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戰敗後如何對待甲級戰犯的

Ⅰ 二戰德國甲級戰犯判死刑投票結果

反正印度和菲律賓反對死刑.....，但是最後甲級戰犯被處死，推薦你去看一部電影叫做東京審判，就是說這些的

Ⅱ 德國和日本戰敗後如何道歉

戰後，聯邦德國政府利用各種機會對納粹德國的罪行進行真誠懺悔和謝罪。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幾十年來認真履行賠償義務，向受害國及受害者個人支付了巨額賠償；1994年德國議會通過《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嚴禁以任何形式宣傳納粹思想，並對新納粹分子進行嚴厲追究；近十幾年來，每年都在集中營舊址、主要戰場、博物館、西方盟軍和蘇軍墓地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以警示世人；在教育方面，規定歷史教科書必須包含足夠的有關納粹行為的內容，教師必須對有關納粹專制特別是集中營和大屠殺的歷史進行充分講解。 日本方面，盡管也有不少二戰老兵對當年的罪行進行深深的懺悔，但日本政府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誠意。日本教育部門一再修改歷史教科書，不願承認也不願反思當年侵略東亞各國的史實；日本法院一再判決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的東亞各國受害者敗訴；日本首相不斷參拜靖國神社，並為遠東國際法庭判處死刑的七個甲級戰犯樹立「七士之碑」。

Ⅲ 戰勝國在二戰德國戰敗之後，是怎麼報仇的

眾所周知，二戰是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一場戰爭，因為僅僅是一場二戰下來被捲入戰爭的人類就高達20億，別的暫且不用多說什麼，試問20億人類是一個什麼概念？

很顯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那肯定也就是無法想像的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戰爭也畢竟是戰爭，自然二戰作為戰爭肯定也就是會有戰勝國和戰敗國的，那麼說起二戰的戰敗國德國來，那還真就是罪有應得了，因為二戰就是德國引起了，如果沒有德國的話，雖然咱們不能保證二戰就不會爆發，但是最起碼可以保證二戰是不會爆發這么早的了。

然而，德國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戰勝國又是如何報復德國的呢？

下面，咱們就來說一下，只能說德國人民太無辜了吧。

這就如同，蘇聯人民看到德國人民在自己的國家免費幹活一樣，大家可以試想一下，蘇聯人民的內心又會是何種的感想了。很有可能都會無比的開心了。

Ⅳ 二戰後的德國甲級戰犯是哪些

二戰後的德國甲級戰犯如下：

1、戈林

戈林是納粹德國的一位政軍領袖，與「元首」希特勒的關系極為親密，在納粹黨內有相當巨大的影響力。

2、里賓特洛甫

希特勒政府時曾任駐英國大使和外交部長等職務，對促成德日意三國同盟起過重要的作用，此外，里賓特洛甫直接參與了閃擊波蘭，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的戰爭。

3、凱特爾

曾任德軍最高統帥部總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資歷最老的指揮官之一。

4、卡爾滕布魯納

奧地利黨衛隊領袖，奧地利公安國務秘書，第二任德國中央保安總局局長。

5、羅森堡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中的一名重要成員，為納粹黨黨內的思想領袖，是納粹黨最早的成員之一。

6、弗蘭克

德國駐波蘭佔領區總督，納粹首要戰犯。1923年加入納粹黨。1939年被任命為德國駐波蘭轄區最高行政長官，在任期間，參與大肆屠殺和殘酷奴役波蘭人，並積極推行滅絕猶太人的計劃。

7、弗利克

納粹官員，曾任第三帝國的內政部長。

8、施特萊歇爾

納粹頭目之一，反猶刊物《先鋒報》主編。

9、約德爾

納粹德國陸軍大將，德軍最高統帥部作戰局局長，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犯。

10、紹克爾

於1923 年加入納粹黨。1927 年擔任圖林根大區領袖。1927 年至1933年曾為圖林根邦議會議員。1932 年他被任命為圖林根地方長官。1933 年5 月出任圖林根財政部長和圖林根邦政府總理。還獲得沖鋒隊和黨衛隊副總指揮的頭銜。

11、英誇特

駐奧地利總督，德國駐荷蘭佔領區長官，希特勒死後任德國外交部長，原為奧地利律師。

12、鮑曼

納粹「二號戰犯」，納粹黨秘書長、希特勒私人秘書，掌握著納粹黨的錢袋子，人稱「元首的影子」。在希特勒政權垂死掙扎的最後日子裡，鮑曼成了僅次於希特勒的第二號重要人物，納粹黨總部主任。

13、赫斯

於戰時搭乘飛機私奔英國，被部份歷史學家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攸關戰爭「發動與結束」最大之謎，英國當局至今並未公布檔案。

14、雷德爾

德國軍事家，納粹德國海軍總司令。

15、馮克

1912年起當編輯，1913年做了一年的志願兵，1914年起在某輕步兵團服役，1916年7月在《柏林證券報》編輯部工作，1920年起當責任編輯，1922至1930年當總編。

16、席臘赫

全德青年領導人，駐維也納總督。席臘赫1925年加入納粹黨。1929年為民族社會主義全國青年指導人。1933年後為全德青年領導人。1940年被任命為駐維也納總督。

17、施佩爾

著名的建築工程師，德意志第三帝國軍備和戰時生產部長。希特勒的好友。

18、牛賴特

是職業外交家。1930年至1932 年曾為德國駐英國大使。1932 年6 月2 日，巴本內閣曾任命他為外交部長，在施萊歇爾和希特勒的內閣中他仍留任此職。

19、鄧尼茨

二戰期間德國的著名將領。德國總統 、國防軍最高統帥 、海軍元帥 。鄧尼茨於1891年9月16日出生在柏林 。

20、博爾曼

參加過一戰，戰後曾參加過德國右翼組織「志願兵團」。

21、羅森貝格

1893年1月13日出生，1940 年，希特勒以保護文物為名，委派羅森貝格設立「羅森貝格特別工作處」，負責徵收法國和其它佔領國的藝術珍品。

(4)德國戰敗後如何對待甲級戰犯的擴展閱讀

戰犯分類：

1、甲級戰犯

詳細控罪指：「作為領袖、組織者、鼓動者或從犯；策劃、執行計劃或秘密計劃；發動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條約之戰爭。」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受審的甲級戰犯全都被控以上罪名，另加其他對個別國家發動戰爭的罪名。甲級戰犯主要為掌握決策權力的軍隊或政府中之高層。

2、乙級戰犯

一般指控包括「下令、准許或容許虐待戰俘或平民」或「故意或魯莽疏忽責任，未有阻止暴行」。部份甲級戰犯同時有被控以此「戰爭罪行」。

3、丙級戰犯

多數指控實際執行殺害或虐待者。

Ⅳ 二戰後，是怎樣處理德國和日本的

二戰以後對德國、日本法西斯的處理

由於德、日、意法西斯國家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人類反對以強凌弱的侵略戰爭，更痛恨發動侵略戰爭的戰爭元兇。同盟國在波茨坦等歷次會議及其宣言中，都明確表示將對戰爭罪犯加以嚴厲的審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分別在德國和日本開設法庭，審訊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戰犯。對德國法西斯的審判從1945年開始，1946年結束；對日本戰犯的審判開始於1946年，結束於1948年。
在成立法庭前，蘇聯對審判方式提出意見，認為抓到的戰犯反正都是罪行累累，槍斃或絞死了事，何必再為他們花費時間，勞民傷財?美英法西方三盟國則認為，他們如今只是囚禁中的被告，是不是戰犯以及怎樣程度的戰犯還有待審理；而審理過程中，不但應充分給予被告自我辯護的機會，並由他們自選律師，而費用由法院支付。當時四個盟國之間，蘇聯是絕對少數，因此，莫斯科速審速決的主張從一開始就被排除了。
德國投降後，以各種罪名被控的前納粹分子共350萬人，經過各地的預審，最後只關了9600名，其中屬於頭號戰犯，像前納粹空軍頭目戈林的，只有20名左右。國際法庭設在紐倫堡的司法大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分兩個法庭進行。橫濱軍事法庭負責審理乙、丙級戰犯，東京軍事法庭負責審理甲級戰犯。法庭以破壞和平罪、違反戰規罪、違反人道罪及共謀罪，對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正式起訴。
那些為德國納粹被告辯護的律師，來自美國、英國甚至德國，所有日本被告都有美國籍辯護律師和日本籍辯護律師作代表。
德國戰犯的辯護律師們出於職業本能，咬文嚼字、想方設法為被告開脫。審訊方總能及時地提出人證物證，把被告和律師的狡辯駁倒。作為公訴人的檢察官盡量列舉罪證，被告及其律師(背後還有其提供有利資料的被告家屬)也盡量狡辯，然而，檢察官則再用更多更有力的證據加以反駁，反復較量。被告最終能不能定為罪犯，取決於審判過程中的反復較量。紐倫堡審判結果是，被告22名主犯中，12名判處死刑，2名判處終身監禁，2名監禁20年，1名15年．還有2名無罪釋放。審判戰犯的過程，也正是更徹底地揭發其罪行的過程。紐倫堡審判當時是西方頭號新聞，而每天讀者都可從報上刊載的法庭上揭發―狡辯―反狡辯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更多的集中營內部的殘酷事實。這既教育了群眾，也是對歷史負責，因為審判不僅面向當代人，也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當時紐倫堡法庭特別在郊區租下兩所別墅，專門用來接待被害者的家屬及可以提供納粹罪行旁證的人士。旁聽那樣的審訊是痛苦的，天天聽納粹種種滅絕人性的暴行的揭露，特務頭子希姆菜怎樣分批把三十幾萬華沙的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等等。
對日本戰犯審判中，檢察官按所分擔的部分分別陳述，所列舉戰犯的罪狀共55條，主要包括發動對美國、中國等國的侵略戰爭；陰謀控制整個中國；違反國際公法和戰爭慣例，對被侵略國家無抵抗力之民眾及已解除武裝之軍人，大肆殘殺、虐待、強奸、劫掠、施以酷刑及其他殘暴手段，如在中國的南京殺害平民數十萬人，在廣州、衡陽、柳州、平頂山等地都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在戰區實施「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在整個起訴期間，檢察方面向法庭出示了大量的人證、物證，以證明所有被告確實犯下了起訴書所指控的罪行。如為了證實日寇侵略佔領中國東北的罪行，法庭傳訊了當時被關押在蘇聯俘虜營中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也有日本人出庭作證的，如曾任陸軍兵務局長的田中隆吉少將，證明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系日本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策劃，由日軍工兵第二十大隊士兵執行，並證明這是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陰謀的組成部分。法庭所獲得的另外兩個重大證據是木戶日記和《西圓寺・原田回憶錄》。木戶日記包括了從1930年到1945年期間，他任職內大臣的秘書、國務大臣，以及後來任職內大臣時，以天皇機要顧問的地位，與重要人物交涉時的記錄。而《西圓寺・原田回憶錄》是由原田口述，並經西圓寺校訂了的回憶錄原本。西圓寺公爵是日本最後的「元老」，原田長期擔任為「元老」自政府方面及陸海軍最高機構取得情報的特殊任務。他們為法庭提供了有用、可靠的證據。
日本律師清瀨一郎為全體被告辯護。他提出「東亞新秩序」和「大東亞共榮圈」乃是基於仁愛公正之「皇道」，決不是侵略他國；日本土瘠人眾，故不得不在中國東北取得特殊利益等。個人辯護階段，多數罪犯或企圖狡賴，或互相推諉，以圖減輕罪責。在中國犯有累累罪行的戰犯坂垣征四郎，盡管在法庭上百般抵賴，但中國檢察官根據重要文件證據，嚴予盤詰，使坂垣窘態百出，啞口無言。對南京大屠殺的主謀、陸軍大將松井石根的審判，法庭以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指出，自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到1938年2月初，「在這六、七個星期中，數以千計的婦女被強奸，10萬以上的人被屠殺，無數的財產被盜劫與焚毀。」「他(注，松井)既有義務也有權力統制他自己的軍隊，和保護南京的不幸市民。由於他怠忽這些義務的履行，不能不認為他負有犯罪責任。」後來法庭根據罪狀第五十五項「怠於防止違約行為」判處松井石根絞刑。
關於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一直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日本戰犯過程中人們關注的焦點。日本天皇為戰時日本政治、軍事上的最高統治者，當時不僅中國輿論界要求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國際輿論以至日本國內一些人士也認為日皇應是這次戰爭的最高責任者。但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利用莫斯科協議賦予的權力，為日皇網開一面。在討論、准備起訴書之初，首席檢察官季南即宣布，盟總方面的意見是，決不將日皇作為戰犯審判。故日皇究竟應否負戰爭責任，已不是法律問題，而成為美國對日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起草起訴書過程中，季南利用其首席檢察官的身份，多次阻止對日皇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在對被告的審問中，甚至暗示被告人為日皇開脫罪責。對於日本天皇未被定罪，輿論界反應十分強烈；中國《大公報》指出：「最令人不滿者是開脫了日皇的侵略責任。……裕仁明明是天字第一號的戰犯，為何不追究？進一層來講，這不僅是日皇個人的事，由於赦免日皇而確保了天皇制，保存了日本對外侵略的精神基礎，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應進一步按判決書之跡嫌追究侵略之最高責任，提出公審日皇，以示法律的無私與平等。」《申報》也評論道：「日本二十年來的戰爭責任，其主導者為裕仁及其內府重臣，從理論上說，裕仁及內府重臣是不能卸辭破壞和平戰責的。」
1948年11月，歷時兩年半之久的東京審判終於降下了帷幕。法庭做出判決：判處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東條英機7人絞刑；判處荒木貞夫、梅津美治郎等16人無期徒刑；判處重光葵有期徒刑7年，東鄉茂德有期徒刑20年。

Ⅵ 二戰德國甲級戰犯有無判絞刑當時投票表決結果

1945年10月18日，國際軍事法庭第一次審判在柏林舉行，自194 5年11月20日移至德國紐倫堡城。經過216次開庭，於1946年10月1日結束。法庭對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H.戈林、M.博爾曼、H.弗蘭克、W.弗里克、A.約德爾、E.卡爾滕布龍納、W.凱特爾、J.von里賓特洛甫、A.羅森貝格、F.紹克爾、A.賽斯-英誇特、J.施特賴歇爾等12人被處絞刑。其中10人被執行（戈林刑前自殺，博爾曼被缺席審判）。W.馮克、R.赫斯、E.雷德爾等3人被判無期徒刑，B.von希拉赫、A.施佩爾、K.鄧尼茨、K.F.von紐賴特等4人被判10～20年徒刑，H.弗里切、F.von巴本、H.G.H.沙赫特等3人被釋放。
H.弗里切,他僅僅是一位廣播評論員,因為聲音酷似戈培爾被誤抓到紐倫堡接受審判,很顯然他是無罪的,當庭就被開釋了.
巴本和沙赫特因為幾乎沒有參與納粹政治而被當庭釋放,牛賴特被判處十五年徒刑,鄧尼茨被判處十年徒刑,雷德爾和豐克被判處無期徒刑(雷德爾很快就被釋放),其他人一律處以絞刑.

Ⅶ 關於二戰後,日本與德國對待斗爭罪行的做法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反法西斯聯盟的勝利宣告結束。在戰爭硝煙逐漸散去的六十年中，同為戰爭發動者的日本和德國在許多方面走過相似的道路，但在反思戰爭罪責問題上，兩國政府卻表現出了極為明顯的不同。

戰後，聯邦德國政府利用各種機會對納粹德國的罪行進行真誠懺悔和謝罪。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幾十年來認真履行賠償義務，向受害國及受害者個人支付了巨額賠償；1994年德國議會通過《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嚴禁以任何形式宣傳納粹思想，並對新納粹分子進行嚴厲追究；近十幾年來，每年都在集中營舊址、主要戰場、博物館、西方盟軍和蘇軍墓地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以警示世人；在教育方面，規定歷史教科書必須包含足夠的有關納粹行為的內容，教師必須對有關納粹專制特別是集中營和大屠殺的歷史進行充分講解。

日本方面，盡管也有不少二戰老兵對當年的罪行進行深深的懺悔，但日本政府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誠意。日本教育部門一再修改歷史教科書，不願承認也不願反思當年侵略東亞各國的史實；日本法院一再判決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的東亞各國受害者敗訴；日本首相不斷參拜靖國神社，並為遠東國際法庭判處死刑的七個甲級戰犯樹立「七士之碑」。

日本和德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挑起者，也都承受過戰敗國家的經濟和精神上的痛苦，但為什麼在反思戰爭方面卻表現出如此鮮明的態度對比呢？

首先，戰後對兩國法西斯的清算程度不同。戰後初期，德國被美、蘇、英、法四國實行分區佔領。為防止德國軍國主義再起，四大國採取了嚴厲的制裁措施：召開紐倫堡審判，對納粹戰犯進行嚴懲；大規模清洗納粹分子，取締納粹領導機構和秘密警察、黨衛隊等特務機構；重新劃分德國疆界；強制德國償付巨額戰爭賠款。1949年，又將其分裂成兩個國家。四大國的武裝佔領，領土面積的減少，巨額的賠款負擔，國家的長期分裂，迫使德國不得不反思發動戰爭的沉重代價。而日本則是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有條件投降的。控制日本的美國雖然主持了對法西斯分子的審判和制裁，但並不徹底，對戰爭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天皇根本沒被起訴，許多重要戰犯因「罪證不足」被釋放。在戰爭賠償方面，美國擬訂的賠款數額與受害國所遭受的損失和所要求的數額相差甚遠。後來，出於反共的戰略考慮，美國更加放鬆了對日本的懲處。天皇制政體被保留，大批戰犯免於懲罰，只償付象徵性的戰爭賠款，這種處理使日本無法感受到德國所承受的那種刻骨銘心的戰爭痛苦。

其次，戰後兩國政權建立的基礎不同。德國戰敗後，納粹元兇希特勒自殺身亡，納粹德國的政府機構和武裝力量全部解散。無論是聯邦德國還是民主德國政府，都與納粹勢力沒有直接聯系，許多政府首腦甚至就是納粹的受害者。因此，他們在對待戰爭責任等問題上，能夠比較超脫、客觀地進行反省。而在日本，作為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象徵的天皇沒有被推翻，政權長期控制在被釋放的戰犯和軍國主義分子手中，讓這樣的政府來反省戰爭罪責，無異於緣木求魚。

再次，兩國所處的地緣環境不同。在歐洲，受德國侵略的周邊國家如英、法、蘇、波、比等在戰後經濟發展很快，且占據世界輿論要津，從實力和聲勢上對德國形成了巨大威懾。德國要謀求發展，就必須改善與周圍國家的關系，要想實現這種和解，就要求它必須和以前的納粹勢力一刀兩斷，對以前的戰爭罪行進行徹底謝罪，樹立嶄新的國家形象。與此同時，深受納粹迫害的猶太民族緊盯德國政治動態，組織專門機構長期從事對納粹罪行的調查取證和起訴活動，不斷將納粹殘殺猶太人的罪行公布於眾。德國政府面對來自強勢鄰邦的監督和輿論壓力，也需要深刻反省戰爭。而在遠東地區，受到日本侵略的大都是剛剛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本身國內問題紛雜，經濟實力不強，故對日本的監督和威懾相對較弱。同時，出於各種原因，各受害國之間沒有精誠團結，共同譴責日本的戰爭罪行，而是分別對日本採取了寬大為懷的政策。這種寬容不但沒使日本心存感激，反而助長了其傲慢自大的意識。

最後，兩國的宗教和文化不同。從宗教方面來說，德國人多信奉基督教，內心中存在較深的 「罪感意識」，故能夠真誠地懺悔自己的罪行。而日本人大都信奉神道教，缺乏基督教的「罪過文化」，也沒有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故在反思歷史方面較為遲鈍。從文化淵源方面來說，盡管德國具有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傳統，一度助長和滋生了法西斯主義，但從根本上說，德國文化是歐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藏著與歐洲文化相一致的自由、理性和科學精神。這些精神有助於德國克服法西斯主義，認識到前人犯下的嚴重錯誤。而日本人大都崇尚武士道精神，崇尚絕對忠誠、弱肉強食和優勝劣汰，對強者恭順，對弱者強硬，不服輸，不認罪。「他們寧願用一百個錯誤來遮蓋一個錯誤，而不願誠心誠意地承認和改正這個錯誤。」這種宗教和文化的傾向，將日本不認罪、不懺悔的態度推向了極端。

事實上，對二戰德軍的討論要正面得多，鮮有對二戰日軍的純軍事討論，我認為原因有

1、最重要也是最廣為人知的是，德國已經從法理上徹底認罪，德國已經獲得了包括以色列在內的所有國家的原諒；反觀日本，發動戰爭的天皇得以善終，至今日本仍然對二戰的罪行不承認。

2、30年代的德國已經是工業化的強國，相比之下，處於亞洲的日本的工業化剛剛起步，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德國的對手，從蘇聯、美國、英國、法國來看，無一不是工業國家，因此歐洲戰場更多地具有了機械化、工業化的特徵。知道今日，整個世界尚且仍然處於機械化向信息化過渡的階段，二戰歐洲戰場的機械化戰爭經驗至今仍然有借鑒價值。而亞洲戰場，戰爭更多地表現為步兵戰斗、游擊戰、叢林戰等形式，而且日本的對手，無論中國還是美英在亞洲的駐軍都比較弱小，因此戰爭形式幾乎表現為一面倒的格局。這種一方佔有絕對優勢的戰爭，相比歐洲那種勢均力敵的戰爭，可借鑒的較少

3、二戰日軍是狂熱的、種族主義的皇家私人軍隊，日軍從上到下，都必須為種種駭人聽聞、令人發指的罪行負責，而不僅僅是少數高級軍官。即使沒有高級軍官的教唆，從日軍的本質來看，南京大屠殺仍然會發生，就像當年的旅順大屠殺一樣。這是日本對中國的仇視本質決定的。反觀德軍，除了蓋世太保這樣的特務機構，當年的德軍是純粹的職業軍人，從高級將領到普通士兵，這就決定了德軍的戰斗是純粹的戰斗，而不是像日軍那樣的種族屠殺。至於集中營，那是特務機構的所為，和國防軍應該沒有太大的關系。事實上，很多的資料都披露了，大量的德軍將領都是極端反感種族屠殺的。要知道，德軍的大多數將領，都是深受普魯士傳統影響，從小在軍校成長起來的。他們就是純粹的職業軍人。也因為這樣，德軍更多地被對手所尊重，無論巴頓對隆美爾的惺惺相惜還是蘇軍對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的推崇，都表明，真正的軍人搏殺在戰場，而不是對弱者的屠殺。

因此，今天，無論是歐美還是國內，還在談論二戰德軍的種種，談論一些經典戰役、戰斗，那是軍人對軍人的尊重。但是日軍，就永遠被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了！

Ⅷ 德國後來是如何對待二戰將領的

絕大部分，沒有什麼戰爭罪行的，日後日子都過得不錯
很多人日後進入了國防軍，比如隆美爾的參謀長，日後當了德國國防軍的高層
還有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人，也都當上了國防軍的顧問
但如果手上不那麼干凈的，日後只能靠邊

Ⅸ 二戰德國戰敗，為什麼接受審判的戰犯只有21個，而日本，甲級，乙級，丙級戰犯有幾千個

在戰敗之後，戰犯可能必須接受戰勝國為首組成的審判單位或其他國際組織， ... 戰犯：二戰後審判乙丙級戰犯費時1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日本的許多重要戰犯，由於美國的包庇而未受到應有的懲處。

Ⅹ 二戰結束後,各國如何處理戰犯

二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次慘痛的記憶，同時也是世界人民的一次災難，而發動這場災難的就是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尼，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中國最痛恨的東條英機。
第一個被挫骨揚灰的就是希特勒，因為他對於歐洲人來說簡直就是一個魔鬼，同時他也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種族主義者，他認為只要日耳曼民族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低劣的民族，不配與日耳曼共享地球上的資源，所以他首先就對猶太人進行了大屠殺，其中用來屠殺和做人體試驗的集中營更是臭名昭著。

在德國戰敗後希特勒自知難逃一死，於是便命令手下將自己的屍體燒毀後再掩埋，但還是被蘇聯的士兵發現了，接下來的十多年希特勒的遺體就沒得到安生過，先後被蘇聯人挖出來鑒定又埋進去達到八次之多，最後終於在1970年4月，希特勒的遺體最後一次被挖出，然後被放在了盒子里進行徹底摧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挫骨揚灰」，之後就將他的骨灰撒在了德國的河流中，徹底將他從這個世界上抹去了。
第二個骨灰被盜的就是東條英機，這個惡魔我們再也清楚不過了，是他親手發動了對華侵略戰爭，使我們飽受14年的戰亂之苦，同時他也是我們最希望被挫骨揚灰的一個人，但偏偏事與願違，在美軍准備將他和其餘六個甲級戰犯的骨灰撒進太平洋的關鍵時刻，他的骨灰被日本右翼分子偷去了一小部分。

這一小部分骨灰還被他們分別安葬在了兩個地方，第一個是日本的伊豆山，並樹了一個「七士之碑」，第二個地方在三根山，被偷偷立了一個「殉國七士墓」。
由此也可以看來這些日本右翼分子亡我中華之心不死，居然還敢明目張膽的立起墓碑，簡直就是令人發指，所以我們也不要放鬆對日本的警惕，必須時刻防備著。
而第三個被鮮花長伴的就是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說到義大利就不得不說他是一個歡脫的民族，因為義大利這個國家其實在二戰中並沒有發揮多大作用，而且還總是在戰場上戰敗鬧笑話，希特勒就為此說過，如果滅掉義大利我只需要三個師，但保護義大利我卻要用六個師，可見義大利不但沒幫上德國什麼忙，還總給德國添麻煩。

不過這個墨索里尼始終是三大戰犯之一，為什麼義大利的人們卻對墨索里尼這么仁慈呢？這時因為墨索里尼雖然是一個獨裁主義者，但在位期間還是把國家建設的很好，並且深得民心，而他做的唯一一個錯誤決定就是在二戰時選錯了隊伍。
直到現在，墨索里尼也還安靜地躺在一個寧靜的海邊小鎮，每年都還有一些人過來祭奠，而且從義大利的一個諺語「不管你怎麼樣評價墨索里尼，但他起碼能讓火車准時發車。」中就能看出，現在的義大利人民還是非常懷念他的，而墨索里尼也可以說是二戰戰犯中下場最好的一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