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是如何修路的

G. 為什麼德國的高速公路，稱得上世界最好呢

在德國對於公路的要求非常的苛刻，標准道路的寬度3.5米，在車路兩邊設有3米寬的應急車道，並且高速路上的坡度不能夠超過4度，路面上混凝土的厚度80厘米，定期還進行保養修護。

德國在修建的高速路上，還要求坡度不超過四度，路面混凝土厚度高達80厘米，定期會對道路進行修復和保養，在我們中國修建的道路遠遠沒有這么好，尤其是靠近貧困的地區。並且在貧困地區的道路也是坑坑窪窪的，危險性很強。因此在中國，經常會有車禍的發生，跟公路和交警部門的懲罰力度有很大的關系。

德國交管部門的監督執行力量很強，對於違法的司機，處罰力度也很大。如果超速30至40公里每小時，除了罰款還要吊銷駕照一個月，在我們中國對於違法的司機只扣錢。

H. 德國經濟是走怎樣的道路的

淺談德國統一與德國現代化
我們在探討現代化問題時一般考慮的是社會層面的因素，比如產業結構的變化、科學 技術的發展、新興階級的形成或是新的思潮的傳播。這在本質上屬於一個漸進的自然的 變化過程。而統一問題主要涉及的是一些政治層面的事件，如統一力量、統一方式或是 統一策略等等。這更多地屬於劇烈的人為的速變過程。這兩種不同性質、不同時空的過程並沒有必然的聯系。然而，在德意志近代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統一與現代化之間 卻存在著極為密切的特殊關系。政治上的分崩離析一直是德意志民族發展史上的重大不 幸。1517年的路德宗教改革揭開了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統一運動的序幕，然而統一 是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的。隨著西歐的現代化浪潮向周邊推進，德國社會也深受震盪， 此後的統一運動開始與現代化緊緊地結合起來。1807年開始的反拿破崙戰爭，1848年的 德意志資產階級革命，都深深地打上了現代化的烙印。現代化客觀上要求統一的市場， 現代工業資產階級也需要統一的民族國家作為其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護神，現代化離不 開國家的統一。同時，現代化的發展，工業革命和工業化的進展，對德國的統一也起了 巨大的推動作用，德國的統一同樣也離不開現代化，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講它是現代化的 產物。因此，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化之間是一種密切相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 關系。
一
現代化問題在德國一經出現便與德國的統一緊緊地交織在一起。這是德國歷史發展的 必然，更是德意志民族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
近代英國和法國早就確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解決了統一問題。對內，這些民族國家 的專制王權為了鞏固其統治致力於度量衡的統一，道路的建設，關卡的消除及金融系統 的建立，促進了自由貿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外，專制王權奉行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 ，保護國內工商業的成長，開拓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市民階級在專制王權的襁褓里得 到了很大的發展。英、法等統一的民族國家遂也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德意志社 會雖受影響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30年戰爭中，英、法甚至是瑞典等民族國家為 了本國利益而浴血奮戰，而此時的德意志諸邦還在相互廝殺，統一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識 還是很淡漠。如果說，在18世紀，德意志人開始有了一種民族意識，那麼也僅僅只是一 種流傳於思想界、知識界精英觀念上的浪漫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1](第112頁)。這與英 法等民族國家基於共同政治意志與經濟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民族主義」有著顯著的差異 。即便是到了18世紀中後期，雄心萬丈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沒有提出過要統一德意志之 類的話。那麼，到底是什麼事件或是什麼因素最終使統一問題提上日程?筆者認為這個 事件便是拿破崙戰爭，這個因素便是現代化對德意志社會的影響。
從1800年的馬倫哥戰役到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拿破崙同封建歐洲進行了歷時15年的 戰爭。毗鄰法蘭西的德意志受戰爭的打擊最為巨大。1805年第三次反法聯盟的失敗及《 普蘭斯堡和約》的簽訂和「萊茵聯邦」的建立直接導制了神聖羅馬帝國的解體。至此， 形式上的德意志國家不復存在，如何重拾舊山河提上了日程。1806、1807年普魯士軍隊 和普俄聯軍的失敗及《提爾西特和約》的簽訂使普魯士這個曾經擁有30萬平方公里土地 ，逾1000萬人口和25萬軍隊的強邦，連同它那自稱為歐洲最強的軍隊，以及曾被資產階 級視為進步和理性之所在的開明專制主義精神一道，陷於全面崩潰的境地[2](第241頁) 。拿破崙軍事上的勝利代表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是統一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勝利。以普 奧為代表的德意志的失敗反映了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分裂的諸侯專制統治的沒落。拿破崙 戰爭沉重打擊了德意志的封建專制制度，破壞了德意志強固的封建分裂格局，客觀上有 助於德意志的統一和社會內部新因素的興起和成長。1803年，德意志有關邦在拿破崙戰 爭打擊下召開的一個全帝國代表會議取消了112個邦國，使邦國數減少到30幾個，德意 志在統一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更為重要的是，戰爭中產生了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義 ，人們意識到：落後是由國家的分裂造成的，於是，新的社會力量出現了，它以西方的 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為旗幟，要求國家統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來，自由和統一是不可 分割的。普魯士雖然元氣大傷，但它是全德惟一獨立的國家，是德意志希望之所在，只 有復興普魯士才能統一德意志、復興德意志。因此，全德精英分子聚集於普魯士，共話 改革。同時，軍事上的慘敗使普王無力實行專制統治，也意識到了對封建農奴制進行改 革的必要性。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德意志自由主義貴族和民族主義者得以推行改革，拯 救德意志，出現了1807年開始的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改革雖只在普魯士殘存的一 半國土上推行，卻具有全德意義：它既為德國歷史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即開始走上了 現代化，又為德意志提供了統一的力量。與此同時，拿破崙在萊茵蘭地區推行的資本主 義改造使萊茵蘭地區成為德意志境內最先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地區，促成了一個德意志 現代工商業資產階級，為普魯士改革者提供了可借鑒和效法的榜樣。1815年後萊茵蘭最 發達地區歸屬普魯士成為此後德意志現代化的火車頭，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了「萊 茵文明」，它不僅發展成為全德的重工業基地，而且成為德意志自由和統一運動的中心 。
統一是德意志民族發展的客觀要求，現代化是當時的時代精神，拿破崙戰爭最終把這 兩件關系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大事提上了日程，並促成了兩者的結合。
二
19世紀20年代，德意志工業開始繁榮、活躍起來。三、四十年代是德意志現代化的起 動階段。德意志現代化一經起動便與德意志的統一事業息息相關。拿破崙戰爭雖然歸並 了大量的諸侯國，但德意志依然處於30多個邦國的分而治之之下。這種分裂局面在德意 志現代化啟動之後愈來愈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民族分裂問題的克服已成為德意志 現代化必須突破的關卡。德意志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統一的先驅弗 里德里希•李斯特為建立德意志關稅同盟和全德鐵路系統所作的努力，把德意志現代化 的進步和實現民族統一的進程緊緊地結合起來，首先在經濟上成功地突破了這種分裂局 面。關稅同盟和全德鐵路系統成為當時德意志現代化和統一運動的最主要的載體，是德 意志現代化和統一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最典型的體現和最完美的結合。李斯特曾 貼切地描述道：「鐵路系統和關稅同盟是連體雙胞胎；它們在同一時刻誕生，彼此肢體 相連，只有一個思想和一個感官，它們互相支持，追求同一個偉大的目標，即把德意志 各個部分聯合成一個偉大、文明、富足、強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3](P.347-377)。
在拿破崙戰爭的影響和李斯特的倡導下，德意志各邦意識到鐵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 上的重要性，掀起了鐵路建設的熱潮。1835年德國建成了長6公里的第一條鐵路，1939 年建成鐵路133公里，到1845年德國一共建成20條鐵路，長達2871公里，1849年全德的 鐵路長度超過了法國。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德意志的鐵路建設達到了高潮，開始形成鐵 路網，到60年代末，現代德國的鐵路格局基本形成。據統計，德國鐵路線的長度(不包 括奧地利)，1850年為5822公里，1855年為7781公里，1860年為11026公里，1865年為13 821公里，1870年為18560公里[4](P.93)。普魯士鐵路在其中佔了主要份額：1850年為3 869公里，1870年為11520公里[5](P.376-380)，從而控制了全德鐵路網的運營，鞏固了 它在德意志的經濟領導權。鐵路建設極大地帶動了煤鐵鋼等重工業的發展。鐵路網的建 成便利了德國煤炭的開采，使德國煤炭產量急劇增加，到1860年時，德國的煤產量已超 過比利時和法國。煤礦的開采給鋼鐵工業提供了豐富的能源，鐵路又成為鐵的主要消費 者。1861年至1870年，德意志的制鐵業出現了強勁的高漲，生鐵產量超過法國逼近英國 [6](P.2)。普魯士新建立的煉鐵、鐵器製造和機器製造企業，為全德之冠，佔70%以上 。鐵路事業發展的結果，還帶動了一些新興工業部門的建立。50年代建立的電報業，60 年代建立的化學工業和光學工業以及銀行業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開始促進德意志的工業 化。鐵路事業發展的另一個後果是促進了德意志各邦國的聯系。全德鐵路網的建立不僅 在經濟上方便了交往，促進統一市場的形成，而且大大增進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和 思想交流，增強了德意志統一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以上論述表明，鐵路建設和全德鐵路網的形成成為德意志現代化的強大拉力，使德意 志社會的整個經濟結構和階級力量的配置發生了「決定性的，實際上是革命性的變化」 [7](P.235)。而資產階級力量的增強客觀上又需要一個統一的政府和廣闊的市場，從而 有力地推動了統一大業。正如當時的詩人把鐵路稱為「德意志統一的結婚綬帶」，鐵路 不僅在經濟上，還在促進德意志各地區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播上起著重大 的作用。普魯士也因其對全德鐵路網的控制而成為德意志諸邦中的領頭羊，並最終成為 德國統一的中心力量。
關稅同盟的建立與全德鐵路網的形成一樣，在德意志現代化和統一進程中同樣佔有重 要的地位。它的建立使德意志民族在尚未得到統一的情況下，事先造就了統一的內部市 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經濟上的統一。可以說關稅同盟從倡導之日起便具有兩個 明顯目的：現代化和統一。
由於奧地利對德國統一持冷漠和否定態度，給了經濟上強大的普魯士以爭奪全德霸權 的機會，它越過德意志聯邦，執行一種全德性的關稅政策。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達 姆斯塔特締結的雙邊條約和1829年與南德商業同盟締結的條約奠定了1834年關稅同盟的 兩個重要步驟。受奧地利支持的中德商業同盟遭到孤立，開始分化。1831年黑森選侯國 轉入普魯士關稅體系，打通了普魯士東西領土之間的壁壘，建立了一條通往西部的關稅 橋梁。1833年把上述的締約條約合並，產生了德意志現代化史上意義深遠的關稅同盟。 1834年1月1日關稅同盟生效，其他小邦紛紛加入，到1836年1月，已擁有居民25151000 人，佔1871年統一時德國居民的85.6%，一個巨大的德意志國內市場逐步建立起來。這 樣，日益增長的德國國內產品能按統一的方針銷售了。由於奧地利的自我孤立，德國政 治上同時也是經濟上和地理上的二雄相爭局面首先在經濟上消除了[8](P.77)。當時很 多仁人志士都意識到經濟聯合對政治統一的巨大促進作用。普魯士財政部長莫茨在給國 王的備忘錄中對可以預見到的後果這樣寫道：「……收取進關、出關和過關稅僅僅是各 國在政治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後果，如果這一點確是政治學真理的話，那麼反過來說，這 些國家結成關稅和商業聯盟的同時，它們也必將統一成一個政治體系，這也應當是真理 ……德意志將統一在普魯士的霸權之下。」[8](P.77)全德鐵路系統的形成和關稅同盟 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德意志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壯大了德意志資產階級力量。資產階級 力量的壯大又推動了小德意志地區同普魯士經濟一體化。從19世紀40年代起，關稅同盟 為保護自己年輕的工業，對內部採取自由貿易，對外部和外國採取一定的關稅保護，這 種政策受到大部分資產階級的歡迎，也使普魯士容克階級大受其利。在資本主義強有力 的影響、滲入下，容克階級也被捲入現代化——工業化的浪潮，並不自覺地參加了德意 志民族統一運動。
到1852年，除奧地利和漢堡等個別地區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繼加入關稅同盟。鐵 路不僅把東部農業經濟區同西部鋼鐵工業區緊緊連接起來，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區 都拉入民族經濟市場里來。各邦資產階級大受其利，把普魯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 治和經濟代表，並且這時他們已有能力保護關稅同盟。1853年，向來與普魯士不和的薩 克森王國政府准備接受奧地利首相施瓦爾岑貝格要求建立奧地利領導下的大德意志—— 中歐聯盟的計劃，但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被迫站到普魯士一邊，支持關稅同盟。南部和 西部各邦出現了支持關稅同盟的真正請願風暴。普魯士在全德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終於挫 敗了施瓦爾岑貝格計劃。這場危機表明，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他們已經 不再是同普奧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奧地利也正是經濟的落後而久久未能打入關稅同盟 。1862年普法商約的簽訂使奧地利再也沒有加入關稅同盟的可能，並最終被其他諸邦拋棄。
19世紀60年代以來，小德意志地區的經濟已同普魯士一體化。據統計，1860年德意志 聯邦鐵路總的貨運量為1700萬噸，絕大部分由普魯士掌握和承擔。1846年成立的普魯士 鐵路委員會，60年代擴大為德意志管理委員會，採取多種手段向各邦滲透[9](P.8-9)。 在全德鐵路網的有力支持下，關稅同盟地區形成了共同的經濟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語言 和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終形成並得到鞏固。經濟的統一為政治 的統一奠定了基礎。19世紀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現代化的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和經濟的 發展，已經成為一種強制力量，不僅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民族統一，連容克階級甚至是一 些邦的諸侯貴族也感到，如果他們對抗統一的潮流，德意志將把他們拋棄。可以這么說 ：統一在德意志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強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運作 下，審時度勢，最終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戰爭的形式排除了奧地利，統一了德國。德國的 統一是在德國現代化造就的資產階級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是在現代化所造成的國際國 內有利形勢下，更是在現代化創造的偉大力量(財力、技術和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繼擊 敗丹麥、奧地利、法國，頂住俄羅斯在戰爭後期的壓力取得的。俾斯麥在德國的統一事 業中能取得成功，歸根到底是順應了現代化歷史的潮流。
三
如果說德國統一以前現代化與統一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更多地表現為現代化對 統一的決定作用，那麼在德國統一之後兩者之間的關系更主要地表現為統一對現代化的 反作用。德國的統一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的工業化。
(一)德國的統一是工業化所必要的政治先決條件，統一掃除了德意志經濟發展中的最 大障礙，加速形成統一的民族市場
德國的統一不僅把整個德意志的經濟緊緊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種經濟 民族主義。加入帝國的各邦在「自由貿易」和「關稅保護」的激烈競爭中，在統一帝國 的全力保護與支持下，它們的工業實力和作用大多在這場競爭中大為提高。全德在對外 貿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轉：1872年德國的對外貿易中，進口為32.62億馬克， 出口為23.21億馬克；到1880年，進口下降為28.3億馬克，而出口則上升為29.23億馬克 [10](第366頁)。如果說，政治上是普魯士領導了德國，那麼經濟上卻是普魯士「融化 」在統一的德國之中。統一成為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助力。這種具有統一價格、統一 法規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造成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容量。
(二)德國的統一，標志著普魯士道路的最終確立
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的完成，為經濟起飛打下雄厚的基礎。德國不同於英國，工業化 的過程不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相反是在工業現代化的基礎上，保護農業的發展，並 在工業革命中起相互促進的作用。「保護農業利益」雖然是為了照顧政權在握的容克階 級的利益，但農業和工業之間保持一種比較平衡的發展卻是德國經濟現代化的特點和優 點。統一國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義」的推行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講，統一對農業現 代化有著直接的影響。1879年俾斯麥承認對農業實行了保護關稅以抵抗大量穀物從東歐 和美國湧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關稅。在國家關稅的保護下德國的農業得到了 蓬勃發展。據統計，1870—1913年德國穀物產量由1500萬噸增至3100多萬噸。農業經濟 的發展給德國工業化的發展注入強烈的興奮劑，為發展工業提供了豐富的生活資料、生 產資料、原料、資金和充足的勞力。
(三)統一國家對經濟的保護或者說是干預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發展
德國此時的經濟在國際市場還遠未能與英國相抗衡，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更是 為了盡快提高其民族工業的競爭力，俾斯麥推行保護關稅政策，設立鐵路基金，確立鐵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首的銀行體系，進一步促進國內的經濟聯系和自由貿易，扶 持德國工業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麥出於國防上的考慮，把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 擴充軍備方面，特別是修築堡壘和發展與軍工生產有關的重工業部門。軍事交通運輸業 和軍火工業的膨脹又帶動了鋼鐵、機械、冶煉等一系列重工業部門的發展。德國的統一 大大加強了國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謂的「大陸政策」，營建起一種歐陸均勢防衛 體系。這樣就為德國的經濟起飛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爭得了20年和平發展的時 間。單就工業增長而言，統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長為2.7%；1870—1880年即達到 4.1%；1880—1890年為6.4%；1890—1900年為6.1%。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英法等國，僅 次於美國[11](第110頁)。世界歷史表明國家權力並不一定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但應當 承認，19世紀後30年的德國，國家利用統一的有利條件，利用來自人民復興國家的民族 意識，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進了德國的現代化。
(四)德國的統一有助於教育、科技的發展，從精神上保證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快速進程
德國統一後，俾斯麥政府加強對教育的控制，頒布了一系列帝國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實行強制義務教育制。這使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養大為改善。 全德文盲率從1841年的9.3%，下降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這個基礎上，調整了中等學校的體制，大力開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機構。這所有的一切如果沒有國家的統一籌備是無法想像的。在 國家的大力建設下，德國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科研的發展直接帶動了技術的 進步，而且德國人更善於把科研成果應用於生產、轉化為生產力。科技人員與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當代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卡洛•M•奇波拉對此 作了這樣的評論：「正是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使德國工業比英國和美國 工業進展更快。」[12](第194頁)關於德國統一和重視科技教育同德國經濟現代化之間 的關系，在1904年德國鋼鐵廠職工聯合會慶祝大會上主持者不無自豪和自負的演說中得 到明示，他說，德國鋼鐵工業的輝煌發展可以「溯源於一種旺盛的事業心，在政治統一 後它鼓舞我們整個祖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們的鋼鐵工業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礙作用，……我們鋼鐵工業早就達到這個階段了」[13](P.468) 。<BR< p>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統一後的德國，在19世紀後半期，出現了歷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驚異的經濟轉變。在大約30年時間內，德國經歷了英國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業 革命，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後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
德國的統一不僅大大促進了德國的經濟現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政治 現代化。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始於184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這次革命中召開的全德國民 議會中誕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聯邦政府和制訂了德意志帝國憲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國憲法獲得通過。該憲法是德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民主的一部憲法， 它是德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構建的新的國家嘗試。然而，由於當時德國還處 於四分五裂之中，資產階級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魯士還不足以克服奧地利的阻礙，這部 憲法成了一紙空文。然而，在德國統一進程中誕生的這部憲法對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影響 頗大，它是民主政體精神的「發源地」，為魏瑪共和國憲法所直接繼承。
德國的統一使新憲法的制定和推行成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麥親自領導制訂的 帝國憲法，在新選出的德意志帝國議會上原樣通過。就本質而論，帝國憲法是俾斯麥的 傑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聯邦憲法適用於整個德意志帝國。根據憲法，帝國的主權 屬於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是帝國最重要的機構，掌握國家權力。普魯 士國王是世襲的德意志帝國皇帝。在國際法上他代表這個新的國家，有權宣戰、媾和、 結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員，也可免除他們的職務。皇帝還 有軍隊統率權，召集立法機構開會或宣布解散的權力，法律由皇帝簽署並頒布。皇帝以 下設帝國宰相，由普魯士首相兼任，具體負責領導帝國事務，然而他並不對議會負責， 只對皇帝負責。帝國議會是人民的代表機構，但實際權力很小。它沒有一個對它負責的 政府，所以有人說帝國議會只能發表「獨白」[14](P.176)。
和法蘭克福時期的憲法相反，俾斯麥的帝國憲法是君主立憲的聯邦制憲法，它謀求強 大的中央集權。基於該憲法原則建立起來的統一的德國依靠其強大的中央集權進一步鞏 固了統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義的傾向都來得優越[8](第156頁)，並為資產階級謀得了 巨大的國內外經濟利益。然而，這種在「自上而下」統一促成下的政治現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魯士的印記。德國普魯士風格的君主立憲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實權，直接行使統 治權，它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有著重大的區別，成為近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普魯士式君主 立憲制模式。德意志帝國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魯士，即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 雜著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來保衛的、軍 事專制制度的國家」[15](第23頁)。
不可否認，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現代化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關系在雙方的 實現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德國的統一是德國現代化的產物，沒有德國的現代化就 沒有德國的統一；德國的統一一方面成為德國現代化的動因，另一方面又為德國的現代 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成為現代化的強大助力。統一的現代化的德意志帝國終於於19世 紀後期威廉二世皇帝時代崛起於歐洲的心臟。然而歷史表明，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 化存在著自身的特點或者說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那麼，這種弊病可否在德國的統一和 德國現代化進程及兩者相互的關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筆者認為可以。其一，現代化促成的統一使德國在民族問題上留下了後遺症。德國的 統一是在容克貴族領導下的現代化強制力(更是經濟力)作用下實現的，然而這種容克可 以控制的強制力量，只能把奧地利排除在外，實現小德意志地區的統一。一方面，周邊 大國英、法、俄決不允許在歐洲的心臟出現一個南抵地中海、北達波羅的海的統一的德 國，而普魯士顯然沒有力量對抗這三個隨時可能結盟干涉的國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採取「大德意志方案」，那麼就意味著向哈布斯堡統治下的奧地利擴張，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亞人的強烈反對，也會受到在奧地利處於統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對。 即使普魯士將整個奧地利置於統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動搖。俾斯麥選擇了現實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統一了德國，然而不得不把奧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這 就使以俾斯麥為代表的容克階級陷入了兩難境地：要麼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統一旗幟象徵 而失去領導德意志的資格，要麼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從而使容克無力控制局面。 為了證明容克統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舉德國民族沙文主義的旗幟走上了侵略擴張的 道路。
其二，德國實現統一所依靠的力量和採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義深深地打上了普魯 士的烙印。統一以後，德國民族主義在普魯士封建的、軍國主義傳統的影響、滲透下惡 性發展，並隨著德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擴張力的急速膨脹而於19世紀末發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義。德國統治集團利用各種教育機構向國民灌輸民族沙文主義。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發表演講，要求學校培養「年輕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並要求學校「 向社會民主主義作戰」[16](第315頁)。壟斷集團也積極製造輿論、籌建組織，宣揚民 族沙文主義。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協會」，1894年的「德意志東部邊疆協會」， 1898年的「德意志海軍協會」和1904年的「反社會民主黨帝國協會」等組織公開為德國 民族沙文主義搖旗吶喊。這種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義與在德國統一後復活了的中世紀德 意志大統主義相結合，隨著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擴軍備戰而迅速膨脹起來 ，並為威廉時代的軍國主義政策提供意識形態的根據和自我辯護的理由，成為統治者推 行侵略擴張主義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