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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住在德國哪個城市

發布時間:2022-08-18 00:21:11

1. 季羨林的資料

季羨林,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 季羨林,1911年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並入臨清市)。曾在濟南三合街小學、濟南一中、山東大學就學。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 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他先後擔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著作已經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有24卷,內容包括印度古代語言、中印文化關系、印度歷史與文化、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糖史、葉火羅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與其他語種文學作品的翻譯。 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一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一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季羨林自1946年從德國回國,受聘北京大學,創建東方語文系,開拓中國東方學學術園地。在佛典語言、中印文化關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領域,創獲良多、著作等身,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中國東方學有季羨林這樣一位學術大師,實為中國東方學之福祉。

2. 季羨林在德國的故事

1、一字不改的真性情

「媽的,這些混蛋教授,沒做什麼有意義的事!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氣, 還整天考, 不是你考, 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麼東西?「看了這幾句話,大家會想,這又是哪個不成器的頑皮學生被考試所逼發出的憤怒呼聲吧。錯了,事實上,這段話來自己故國學大師季羨林。 1934年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所寫的日記中的一部分。

2003年, 遼寧美術出版社決定把季羨林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寫的日記出版,當時,針對這段話,編輯曾向季羨林提出「做適當刪減」, 季羨蘊林堅決不同意, 他的意見是:一字不改。

「我考慮了一下,決定不刪,一仍其舊,一句話也沒有刪。我七十年前不是聖人, 今天不是聖人, 將來也不會成為聖人。我不想到孔廟里去陪著吃冷豬肉。我把自己活脫脫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就因為這樣,我們大家才有幸目睹了季羨林在清華園學習時的「原生態」的青春記錄。

2、用最便宜飯菜充飢

這一年,德國的冬天格外的冷。柏林一所大學食堂的廚師們卻發現最近出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絕大多數學生每到吃飯的時候都迫不及待地趕到食堂的窗口打飯,以免來晚了吃不到熱菜熱飯,可是有一個瘦弱的中國男孩卻總是最後一個到食堂,然後買最便宜的飯菜,獨自坐讀、一邊咀嚼。

時間一長, 熱心的廚師們就和這個名叫季羨林的年輕人成了好朋友。 這時,大家才知道季羨林生活窘迫,所以自尊心極強的他不得不避開用餐的高峰,選擇在沒人的時候用最便宜的飯菜充飢。

說這些話的時候,季羨林的臉上始終帶著平淡的笑容,好心的廚師們聽完之後,鼻子有些發酸,大家都被這個年輕人的堅韌打動了,紛紛出謀劃策,讓他在大學外找一些兼職來做,這樣一來就可以大大緩解他的經濟壓力了。

沒想到季羨林苦笑著搖搖頭說道:「我兼職打工,的確可以讓自己的生活過得舒服一些,但是我的祖國現在貧弱異常,她需要的是我們這些學子更快更多地學到能讓國家富強的技術和知識。不去打工,只是我自己生活拮據,卻能盡快地學到更多有用的知識,從而盡早回國盡力。」

聽了季羨林的話,大家都沉默了。在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食堂的廚師們總是盡量多地給這個堅強的中國男孩留一些熱菜,然後看著他一邊吃飯一邊埋頭苦讀。

3、沒有創見別寫論文

季羨林《我的治學之道》演講:1936年,我師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第四個學期念完,我開始慢慢寫論文。過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終於寫成了一篇,相當長,費了一番心血,自我感覺良好。

可當教授在研究所內把文章退還給我時,裡面沒有任何改動;只是在第一行第一個字前面畫上了一個前括弧,在最後一行最後一個字後面劃上了一個後括弧。整篇文章就讓一個括弧括了起來,意思是說全不要了。這真是「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掉了。我彷彿當頭挨了一棒。

這時候教授才慢慢地開了口:「你的文章費勁很大,引書不少。但是,根本沒有自己的創見。看上去面面俱到,實際上毫無價值。」這是我—生第一次受到劇烈的打擊。然而,它使我終生頭腦能夠比較清醒。沒有創見,不要寫文章,否則就是浪費紙張。

4、她等待季羨林一生

1935年,季羨林來到德國格廷根大學留學,房東女兒名叫伊姆加,時年二十三歲。1937年,季羨林開始寫博士論文。論文在交給教授之前必須列印成稿,這可難住了季羨林,因他買不起打字機,更不會打字。

幾天後,伊姆加德首次造訪季羨林:「我父親的工廠淘汰了一部打字機,而我正好想練習打字。」季羨林高興得跳了起來,他窘迫地問:「你不會要很高的報酬吧?我可是個窮學生。」伊姆加德笑了:「我要的報酬,是讓你陪我走遍格廷根。」

接下來的四年,季羨林在伊姆加德幫助下完成了數百萬字的論文集。一天,兩人相約去森林咖啡屋,伊姆加德突然問季羨林:「當我們七十歲時,你還會帶我來喝咖啡嗎?」季羨林立即明白了對方的愛意,低頭不語。

經過無數次痛苦的思量後,季羨林作出了選擇——回到中國去。那天凌晨三點,論文終於打完了,季羨林對伊姆加德說:「累了吧,讓我幫你揉揉肩。」他按在她雙肩的手有些顫抖:「我要離開了。我的祖國需要我。」

伊姆加德哭著央求:「留在這里好嗎?我也需要你!」季羨林仰起臉不讓淚水流出來,他痛苦地搖了搖頭:「我要回到祖國去。將來,一定會有一個比我更好的呵護你一生的男子出現的。」伊姆加德沒有再說什麼,然後在論文稿的最後打上了一行字:「一路平安!請不要忘記。」

2000年,一位女導演在拍攝季羨林傳記片時,專程前往格廷根打聽伊姆加德的下落。依然是那個地址,開門的是一位滿頭銀發的婦人。她笑盈盈地向來客問好。女導演激動地問:「還記得六十多年前那個中國留學生嗎?」

她遲疑片刻,潸然落淚:「是季羨林吧,我一直在等他。他還好嗎?」得知季羨林尚在人問,而且是德高望重的國學大師時,伊姆加德欣慰地笑了:「我一直在等他回來,我的手指依然勤快靈活呢,我還能打字!」

5、講誠信千里寄條幅

有一次,還在上大學的李里前去拜訪季羨林,請求解答學問上的問題。上了樓,敲門,正是季羨林開的門。季羨林熱情地說:「快進屋裡坐。「季羨林的房子里到處都是書,滿滿當當。季羨林挪開書,才騰出一個位置,叫李里坐下。

來見季羨林之前,李里拜訪了老作家孫犁,孫犁在李里事先准備好的條幅上題了字。談話臨近束,他也請求季羨林題字,給自己留個紀念。季羨林爽快地答應了。

正在這時,有人來敲門,說:「下午開會!」這時,電話鈴也響了,忙中出錯,季羨林竟然將題字寫在了孫犁題字的背面。季羨林發現後,十分自責:「這樣吧,我隨後用毛筆寫個條幅寄給你,怎麼樣?」李里連連點頭離開。

後來,李里並沒有抱多大的希望,因為季羨林很忙,說不定時間一長就忘了。可是,他回重慶後,就收到了季羨林從千里之外寄來的條幅,上面寫著:「做好學問大有可為!」李里感動萬分。

3. 季羨林在德國留學的資料

滿意回答
季羨林先生從1935年到1945年留學德國,在哥廷根大學演習梵文、吐火羅文等古代語言。他在《留德十年》一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憶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艱辛學習和生活經歷,見證了納粹從猖獗到覆滅的過程。

我初到德國的時候,供應十足充裕,要什麼有什麼,根本不知飢餓為何物。但是,法西斯頭子侵略成性,他們早就揚言:「要大炮,不要奶油。」大概從1937年開始,逐漸實行了食品配給制度。最初限量的就是奶油,以後接著是肉類,最後是麵包和土豆。到了1939年,希特勒悍然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人的腰帶就一緊再緊了。口號得到了完滿實現。

我們中國人本來吃肉不多,我們所謂「主食」實際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黃油從前我們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國人開始沉不住氣的時候,我還優哉游哉,處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麵包和土豆限量供應的時候,我才感到有點不妙了。麵包少且不說,實質更可怕。完全不知道裡面摻了什麼東西。有人說是魚粉,無從否認或證實。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製造氣體。

時間到了1945年春末,戰局急轉直下。德國方面已經談不到什麼抵抗,只有招架之功,連還手之力也沒有了。一天24小時,都是警報期。但是,從表面上看起來,老百姓並沒有驚慌失措,他們還是相當沉著的,只是顯然有點麻木。

在無言中,他們似乎在等待著什麼。

他們等待的事情果然到了。為了保存當時的真實情況,我乾脆抄當時的兩篇日記。

1945年4月7日

早晨起來,吃過早點,進城去,想買一個麵包。走了幾家麵包店,都沒有。後來終於在擁擠之餘在一家買到了。天空里盤旋著英美的偵察機。吃過午飯,又來了警報,就出去向那Pilzkeller(培植蘑菇的山洞)跑……一直等到5點多,覺得不會再有什麼事情了,才慢慢回家。剛坐下不久,就聽到飛機聲,趕快向樓下跑,終於跑到那Pilzkeller。仍然是一批批炸彈向城裡丟。我們所怕的Grossangriff(大攻擊)終於來了。好久以後,外面靜下來。我們出來,看到西城車站一帶大火,濃煙直升入天空。8點前回到家來。吃過晚飯,在黑暗裡坐了半天,心裡極度不安,像熱鍋上的螞蟻,終於還是帶了東西,上山到那Pilzkeller去。

1945年4月8日

Keller里非常冷,圍了毯子,坐在那裡,只是睡不著。我心裡很奇怪,為什麼有這樣許多人在裡面,而且接二連三地往裡擠。後來聽說,黨部已經布告,婦孺都要離開哥廷根。我心裡一驚,當然更不會再睡著了。好歹盼到天明,倉促回家吃了點東西,往Keller里搬了一批書,又回去。遠處炮聲響得厲害。Keller里已經亂成一團。有的說,德國軍隊要守哥城;有的說,哥城預備投降。驀地城裡響起了五分鍾長的警笛,我心裡又一驚,自己的命運同哥城的命運,就要在短期內決定了,炮聲也覺得挨近了。Keller前面倉皇跑著德國打散的軍隊。隔了好久,外面忽然靜下來。有的人出去看,已經看到美國坦克車。裡面更亂了,誰都不敢出來,怕美國兵開槍。結果我同一位德國太太出來,找到一個美國兵,告訴他這情形。回去通知大家,才陸續出來。我心裡很高興,自己不能制止自己了,跑到一個坦克車前面,同美國兵聊起來。我忘記了這還是戰爭狀態,炮口對著我。回到家已經3點了。……不久以綱帶了太太同小孩子來。他們的房子被美國兵占據了。同他們談了談,心裡亂成一團,又快樂,又興奮,說不出應該怎麼樣。哥廷根就這樣被解放了。
注:本人也在德國念的書

4. 季羨林簡介

季羨林,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1911年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並入臨清市)。1946年,他由德國留學回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其著作已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長年任教北大,在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佛教學、印度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研究翻譯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的多部經典,現在即使在病房每天還堅持讀書寫作。

季羨林先生為人所敬仰,不僅因為他的學識,還因為他的品格。他說: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丟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間偷偷地翻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雜憶》一書,凝結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書,不僅是老先生個人一生的寫照,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歷程的反映。季羨林先生備受關注的《病榻雜記》近日公開發行。在書中,季羨林先生用通達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頭上的「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這三項桂冠的,他表示:「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本報特摘錄幾段季老的文字,看看這位96歲高齡的老人是如何對待罩在自己頭頂的燦爛光環的——

圖為季羨林和他心愛的貓。(資料照片)

■一辭「國學大師」

「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

現在在某些比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頭頂上也出現「國學大師」這一燦爛輝煌的光環。這並非無中生有,其中有一段歷史淵源。

約摸十幾二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建設方面也相應地活躍起來。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北京大學大講堂里開了一個什麼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當時主席台上共坐著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說了些什麼話,現在已忘得乾乾凈凈。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後,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

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

■二辭「學界泰斗」

「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裡講起呢?」

這要分兩層來講:一個是教育界,一個是人文社會科學界。

先要弄清楚什麼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兩者都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東西。

光談教育界。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10年,在國內57年。人們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閑,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況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裡講起呢?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說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說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裡講起呢?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學界(術)泰斗」的桂冠摘下來。

■三辭「國寶」

「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13億『國寶』嗎?」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它是當之無愧的。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並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13億「國寶」嗎?

這種事情,痴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寶」的桂冠摘下來。

季羨林,生於1911年,山東清平(今臨清)縣人。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梵文、巴利文專家,作家。對印度語文文學歷史的研究建樹頗多。

1930年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赴德國留學。曾師從印度學家E.瓦爾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語言。1941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曾師從語言學家E.西克研究吐火羅語。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外國語言文學評議組組長、第二屆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會長、第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常務委員、《中國大網路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和《語言文字卷》編輯委員會主任等等。其學術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對中世紀印歐語言的研究上頗多建樹。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並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一)、《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等。作為文學翻譯家,他的譯著主要有:《沙恭達羅》(1956年)、《五卷書》(1959年)、《優哩婆濕》(1959年)、《羅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等。作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潤集》(1981年)、《季羨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雜憶》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讀書。 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附設新育小學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 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35年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兩年 。季羨林被錄取,隨即到德國。在柏林,和喬冠華同游。10月,抵哥廷根,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學,"我夢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個夢。」(《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 4O多堂課,學習了異常復雜的全部梵文文法。接著部分著作年輕時的季羨林 讀梵文原著,第5學期讀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第6學期准備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飢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 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里,幻出母親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土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被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先後出版的德文中譯本有德國《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1955 年),梵文文學作品中譯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達羅》(劇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優哩婆濕》(劇本,1962年)等,學術著作有《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1957年)、《印度簡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1978年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70年代後期以來擔任的學術回體職務有: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雜憶》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認為"這是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
開放分類:
文學、人物、國學、作家、詩人

5. 季羨林在德國時的相關資料

季羨林,字希逋,又字齊奘。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他精通12國語言。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1911年8月6日出生於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梵文、巴利文專家,作家。對印度語文文學歷史的研究建樹頗多。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

6. 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德國的情況

季羨林先生從1935年到1945年留學德國

他去的那陣,德國正在瘋狂備戰,差不多每年都去打一打鄰國。每天報紙上登的都是鄰國在挑釁、德國在哭泣、不得不反擊之類的新聞,四周的人們也都群情激奮,要自強要反抗雲雲。在這種環境下,季羨林一開始還真有點兒信。
不只季羨林不驚詫,德國人誰也不緊張。季羨林的解釋是:「司空見慣渾無事」。1941年6月22日,德軍坦克撕破蘇聯防線之時,季羨林和他的德國朋友平可斯、格洛斯一起去郊遊。整整一天,乘車坐船,漫步在曠野綠林中,步行了幾十公里,唱歌,拉手風琴,野餐,在燈火管制、街燈盡熄的情況下,在黑暗中摸索著走回了家。

季羨林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策源地,卻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大戰的開端,在他的生活中竟是這樣平淡無奇。

但是戰爭給季羨林的影響卻是他始料未及的。本來,季羨林學梵文和巴利文,老師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客觀而論,這位也挺牛。二戰爆發後不久,教授被征入伍。已經退休的西克教授吐火羅語的第一代解讀者,以垂暮之年,出山上課。

西克教授可不是吃閑飯的,第一次上課就鄭重地說:小季啊,我要把我這輩子最專長的學問,全部地、毫無保留地教給你,你可要好好學啊!什麼學問?《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就是非著名語言吐火羅語。就這樣,在瓦爾德施米特從軍期間,季羨林師從西克教授上課。「學習是順利的。」他後來寫道。

7. 季羨林簡介資料拜託

個人履歷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臨清市)康莊鎮,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讀書。 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附設新育小學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 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過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青年季羨林 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35年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3年 。季羨林被錄取,隨即到德國。在柏林和美國與喬冠華同游。10月,抵達哥廷根,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學,"我夢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個夢。」[1]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許能有所發現」。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1]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 40多堂課,季羨林學習異常勤奮。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季羨林在德國[1]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飢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 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里,幻出母親的面影"。[2] 1941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曾師從語言學家E.西克研究吐火羅語。 1945年10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士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 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 1978年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其著作已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溫家寶看望季羨林 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2009年07月11日八時五十分季羨林在北京301醫院因突發心臟病病逝。季老生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5次前往北京301醫院看望他。這五次探望的時間分別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3]。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羨林的骨灰在他的家鄉—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官莊村安葬。至此,季羨林先生實現了生前遺願—回到「母親身邊」。季羨林先生生前遺願將骨灰分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還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為季老生前跟好友約好要安葬在一起,「談一談生前不能談的問題」;而另外一部分,則由季承和家人一同帶回老家山東臨清,與季老的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

學術研究內容
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 1、印度古代語言研究: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准》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 2、佛教史研究: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尋出主要佛教經典的產生、演變、流傳過程,藉以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產生、流傳過程。 3、吐火羅語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劇本《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的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遊記》有些成分來源於印度的論證,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今譯》,並撰10萬字的《校注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6、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羅摩衍那》是即度兩大古代史詩之一,2萬余頌,譯成漢語有9萬余行,季羨林經過10年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較文學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導恢復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 8、東方文化研究:從80年代後期開始,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約500餘,800餘冊,預計15年完成。 9、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90年代,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 10、散文創作: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已有80餘萬字之多,鍾敬文在慶賀季羨林88歲米壽時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4]
重要學術論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季羨林就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回國後,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系史,發表了一系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季羨林讀書 《浮屠與佛》(1947),揭示梵語Buddha(佛陀)一詞在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浮屠」是源自一種古代俗語,譯作「佛」則是源自吐火羅語,從而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一詞的音譯略稱。這里順便指出,季羨林在1989年又寫了《再論浮屠與佛》,進一步論證漢文音譯「浮屠」源自大夏語。 《論梵文··td的音譯》(1948),揭示漢譯佛經中用來母字譯梵文的頂音·t和·d是經過了·l一個階段,而t··>·d>l這種語音轉變現象不屬於梵文,而屬於俗語。因此,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td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後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後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羨林的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季羨林也據此提醒國內運用音譯梵字研究中國古音的音韻學家,在進行「華梵對勘」時,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這個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系是「單向貿易」 (one-way-traffic)。季羨林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羨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5]
學術思想
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實,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一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一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學術任職
季羨林先生學術任職廣泛,曾任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8. 季羨林和德國的資料

1935年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3年 。季羨林被錄取,隨即到德國。在柏林和美國與喬冠華同游。10月,抵達哥廷根,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學,「我夢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個夢。」[1]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許能有所發現」。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1]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 40多堂課,季羨林學習異常勤奮。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季羨林在德國[1]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飢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里,幻出母親的面影」。[2]1941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曾師從語言學家E.西克研究吐火羅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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