和會及其和約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歐洲大陸確立了一個相對均衡的多極格局,它對國際關系的全球化進程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第一,體系確立了民族國家在現代國際關系中行為主體的地位,在實踐上肯定了國家主權原則,從而使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成為了國際關系基本准則,民族國家體製成為了現代國際關系活動的堅實基礎。中世紀的以羅馬教皇為中心的神權政治體制,讓位於由主權平等和獨立的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 第二,體系是國際法產生的重要標志。上述國際關系准則構成了國際法的主要原則。和會開創了以國際會議形式解決國際爭端和結束國際戰爭的先例。《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創立了條約必須遵守的原則,規定對違約國可以實行集體制裁。因此,《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被視為具有現代意義的第一個國際條約。 第三,和約締結後各國逐漸派遣了常駐使節,使各國有了正式的邦交。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持了約一個半世紀,拿破崙戰爭徹底打破了體系所建立的歐洲國際格局。但該體系所確立的建立在主權、平等和領土完整基礎上的基本原則一直是處理國際關系的准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後所出現的各類和約與條約、國際關系體系的基本原則都沒有超出國家主權和平等的范圍。 三、對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再思考 隨著冷戰的結束,隨著國家間關系的發展變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基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解讀已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⑹主權國家的地位受到威脅,非國家行為體數量上的增多和功能上的增強,發揮著日益重大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國家主權受到挑戰——要求取消國家主權和超越國家機構,用國際法和共同規則來調整國際社會內部的關系,以實現世界社會作為目標。事實上,一定程度的有型主權和無形主權的超越已經在國際關系中有明顯的表現。前者如歐盟成員國在追求邦聯主義和自由貿易主義相結合目標的過程中,對於經濟主權方面的某些轉移讓渡;後者如國際間資本的大量流動,使幾乎所有的國家的貨幣政策不在可能有百分百的自主性。 雖然如此,但主權國家依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行為體,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起著領導作用的行為體,對非國家行為體起著重大的制約作用。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全球化早在古代就開始了,是一個緩慢和復雜的過程,只不過在最近的20年裡發展迅速。在這個過程中,夾雜著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西方國家與其他國家的矛盾以及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國際關系從來沒有一體化過。為了捍衛國家利益,就必須把主權和平等作為國際關系的准則。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一些國際性的問題,如能源問題、環保問題、國際恐怖主義活動,也帶有明顯的國家斗爭的性質。如中日對於俄羅斯輸油管道之爭;又如美國不願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不願承擔相應的環保義務;而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根源在於貧困和帝國主義對不發達國家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對於別國主權肆意踐踏。 既然民族國家仍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那麼國家主權和平等這一原則不僅不能否認,而且有必要繼續堅持。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尊重各國國家主權;主權國家無論大小,在國際事務中都處於平等的地位。這就是歷史留給今人的財富。 ⑴張季良《國際關系學概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 ⑵張季良《國際關系學概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 ⑶俞正梁《當代國際關系學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⑷宋新宇,陳岳《國際政治學概論》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⑸俞正梁《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系》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版 ⑹《國際條約集》(1648——1871)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 ⑺劉德斌《世界歷史的視野與國際關系研究的重建——來自巴里?布贊的挑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年第4期二、維 也 納 體 系 下 的 歐 洲 (一)、維也納體系的基本 內容 維也納會議期間所達成的一系列宣言決議加上會前與會後達成的一些相關條約協議,就構成一個對歐洲 影響 達半個多世紀的完整的國際關系體系-維也納體系。這一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文件:1814年3月的《肖蒙條約》,1814年5月的《第一次巴黎和約》,1815年6月的《最後議定書》,1815年9月的《神聖同盟條約》,1815年11月《第二次巴黎和約》和《四國同盟條約》。維也納會議和最後議定書所確立的一系列原則,加上之後的《四國同盟條約》在軍事上的保證,就構成了「國際關系原則+保障機制=新的國際關系體系」的典型的完整模式。維也納體系不僅僅是一種體系和格局,而且還是一種初級形態的國際秩序,也是當時歐洲 政治 家們嘗試建立某種國際新秩序的體現,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從指導國際關系的原則來看,確立了「正統」和「補償」原則;2、從保障這些原則實施的機制來看,建立了「神聖同盟」和「四國同盟」,以及1818年9月的亞琛會議中法國的加入形成「五國同盟」,歐洲協調得到加強,定期舉行國際會議,商討有關共同利益 問題 的磋商機制;3、從力量框架上看,形成了五國共同支配歐洲的國際關系」。 <10> (二) 、梅特涅與維也納體系 由於梅特涅在維也納體系的建立過程中一直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比如,維也納會議的許多決定都是在梅特涅書房裡經過討價還價達成的,有人說這次會議是「梅特涅書房裡的交易」,這樣在維也納體系確立後的十幾年裡,維也納體系以及歐洲國際秩序都深深的打上了梅特涅的烙印。我們知道,維也納主要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維持歐洲大國均勢和平亦歐洲的領土現狀;二是保衛歐洲正統秩序。這些都和奧地利的政治追求非常的符合,所以在維也納體系的運轉過程中,梅特涅非常賣力,實際上主導了維也納體系的運轉,梅特涅本人也被戲稱為「歐洲的馬車夫」。 <11>在維也納體系運轉的初期,法國與盟國的關系和法國在歐洲及世界的國際政治地位問題是要迫切解決的問題,為此,由梅特涅倡議,盟國各大國與法國在1818年9月召開了亞琛會議,奧、英、普、俄很快就關於從法撤軍和法國賠款問題達成了一致,可以說是對法國的一次徹底清算。11月,四大國又邀請法參加以後的大國國際會議。這樣,法國徹底擺脫了戰敗國的陰影,幾乎取得了同四大國一樣的國際政治地位並和四大國一起共同主宰歐洲的一切事務。在維也納體系正統主義原則下,義大利的那不勒斯也恢復了封建正統的統治,但是好景不長,1820年王國爆發了人民起義,梅特涅認為革命的擴散很可能威脅到奧屬義大利地區的穩定,他又積極運作和協調各大國的關系,以便干涉和鎮壓義大利地區的革命運動。在這一問題上,英國與俄奧普之間的裂痕逐漸擴大並日益表露出來。在此後調停和鎮壓西班牙內亂時,英與奧普俄法的分歧完全暴露出來,歐洲各大國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外交角斗。但是在歐洲國家革命運動面前,鎮壓和絞殺革命各大國又是出奇的一致,在這一過程中,梅特涅起到了協調者和組織者的作用。 (三) 、歐洲民族主義運動對維也納體系的沖擊 19世紀30年代初,處於低潮的歐洲民族民主革命重新高漲。在1830年7月法國爆發了七月革命,復辟的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這嚴重違背了維也納體系對法國政治秩序的安排,然而各大國由於矛盾分歧嚴重,對法國新政權的反應不一,已根本不可能組織起一致的對法干涉行動,表明了對法一致的維也納體系開始坍塌。僅僅一個月之後,在法國七月革命的影響下,比利時也發生了起義,並宣布獨立。比利時人的舉動也是和維也納體系領土均勢安排嚴重不符,同樣是對維也納體系的破壞。正如荷蘭國王所說的那樣:「問題不只涉及我的領地,而是涉及整個歐洲體系」。 <12>在法國和比利時革命的鼓舞下。歐洲各國的民族民主運動呈現出「多米諾骨牌」效應:9月德意志諸邦發生起義、11月波蘭人民發動起義、1831年義大利再次發生起義。一系列的起義、暴動和革命,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把維也納體系所確立的「現狀」沖擊得七零八落,由於這些運動牽涉到法、普、奧、俄本身,再加上他們與英之間復雜的矛盾,歐洲大國協調徹底失靈。正是在這些革命(成功的與未成功的)沖擊下,維也納體系的危機進一步加深,已成搖搖欲墜之勢。 三、對 維 也 納 體 系 的 評 價 就維也納體系本身和它確立的兩大原則來看,無庸諱言,它的確是某種 歷史 的倒退。以「正統主義」為例,正是在正統主義原則之下,歐洲各國的封建王朝紛紛得以復辟,而這是違反資本主義 發展 和民族主義革命歷史潮流的。然而,進入19世紀之後,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和封建主義的日趨沒落,已是大勢所趨,並不是維也納會議所確立的兩個原則所能阻止的。就在維也納體系建立之後不久,歐洲各國就開始不斷興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民族運動,尤其是1848年爆發並迅速席捲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更充分地證明了這一歷史的發展趨勢。 「補償原則」的確立與實施,使維也納會議成了一個分贓的會議,使維也納體系表現出鮮明的大國強權政治的色彩。在「補償原則」之下,維也納會議的主宰者們不顧各國人民民族獨立的意願和要求,按照大國的意圖任意修改歐洲國家的疆界,劃分新的歐洲政治版圖。例如,德意志和義大利的分裂被繼續維持,一些弱小國家被任意分割與合並。此外,英國還乘機奪取了法國、荷蘭的海外殖民地。所有這些,都嚴重損害了弱國小國以及戰敗國的國家利益,勢必遭到他們的反抗,從而為以後歐洲國家間的糾紛與沖突埋下了種子。正如《拿破崙戰爭與維也納體系的興衰》一文的作者所指出的:「維也納會議政治家們所迫求的政治力量平衡(均勢),是在各大國之間謀取力量對比的大致平衡,完全是大國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表現,在歷史上開了惡劣的先例」。<16> 「正統主義原則」和「補償原則」的確立,表明維也納體系是按照歐洲復辟派政治家們的願望建立的,因為在他們眼中,正統主義和補償原則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究其根源,在於當時資本主義力量還不足以撼動整個封建勢力,而那些在維也納會議上縱橫捭闔的歐洲外交家們,也不可能超越歷史給予他們的局限。 在維也納體系中,《最後議定書》佔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份議定書及其附件有一些針對當時國際問題的決議,其中不少內容受到後世的稱贊。例如,關於黑人奴隸貿易問題,決議要求與會各國在適當的時候結束這一罪惡、血腥的活動,從而在道義上對禁止黑奴貿易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再比如,關於國際河流的自由通航問題,會議決定建立相應的國際組織機構,即由萊茵河流域有關國家派代表組成萊茵河自由航行中央委員會,負責組織有關國家進行外交談判,制定管理章程,既保障萊茵河的自由與安全運輸,又不侵犯各國的國家主權;再比如,關於國際外交人員的席次問題,通過《外交等級條例》,規定了外交人員的等級不同等級,即大使和教皇所派特使或使節、特使和公使、代辦等,這對以後國家間的正常交往以及國際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成為一種國際法和外交慣例,為後世各國所遵循。維也納會議的召開,是反法聯盟對拿破崙帝國的勝利,而維也納體系的形成,則使歐洲確立了一個新的均勢格局,歐洲各主要強國在這一格局中,各自根據實力占據了自己的位置,整個歐洲因而獲得了一種平衡。盡管這種平衡和強國間的均勢只是暫時的、相對的,但它畢竟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歐洲大國之間的關系,結束了歐洲十幾年的戰亂。正如有學者所 總結 的:「歷史實踐證明,它畢竟給歐洲帶來了約一個世紀的相對穩定和發展,歐洲大踏步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17>維也納會議本身開創了舉行國際會議解決國際爭端的 方法 ,這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客觀上避免了中世紀以來歐洲國家之間無休止的戰爭。此後,為了貫徹維也納體系所確立的原則,歐洲各大國開始嘗試一種新的外交協調機制,即以定期不定期的舉行國際會議的方法,來處理國際問題或國家間的爭端,從而否定了歐洲歷史上常見的以武力和戰爭手段解決國家間利益沖突的方式。從某種程度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聯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聯合國,也是這種體系演變的結果。歷史已經證明,維也納體系對以後國際關系史的走向的確產生了重要影響。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及其建立的時代背景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1. 巴黎和會及其後協約國及參戰各國與戰敗國簽訂的一系列條約(包括對德國的凡爾賽條約, 對奧地利的聖日爾曼條約, 對保加利亞的納伊條約, 對匈牙利的特里亞農條約, 對土耳其的色佛爾條約和洛桑條約) ; 2. 國際聯盟的建立(國聯盟約是上述每一個條約中的第一部分內容) ; 3. 華盛頓會議上簽訂的一系列條約 (四國條約, 五國海軍條約,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 九國公約) 。因此, 如果我們說到凡爾賽體系, 就是指上述的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內容, 由於洛桑條約是1923 年7 月戰勝國與土耳其凱末爾政府簽訂的, 並以此代替了色佛爾條約, 所以我們可以說, 凡爾賽體系是一戰後列強經過近五年的時間, 終於在歐洲、中近東和非洲建立了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新秩序。如果我們說到華盛頓體系, 就指第三方面的內容, 華盛頓體系是列強在戰後建立的亞太地區的新的國際關系結構。於是, 如果我們給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下一個定義, 可以這樣表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戰勝國列強先後召開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 通過一系列條約和第一個國際性組織———國際聯盟的建立, 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了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維護戰勝國利益和維持戰後和平的新秩序, 即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這是一戰後國際關系的新格局。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人類進入20 世紀並經歷了歷史上第一次全球戰爭之後建立起來的。當我們站在戰爭的廢墟上環視全球的時候, 我們清楚地看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世界政治地圖的確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雅爾塔體系的形成、內容及其影響雅爾塔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建立的新的世界格局。所謂世界格局,指的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國際關系結構。一種世界格局的形成,是世界各種力量經過不斷的消長變化和分化組合,從而構成一種相對穩定的均勢結果。一種世界格局的解體,則是這種均勢逐漸被打破,再也無法保持下去的結果。在近現代史上,每次大的國際戰爭之後,戰勝國都要召開國際會議締結國際協議,根據自身的利益和實力對比重新劃分邊界和勢力范圍,安排戰後世界秩序,建立一種新的國際關系格局,如維也納體系。所不同的是,雅爾塔體系從戰爭後期即開始著手安排;其時間之長主宰世界達半個世紀;范圍之廣遍及世界各地。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遠大於以往的國際格局。內容主要包括:處置戰敗國,防止法西斯主義東山再起;重新確立戰後歐亞的政治版圖,重劃法西斯戰敗國及其被佔領地區的疆界;建立聯合國。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具有反法西斯的正義性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介入,作為這場戰爭產物的雅爾塔體系有其歷史的進步性。它倡導和平民主的原則,在處置戰敗國使之民主化以及承認被壓迫民族獨立自治等方面都體現了這一精神;它承認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主張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共處與合作,將蘇聯和美英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和平共處納入了國際關系體系。這對戰後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加強社會主義蘇聯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都起了好的作用;它倡導建立的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和發展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使雅爾塔體系具有兩面性:一方面,雅爾塔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和平民主的原則,有一定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雅爾塔體系又具有大國爭奪勝利成果的性質,美英追求的仍然是帝國主義利益,蘇聯追求的是帶有嚴重大國利己主義的具有擴張傾向的利益目標。這兩個根本因素為評價雅爾塔體系的客觀作用帶來了復雜性,同時又使這一「體系」不能不給戰後國際形勢的發展帶來各種消極的後果。 然而,雅爾塔體系的消極作用更不可忽視,這些消極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第一,雅爾塔體系下形成的美蘇兩極格局的對峙是戰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雅爾塔體系的確立雖然使由此形成的美蘇兩極格局代替了過去西方群雄競爭的格局,但伴隨著世界范圍矛盾相對簡化而來的卻是國際矛盾對立程度和規模的擴大,從而使隨後的美蘇兩極格局終於變為對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美蘇對戰後以他們各自為核心的兩極格局總的態度是,既要千方百計地維護它,又要想方設法地打破它,即展開以削弱對方為目的的對抗,其核心的問題是爭奪世界霸權。這一矛盾既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戰後幾十年內矛盾的主線,又成為戰後整個國際關系發展的軸心。無論是美國主導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蘇聯主導的阿富汗戰爭,還是美蘇主導的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軍備核競賽危機都說明了這一點。第二,雅爾塔體系一方面是作為對法西斯國家發動二次大戰的戰爭強權政治的懲罰和遏制而確立的,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十足地體現了大國的強權政治,因而這一體系就為戰後繼續實行強權政治開創了惡劣的先例,特別是為蘇聯推行強權政治開創了先例。戰後出現的種種強權政治的事實,實際上就是雅爾塔體系本身所體現的強權政治的繼續。這種強權政治的表現是:幾個大工業國背著中小國家甚至大國,用犧牲中小國家的利益作交易,爭奪勝利成果,劃分勢力范圍;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不是進行直接佔領就是加以變相控制;不是在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上確立自己的主導地位,就是把自己的方針和政策強加給別國。不管對日本、對包括印度支那在內的東南亞,還是對中國,不論是對戰敗國還是對戰勝國,實行的都是這種政策。當然其程度和具體情況各有不同。中國雖然是戰勝國,又是大國,但在處理中國的問題上,實際上把中國當成戰敗國對待,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第三,重劃國界,分裂國家,造成人口大遷移,埋下了戰後發生國際糾紛的「定時炸彈」。二戰後重新劃定邊界、領土變更,牽涉到10個國家。有的國家丟失了領土,有的國家則得到了領土。德國和朝鮮被分成兩部分,實行兩種制度,成為後來不穩定的根源。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造成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人口大遷移,導致了2000萬人的背井離鄉,不僅給這些國家的人民造成極大的痛苦,而且給這些國家及其相互關系留下了不少隱患。在所有隱患中,最大隱患就是戰後美、蘇及東、西方的矛盾乃至成為引發冷戰的導火索。第四,構建了不平等的國際關系和經濟秩序,阻礙了世界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美蘇在戰後分別以「世界憲兵」和「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自居,使大批國家處於不平等的依附地位。後來,被控制的「盟國」和「兄弟國家」情況雖有較大變化,但也未能完全擺脫受制的境遇。至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則陷於東西方冷戰的夾縫中艱難生存。第五,造成軍事上的兩極分化和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以致成為戰後世界緊張局勢和危險的直接的現實根源。美蘇在世界的超級大國地位和以他們為首的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以及以他們為代表的東西方世界軍備競賽和地區爭奪,都是雅爾塔體系存在和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些因素惡性循環、相互推動,是增加世界局勢的緊張氣氛和「熱點」爆發的刺激因素。總之,正是在雅爾塔體系重大影響這一客觀條件下,各式各樣的冷戰事件成為戰後國際政治的中心內容。其中尤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和以他們為首的兩個軍事集團之間的東西方冷戰的對抗為主要特徵,並由此迅速構成了鮮明的美蘇兩極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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